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经济法分析:理论及实证的视角

————以“炒房热现象”为分析平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8 次 更新时间:2005-03-11 00: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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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振   袁建伟  

  

  【内容提要】一场由温州发源的、正席卷全国的、最终影响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大变局拉开了序幕。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是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研究今天的温商之繁荣,应参照中国古代的徽商之历史镜像,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在于可能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炒房热也会出现市场失灵,应引导它向正常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温州炒房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规律?

  ——它会不会重蹈中国古代曾经同样繁盛一时的徽商之覆辙?

  ——徽商会不会成为温州民间资本的历史镜像?

  ——变局是不是意味着结局?作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样板之一的温州资本,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它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写中国的民间资本格局?

  ——作为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该怎样对炒房热作出何种法律回应?

  ——对此,政府经济行为应遵循怎样的规制原则?

  ——……?等等,透过这些问号,我们将看到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资本怎样的深层动向?

  

  打个形象的比喻,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七伤拳”和“一阳指”,前者是一种危险的武功,既能伤人,也会伤己,而且会伤得极深(七脏俱伤);后者则是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于一点(指头上),以一点发力而致胜。温州民间资本倾尽全力向房地产市场进军,这到底是既伤人也最终伤己的“七伤拳”,还是全部功力集于一点之上的“一阳指”?

  

  理论解析:变局背后的深层是民间资本战略转移遭遇瓶颈

  

  温州商人的经商风格与广东商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十年前,当广东商人在深圳玩股票时,温州人不为所动,连近在家门口的上海股市里都难得见到温州人的身影。那时,温州人在埋头干实实在在的实业,从全国最大的水货制造基地到全国最大的精品制造大本营,温州商人的每一步都没离开轻工制造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实业。

  

  正是这种实打实的精神,造就了温州经济的一枝独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股市进入“冰河时代”,以玩股票而发家的广东等地的民间资本迅速缩水,而温州民间资本由于本来就与股票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受到中国股市波动的太大影响,仍然持续坚挺,并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超过了全国所有的其它地方。

  

  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温州炒房团”而不是“深圳炒房团”或“上海炒房团”之类。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这个股市低靡的时期,只有温州人手里还有大把大把的闲钱(闲置资本),而其它地方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缩水而手头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越来越难赚”,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游资去全国各地南征北战地炒房了。

  

  这不可避免地又牵扯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温州的这笔巨额民间资本为什么不继续投入到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中去?为什么不投向其它领域?为什么这么集中地把赌注几乎全押在了炒房上?

  

  要回答这连续的三个“为什么”,必须从经济学上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

  

  第一,若继续投向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由于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已达到近乎饱和,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达到了规模效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之后,再向轻工制造业扩大投资就显得失去了必要,已经不再符合经济原理。

  

  第二,若投向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则温州明显缺乏产业基础,不象东北那样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而且,由于国家现在实施“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温州在政策扶持上也无法与东北相比。这条路似乎行不通。

  

  第三,若投向高科技产业,则温州缺少足够的技术和人才。这条路好象也走不通。

  

  第四,若投向其它一些很具有吸引力的领域,在目前却恰恰又是民营资本限制进入的领域;即使现在国家的法律条文上已经允许民间资本“有限度地”进入这些领域,但也由于是刚刚放开,事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消除,离理想的自由状态仍差一大截。出于对自身投资安全的考虑,温州民间资本在目前的形势还没有彻底明朗之前,还不敢放胆把大笔的钱往这些领域投。所以,这条路也不能通罗马。

  

  ——条条道路都似乎无法最快、最便捷地通往罗马。但资本的天性就是“运动、运动、再运动,增值、增值、快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闲置的温州民间资本左冲右突地找出路,猛然间发现:投向房地产最安全、最快捷、最可行。因为炒房最适合温州人这样的民间投资者,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方式,做好了,利润可能远比其它领域高;即使做不好,至少还有几套房子在自己手中,不会象股票那样变成一堆废纸,况且转手脱身也容易得多。

  

  而且,炒房不受重工业基础、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人才供应等因素的限制,大钱小钱都能做,大的投资者可以买下整栋楼,小的投资者也有能力买两三套,十分灵活,船大船小都方便调头。

  

  于是,在遭遇了战略转移的瓶颈后,温州民间资本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地、另一方面又是“心甘情愿”地涌向了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之热潮。

  

  实证分析: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初现端倪

  

  温州人炒作房地产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人几乎挨家挨户盖起了新楼房,当时盖新楼房主要是满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已不满足一家一幢楼房的居住水平,又开始疯狂地建新房或购买商品房,当时一些有钱人家一户至少拥有3-4套房子。这样超常的购买力导致当地房价几年来一路攀升,至今房价仍居高不下。目前温州一般地段的房地产每平方米均价大约在6000-7000元左右,这样的房价对一个地级城市来说算是天价了。温州人炒房也促成了当地房地产公司的发展,现在温州有4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地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国内是罕见的。

  

  然而,房地产作为一种带有“天然垄断性”的稀缺资源,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本之追逐,于是,当温州本地的房地产被炒完之后,财大气粗的温州民间资本把触角伸向了外地。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繁华、也是离温州最近的超级大都市,当仁不让地成了温州炒房团向外省市扩张的第一站。2001年8月18日,一个由157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进上海,3天就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砸向了上海楼市。这批人后来被认为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批专门真正意义上的炒家。根据温州驻上海的商会统计,现在大约有2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注入了上海的楼市。上海房价近几年一路飙升,给温州炒房者带来了超过20%的投资回报率。[1]

  

  到了2002年,温州炒房团的队伍进一步养大,并开始迅速走向全国各地的其它省会级城市。比如,当年9月,40个浙江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

  

  2003年,温州炒房热不再仅仅局限于省会级城市,还传染到了二级、三级城市。当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 10月,40多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青岛的半岛都市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报道,标题就是“温州人花千万元买走青岛一条街”。12月,上海最大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被温州民营企业飞洲集团正式炒走,金额为7亿元。[2]

  

  进入2004年以来,温州炒房热进一步升温,已经成了比“禽流感”还流行的“钱流感”,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形象地指出:“温州现在已经不能再叫‘温’州了,在越来越热的炒房热浪的推动下,它已经成了中国目前最烫手的资本‘热’州了”。比如,今年元旦,仅仅通过一次温州房地产交易会,炒房的成交金额就高达14.6个亿。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会上,来自温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房地产“游资”对博览会进行了一次扫荡,导致蓉城住宅价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当地的多名专家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为防范和阻击楼市风险做好准备”的提案。

  

  目前,温州专业的(注意:是专业的)炒房队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个专业的炒房者能带动周围的20—40个普通炒房者,按1人带30人来计算,也高达15万人!15万人的温州炒房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据测算,温州有高达1500亿的资金在全国各地炒房!

  

  炒房已经成为目前温州的第一产业。温州民间资本开始了乾坤大挪移。

  

  现状冷思:变局中的危险变量

  

  在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区域经济版图中,温州是发展最稳健的一个。如果把各地民间经济的相互竞争比作一个大的演武场,温商、粤商、沪商、鲁商、汉商等等就是华山论剑的各大门派,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光明顶”上各自施展绝招,一争高下。温州人现在的疯狂炒房热就象金毛狮王谢逊练的一种奇怪武功“七伤拳”,它既能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击中敌人会令其“七脏俱伤”,但同时也会伤害自身,严重时会导致自己也“七脏俱伤”,故名“七伤拳”。

  

  拿出1500多亿的钱来在全国各地疯狂炒房,这既能在短期内为温州商人带来大笔利润,也会伤害其自身的元气,就象七伤拳一样。

  其一,缺乏经济学上的前提条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温州人在外地炒房几乎全部是为了投资,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说,他们买房子只是手段,而获利却是终极目标。众所周知,投资型的房地产的获利途径只有两条: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过比较丰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资逐步收回来,然后再实现盈利。二是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再卖出去,在低进高出之间赚取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利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途径要想顺利运作,首先要满足一个经济学上的假设,即:必须有足够繁荣的房屋出租市场和二手房转让市场,才能承担得起温州人的这种炒房运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无法自由运输的典型不动产,这一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当地消化,也就是租给当地人或转卖给当地人。中国社科院朱广新博士说,如果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转卖价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则就意味着温州人炒下的这些房地产将不能预期变现成高额回报,将会出现消化不良,只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一点,在二线城市(地市级城市)和三线城市(县级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据悉,已经有不少在二三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兵败而归,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二手房的转卖价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一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要幸运得多,在这些城市炒房虽然买入价远比二三线城市高,但由于当地人的经济能力本身就很强,可以比较顺利地消化掉温州人炒下来的那些房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将继续成为温州炒房团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线城市炒房淘金似乎还显得过于超前,除非有胆量和实力做好10年之内不见明显回报的打算。

  

  其二,温州本地将会因为巨额资本都投进了外地炒房之中而失去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与其它地区相比,温州商人的勤恳是最令人敬佩的,早在80年代,其它地区的人们还在固守“穷死不经商、饿死不离乡”的小农习气时,勤劳且有眼光的温州人就不畏艰辛地到全国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小生意,温州人也做得有声有色,最典型的当数席卷全国的温州发廊热——连开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都做成了中国改革之后最成功的、最早的一个名牌效应,温州人经商的天赋由此可见一斑。

  

  告别了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之后,温州人又专心于做轻工制造业,也做得十分成功。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温州人的经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炒房热形成之前的阶段,是温州人通过一点一点的辛勤劳动而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二是炒房热形成之后的阶段,富裕之后的温州人大部分以炒房作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而众所周知,靠炒房地产吃饭是典型的食利阶层的生财方式之一。

  

  因此,正如清华大学的曹治国博士所说,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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