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境:占有制度溯源与现代民法之借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3-01-05 11: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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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境  

  

  内容提要: 民法上的占有制度具有罗马法、日耳曼法“混合体”的特点。罗马法在占有与所有权关系的基础上,将占有作为财产法的补充及调和性制度,从占有心素构成入手,通过“诚信”、“善意”将道德因素引入占有制度,并通过占有保护方式上的多变性,满足罗马人基于物尽其用的公共政策及稳定社会制度的需要。日耳曼法以利用为核心的占有观念,由此形成多重占有以及由此导致财产交易方式上的特点,“以手护手”制度由此形成并成为现代民法交易制度的基石。占有溯源对于明晰我国物权法有关占有的种类及保护方法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该制度及法的价值追求进行背景性解读及分析。

  关键词: 占有;罗马法;日耳曼法;善意;取得时效

  

  一、占有制度溯源的实践价值与路径

  

  我国《物权法》专章规定了占有,将占有区分为善意占有、恶意占有,有权占有、无权占有等,并确认了占有的物权保护方法及债权保护方法。对此,理论上存有疑问:具备何种特征的自然事实会与法律规范竞合成为法律事实?虽有学者认同占有性质为法益的观点,并进而认为“要从根本上保护法益享有人,唯有赋予法益享有人保护请求权才能真正起到私法救济的功效,”[1]但对于占有为什么能成为侵权行为法的客体而适用债权保护方法并无理论上的诠释。以善意取得和取得实效制度为例,法律牺牲一种权利保护另一种利益合理性何在?法律又是如何完成这一利益衡平的设计并对之进行理论说明的?实务中也很难把握占有的保护方法的适用,以及善意、恶意的区分在占有保护上的不同。目前基于债权、物权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占有,在现有相关制度中有法律规范可循的情况下,《物权法》单设一编并专章规定占有的意义何在?在实践中又如何掌握这一法律制度的运用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通过对占有制度溯源的方法寻找答案不失为可取的路径。

  谈及占有,学者几乎都要将该制度追溯到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因二者对占有制度确立的背景及观念上的差异,使占有在诸多学说及争议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复杂。大陆法系占有制度以德国为典型,“现行德国民法兼采罗马法上的possessio与日尔曼法上的Gewere,创造了混合的占有制度,大体言之,以日尔曼法上的Gewere较占优势”[2]。可见,日尔曼法之Gewere在占有制度历史演进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近现代占有制度中的权利推定、重叠的占有(如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及善意取得制度等,都是继受日尔曼法Gewere的结果。另外,近现代的登记制度也与日尔曼法的占有制度有密切的关联[3]。大陆法系在遵循罗马法传统完成法律制度构建同时,也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对某些制度进行了改进,这往往取决于特定时期的价值选择,占有则突出地体现了民法的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特点。当立法者利用占有这一工具去调和利益冲突,赋予占有公示公信力的同时也赋予了不法者骗取利益的道具,这就需要以占有的特征、性质去解释其合理性。如果仅仅出于交易安全的需要,对动产公示方法,我们选择的绝不是占有!因为,“占有之事实状态作为昭示物权的方式相当不可靠”[4],这一点,日耳曼法和罗马法所有权转让之“程式”[5]就是历史的回答。是什么让我们作了这样的选择?漫长的历史演进很难以“因为”作答。欲完成某一制度构建,既要考察现实需要,又要追踪历史发展足迹,寻找一个准确的立足点,完成其合理性、现实性、自洽性、缜密性的理论架构,并使其能真正地融入现实生活。

  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论是空幻的,还是应世的,无不来源于自身意识及社会生活的经验。所谓超验也是遵循历史足迹,对某种现象的抽象、完善、缜密化。因此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时,终须从类似的历史解答中寻找出路,经过一定程度上方法的变异运用于现实,其途径就是探寻历史上观念的成因,并寻找对现实问题的参考性求解。

  

  二、占有制度在罗马法上的追溯

  

  在近代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士的民法典中,均设有占有的章节或条款,其所有权的定义中并不包括占有。我国《物权法》也遵循此体例,第五编第十九章规定了占有,且未包括在所有权一章。而《苏俄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中的所有权包括占有,是以“占有”为基础的。[6]1996年生效的《越南民法典》关于所有权的相关条款中,所有权可包括“占有”,也可不包括“占有”。尽管上述各国民法典之占有立法(理论)都是以罗马法为基础,但在占有与所有权之关系及占有在民法体系中的位置这一问题上,近代各国立法仍各取其一端,反映了不同的立法(理论)取向。后世学者对占有的研究及对占有基本理论的认识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占有的性质、成立条件、占有令状的起源和存在的理由、占有令状的种类等的认识方面,尤其是罗马法占有制度中诚信及善意的特质对后世民法的影响巨大。

  (一)罗马法占有观念背景考察

  对罗马法占有的考察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把不同时代的不同事物加以重叠,是对习惯法的汇编,是“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渊源”。[7]《十二铜表法》尽管未对占有予以定义,但从其有关所有权及占有的规定中,可以反映出早期罗马法关于占有的概念:其第六表就定为“所有权和占有”,共11条,第三条为“占有土地的时效为二年,其他一切物品则为一年”;第四条“不愿意确定丈夫对自己有支配权的妇女,每年应离开其家三夜,因而中断占有的一年时效”。[8]这是对占有时效的规定。另在第七表“土地和房屋(相邻关系)”、第八表“私犯”及第十二表中均有对占有的规定,都是指对物予以实际的控制。[9]

  《十二铜表法》将占有与所有权分别做出规定,而且占有同样适用于财产与妇女,这和罗马法上占有观念背景是一脉相承的。罗马法原则上不承认独立的财产概念,所有的财产都是家长的权利,融人家长权的支配领域,而财产只不过是家长的人格属性。所以,罗马法上的财产权是围绕家长权设定的:妇女可被视为物品归属于丈夫,丈夫又依附于家父(家长权)。于是,早期罗马法对于婚姻制度与财产制度同等对待,都适用占有法则。在罗马法中,已出嫁的妇女要服从丈夫的权力,这种服从成为“归顺夫权”。“归顺夫权”通过“祭祀婚”或“买卖婚”的仪式进行,或者通过“时效婚”实现。如果在丈夫家居住一年以上,妇女就通过时效取得了夫权,这和通过占有取得所有权和他物权的时效属于同一制度。所以根据《十二铜表法》第3、4条规定,除了取得土地以外,其他一切物品(包括妇女)的取得时效均为一年;如果离开夫家三夜,就发生时效中断,“归顺夫权”要重新计算。[10]

  在罗马时代,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物质财富需求的增长、新疆域的开拓、荒地的开垦、地下埋葬物的发现和动物的驯养等占有行为频繁发生,先占成为人们取得财富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人们先是基于习惯确定占有人或先占人的利益,后来逐渐演进为习惯法。早期罗马法创设了占有制度,直接赋予占有相应的法律效果,使得占有成为所有权的基础,如先占、交付、取得时效等。另一方面,人们观念中产生了“私”的意识,以及伴随而来的所有权制度甚至整个物权体系,使私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模式得以形成,但当时还存在大量尚未开采的荒地及新的物产生,尤其是一些土地不能作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于是占有也就成为所有权的补充。当然,占有之所以能获得习惯法上的认可,也因为其自然属性。当鲁滨逊漂流到无人居住的荒岛上为了生存而攫取食物的时候,似乎并无占有必要。但当荒岛上又出现了其他人,鲁滨逊生活在人际关系中时,占有关系确有必要确立并自然具有了独占性和排他性,亦即事实上的支配力,他与其他人之间就形成占有关系。

  在以物为媒介形成的人际关系中,占有是人为生存而进行的客观的、实在的经济行为,即主体使一定数量、一定种类的物处在自己意志的专有领域之内,使物具有独占性、绝对性,这是主体进行物质生产、满足需要的必要前提和必需的行为。正如意大利学者在介绍所有权的产生时提到的:“从很早的时代就开始出现和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利用为目的实现对物的拥有和支配的观念”[11],这里实际上指的就是占有。有学者提出,“罗马人对于物的私有财产权也是由对土地的自然占有开始的,但这种权利本身不是产生自然占有的原因,相反,倒是法律保护自然占有的结果”[12]。由此可以看出,占有首先是一个自然事实,但哪些自然事实会转化为法律事实,完全是立法者基于现实需要进行的选择,无非就是如何为其穿上合适的“外衣”。罗马法上占有制度的发展即是明证。

  罗马法时代是私有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自然占有逐渐被所有权固定下来成为私有财产。同时,对于那些不能作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占有成为规范私有制的工具,用来解释一些尚未被确为私权但要由法律进行保护的社会关系,占有人因对物具有事实上的支配力受到占有令状的保护。这些不能作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主要是指土地,所以就在土地上出现了各种以占有关系调整的财产关系:公有地占有与恩惠占有[13],永佃权人之占有与“赋税田占有”混合[14],地上权人之占有[15]。

  随着罗马法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所有权的概念逐渐确立了,占有制度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向体系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由于所有权以外,他物权的行使也可能具有外部表现的事实,大法官开始仿照保护占有的办法来保护这些他物权对应的事实状态,以上三种占有就成为与几种他物权分别对应的占有。在帝政时期,占有成为物法的一个特殊分支,用益权人一方面是用益物的持有人,同时也是用益权的占有人。这就使得在财产法之事实关系领域出现了与物权体系相平行的状态,古罗马法是以法律直接赋予的方式给予用益权人以占有保护。法学家根据上述事实,创设了与地役权对应的“准占有(quasi possessio)”或“权利占有(possessio iuris)”的概念。

  至此,与罗马法中完整的财产权权利体系(如所有权、他物权和准物权)对应,占有的事实关系体系建立并完善起来,即占有、准占有、权利占有。“后两种形式反映的是物权向所有权的扩张,它们意味着占有概念在优士丁尼法中发生了不太适当的变化,并采用了含混的术语”[16]。“至于永租权和典质权,罗马人从实际出发允许权利人占有,所以不适用准占有的办法”[17]。对此,王泽鉴先生具体地解释道:“在罗马法,交易观念认为对租赁物行使管领力的,不是承租人,而为出租人,故将possessio归于出租人,由其享有占有利益”。[18]由此可见,罗马法学家一方面以占有制度调整社会关系适应当时社会需求,同时也根据人们的交易观念调整占有制度以顺应现实生活。

  (二)罗马法占有制度的演变

  从罗马法的占有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从占有到物权的过程,实则为从对物单纯的事实利用形态向抽象的法律利用形态的演进过程;前者是以人类对物的需求、利用为核心形成事实状态,后者则是以归属为核心以利用为手段建立的法律关系。在整个财产关系中,占有是人类基于本能形成的一系列规则,物权法只不过是在占有的基础上,以权利为工具,对占有体系进行的理性化、逻辑化的整理与建构。事实上,如果没有私有制度的形成,没有形成一系列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自然占有将永远是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习惯法则。正因为私的财产制度及一系列服务于这一制度的法律规则的建立,人类先法权时代的占有关系被打破,一部分被有规则地规范为物权制度,形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秩序,另一部分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进行了适时调整,成为调节经济关系及社会秩序的工具。所以,一旦拥有了权利,就拥有了权利的行使规则及对法律后果的预见;而对占有,罗马法仅赋予其效果—即不加区分地保护,但何种情况下构成民法上的占有以及给予何种程度的保护并未明晰。因此,与其说罗马法将这一解释权交给了法学家、大法官,不如说它将这一使命交给了现实生活。这也是后世法学家对占有的一些理论百思不得其解的因由之一。所以,占有这一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制度只能交给生活去解答。如果认可生活是变换的、发展的,前世、后世、今世有关占有的构成、性质、概念等基本理论就不可能不变。

  罗马法以人为中心,财产不过是权利义务的总和,所有的权利归结为人。占有作为一种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并不像物权法律制度一样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与规则可循。人们可以根据需要直接设定某种权利(物权或债权),而很难想象我们直接去设定一项占有(当然依债权或物权设定占有情形很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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