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越南改革何以后来居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3-01-02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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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  

今年春节前夕,中国掀起一股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风潮,个中意义深远。

20年前,邓小平南巡,为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摇旗呐喊。最近几年,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由此社会各方,均呼喊改革需要新的动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越南国势蒸蒸日上,其奥秘何在?

东亚崛起,群龙竞舞。以“升龙”为国都的越南,同为龙图腾之国,其现代化,亦与中国基本同步。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在其中,中国、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

“龙象之争”,世所关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无意被国内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

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运作。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2005年,越南更被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 “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越南改革,何以后发先至?

领袖“早死” 国家之幸

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革命国家,由于革命领袖的巨大贡献,由此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从革命领袖,晋升为和平时代的全民领袖。

但是,由于领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无法完成自身角色换转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传统革命领袖自然老去,第二代领袖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这种案例,在世上的革命国家里屡见不鲜。

但是,越南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其革命领袖与建设领袖,完成了顺利的过渡。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越南全国所折服,为全国唯一具有最高权威的全民领袖。

而在1969年,胡志明即去世,在其去世之前,已经领导越南实现了独立,并且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抗击美国、统一南北越南的重任,也完成了一半。

此时,无论谁继任,都只是完成越南现代化历程的六分之一事业,远远无法与胡志明相比,因此,胡志明死后,越南已经没有绝对权威,强势如黎笋,亦无法制衡党内各种势力,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在国内推行极端政策,并引发中越战争。尽管如此,黎笋当政十年间,中间派和改革派,均存留相当的实力,并未像一些别国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

黎笋1986年去世后,继任的温和派长征,即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革命领袖早逝,造成的派系与力量平衡,使越南的改革力量生生不息,生存空间巨大。阮文灵虽然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来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

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

在九大以后,越南更是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形成分权模式。而在人员构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与北方派系、技术派与意识形态派系的平衡。

缺少强势领袖,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整个国家和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博大与恢弘的气度。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连总书记竟然都进行了差额竞选。越南的改革,由此风潮千里。

领袖不幸国家幸,领袖强势国家灾,这种领袖悖论,在后发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

革命领袖的权威,如果不能及早马放南山,则权力的剑刃,必然伤及民族国家。丘吉尔虽领导英国人赢得二战,戴高乐带领法国人获得新生,但是他们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众赶下台。让领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纵容领袖以权力的剑刃戕害国家。这样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升龙在天。

十年与三十年

越南革新开放能够迅猛推进,与其特殊的国家发展轨迹有极大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至今日,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其起源,其实已经在建国之初。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之始,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全社会启动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晚,大约在80年代初。由此推算,新中国在建国大约30多年之后,才推行改革开放。

当时,有经世济民才华的人士,已经在政治清洗中,靠边站了很多年。30年时间,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毁任何正茂的风华。后来培养的青年人,则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设之才。因此,整个中国,在改革之初,上层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群体中,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凤毛麟角角。“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托词,而是现实。

但是,越南却不同。

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 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

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的优劣,对比明显。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甚至西贡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

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此外,在长期的越南战争中,还有大批的干部,长期生活在南部,他们对于越南南部的经济制度,非常熟悉,对于发展经济,亦多赞同南方体系。

因此,越南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革新开放时候,阻力相对中国小多了。中国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进行了“黑猫白猫论”的总动员,同时,从1976年到1978年,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才实现了核心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完成改革的组织准备。而越南在黎笋去世之后,仅仅半年,过渡书记长征,即高风亮节地将改革派阮文灵推上了前台。

因此,在越南全面推行革新开放时,大批前南越时期富有经营才华的企业家、商人,均有机会复出,贡献其才华,不似中国,经过了整整三十年,曾经富有才华的人已经垂老。越南的经营人才,虽然遇到十年挫折,但是经过蛰伏,依然可以唤醒,并没有出现人才的断代。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

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

南北统一至革新开放之间的时间距离,只有十年,不足以摧毁越南的市场经济血脉,抹掉其现代文明的积累,由此,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比中国成功得多。

虚职入手,逐步突破

虽然中国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

越南政治改革的最大突破,莫过于总书记实现差额竞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是讳莫如深,无人敢对其产生方式提出更改。

事实上,越南的改革,能够如此深入,得益于其善择时机、渐进突破的策略。

在实行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实现了政治局设置的布局。2001年,越南即取消政治局常委,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越南的政治局规模也不大, 目前只有14人。

政治局核心成员,分工既明,分权制衡。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越南的这种高层制衡,不同于中国的“核心制”。

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对于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2006年,在越南十大上,时任总书记农德孟与阮明哲竞逐总书记,最后农德孟连任。

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

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而在2011年初的越南共产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亦实行差额选举。大会投票确定了279名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包括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大会投票产生了175名中央委员和25名中央候补委员。这届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

虚职突破,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使越南改革的阻力减小,革新开放不断向前推进,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

(注:作者为中国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及企业竞争战略研究。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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