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5 次 更新时间:2012-12-30 21: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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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存在滞后。“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协商制”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但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阶段的来临。

  关键词:公民社会 改革开放 强国家—弱社会 全能主义 法团主义 协商制

  

  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百年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冲突却显现出越来越高频化的趋势。中国在进入转型中期以后,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冲突与抗争事件的事故多发阶段。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来看,如果社会利益的分化速度较快,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中间组织缺乏,而不同的利益群体无法通过组织与政府形成协商机制,不能有序地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成员将作为游离态的原子化的个人,以“乌合之众”的方式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间组织的缺乏所造成的沟通与协商的管道不畅达,是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政府面对这种困局,如果仅仅是加大对强力部门的资金投入,采取刚性措施来维持稳定,那无疑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尤其是当社会上的抗争群体已经出现了非理性的情绪,其结果只会怨怨相报,恶性循环。治本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

  公民社会作为公民自我组织的社会系统,在国家之外通过自我管理,来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交往与利益维护的需要。公民社团通过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来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和国家建制对等的监督力量,并形成对国家的制衡力量。从社会自治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社会自治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是公民社会最为缺乏的国家。中国现在的许多矛盾与困境,与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公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的瓶颈状态有关。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20世纪的困境与革命的国家控制社会模式

  

  在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宗法组织具有国家以外的社会自治组织的性质。宋以来的乡绅社会,以及宗族、行会、民间社团,固然不能等同于当今我们所谈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两者都具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与控制的自主性,他们在传统社会也发挥着近似于中间组织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自20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近代化发展时期,在各时期的国家体制以外,也出现新兴的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社团组织,如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等。换言之,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时代、袁世凯与北洋的的强人政治时代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治传统并没有中断过。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如何导致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自主空间消失的?首先,从清末新政到北洋军政时代的早期中国现代化遭遇挫折与失败,导致中国这个巨型的落后大国,在王朝体系崩溃以后,在混战中日益走向军阀混战,走向碎片化状态。而要走向统一,需要一种可以形成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一开始,国民党党国权威体制相对于北洋军政统治具有明显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优势,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一种弱势国家与弱势社会的结合,国家之外的社会仍然有着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在这样的整合模式中,国家并非强势,社会也存在着传统中持续下来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共,在此后20年中,在农村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中共革命在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形成一种以政权组织渗透社会以进行革命战争动员的体制模式,即通过组织严密的党的系统掌控政权机器,形成强有力的渗透社会的组织力量,通过从社会中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形成强有力的革命战争机器。当国民党面对中共这一直接继承苏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的强大政治对手时,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严重,组织力与信仰力度相对不足,难以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力更强的中共。中共建国以后形成的全能主义体制,从历史上看,是对红色根据地时代的国家对社会的强势动员体制的自然延伸。

  中共建国后,应该是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大好机会,全面危机与碎片化已经克服,用邹谠的话来说,全面危机过去了,全能主义政治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功能和任务。[1]中共理应走向和平建设,如果在这时走向新民主主义,并发展健全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将会达到一种平衡协调关系。这将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正常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并没有走向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的道路。50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大背景,由于斯大林式的牺牲农民来保证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示范作用,以及激进乌托邦的全能计划经济的建立,这些历史因素形成一种全能主义化的历史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中共根据地革命时代以政权组织力量实现对社会的动员模式的路径依赖。

  中共从建国开始,通过镇反、肃反、土改,在政治上强化了国家的威慑力量,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在短短几年里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实现了国家对城乡经济资源的全面支配与控制,国家还通过建立城乡户口制度,使社会成员的流动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共建国后的体制,在政治学上称为全能主义体制(Totalitarianregime),不但独立的社会团体从此消失,而且社会成员也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随着人民公社和单位体制的相继建立,国家权力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渗透到村庄和工厂层次。

  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全面吞没社会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全面管控社会的体制由此形成,借助于这种体制,国家成功地消灭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疾病,成功地治理了淮河,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为克服数千年来的自然灾害与发展农业提供了重要条件。国家可以运用这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调集巨大的社会资源来进行重工业的投资与建设,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全能主义体制在取缔了市场经济与自主社会系统的同时,也使强势国家不再受到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这正是极左灾难得以产生并难以抑制的结构原因。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由于中国缺乏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体制形成纠偏与制衡能力,全能主义体制一旦被专权者动员起来推行大跃进与“文革”乌托邦,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缓冲、制衡与抑制灾难性政策的能力。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体制外知识界的不同声音消失,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与体制内的制衡机制消失,无论体制内与体制外,都不存在对执政者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反思,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的体制,就是一个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错误政策还会不断叠加的体制,是任何英明领导人都避免不了低级错误的体制。

  

  改革开放与“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方面,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起步,然后在经济领域放松、搞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原来完全受指令控制的企业与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这样,经济领域就出现了自主性。随着经济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政府控制之外的第二文化与民间社团也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与政治领域加强管控,在八九风波以后,当政者从政治稳定的需要考虑,对于社会多元化采取限制与抑制的政策,社会自主空间进一步紧缩。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经济自主化继续扩展,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但社会与文化思想自主化没有相应发展起来,中国走上了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这是一种可以称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官僚主政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体制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原计划经济的全能体制经由维新方式,通过向市场经济软着陆而演变过来的,因此,也可以称为“中国越南模式”。在许多后发展国家因缺乏国家权威而受苦之时,中国却由于告别乌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国家而深得好处。

  20多年来,经历了80年代末政治危机的中国执政层,对社会自组织现象抱有强烈的警惕,他们感觉到民间自发的组织有可能联成一片,形成对统治秩序的全面政治挑战。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执政者一般是不赞成发展民间组织的。

  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以及已有的民间组织,基本上是采取“支部建在连上”的革命时代的传统做法,通过“不留社会空白点”的方式,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对新成立的民间组织进行相当严格的登记,把这种登记条件人为地提得很高。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来管控民间社会组织的各种事情。执政党组织力量渗透于人大、社团、地方小区。另一方面,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国家税收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各级执政者可以依凭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经济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实行更为精致的温和的官僚权威主义。随着国家功能进一步向社会的弥散化,许多原先由民间社会举办的事项与发挥的社会功能,都由政府管控与包办,由于政府功能无所不包,自主社会系统无用武之地而进一步萎缩,形成“用进废退”的恶性循环。

  应该承认,改革以来的新权威主义“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在发展初期确实也取得了重大的绩效。从发展政治学角度来说,强势国家可以借助于不受社会挑战的国家权威,利用国家整合资源的优势,进行现代化需要的基本设施与工程的低成本扩张。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就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像中国这样,在现代化的低成本扩展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强势国家还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方面显示出强大的垂直动员能力,以及引导积极的产业政策的能力。

  然而,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都可以理解为公民社会缺乏症。

  

  转型中期以后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公民社会

  

  首先,只有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多元化社会的和谐与整合。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但正常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受阻,无法满足社会成员对信仰、社会交往、安全感、正义感的需求,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对信仰、正义、交往与安全的精神需求处于强烈饥渴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准宗教组织就会以变态的扭曲、畸形方式来满足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民间的准宗教组织,包括一些畸形组织,就会趁机大行其道,甚至如入无人之境,它们在客观上以特殊甚至畸形的方式满足了部分底层民众上述四种精神需求,因而迅速在中国社会发展起来。有些准宗教组织之所以能满足上述社会功能,乃是通过类似于宗教的精神控制方式,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来实现对上述社会功能的满足的。它们所具有的类宗教的执迷性、排他性与封闭性,很容易诱发病态心理与幻觉,诱发出走火入魔的痴迷精神状态。

  其次,只有公民社会发展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监督与权力制衡。如前所述,中国现行体制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社会结构。这一体制的最大弱势在于,弱社会先天地缺乏约束与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国家官员可以有恃无恐地滋生严重的腐败与社会不公。对国家进行监督的主体,不能仅仅是孤单的公民个人,而应该是公民社团的组织力量,独立的社会中间组织的存在,则有助于形成对国家进行有效制衡的社会机制。再次,缺乏健康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环境,是滋生黑社会组织的肥沃土壤。这是因为,多元社会不同群体均有着自身特殊的利益与诉求,不同社会群体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以维护自身利益是一种强烈的内在需要。然而,当弱势社会阶层没有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组织与中间组织,来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就只有投靠非法组织或黑社会组织,与之形成恩庇关系网。尤其是弱势人群,他们往往通过这种弱者向强者投靠来寻求安全保护,或者通过某些与政府官员有私下沟通管道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与疏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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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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