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辉: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5 次 更新时间:2012-12-29 13: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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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辉  

  

  史家常常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这一年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种观点无疑是简单化了。事实上,1840年这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远不能说明中国如何向全球的发展趋势张开了怀抱。[2]在1840年之前,中国早已处于缓慢而不明显的变化过程之中;[3]在1840年之后,中国也未能忽然踏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之中。[4]

  

  但不管如何,鸦片战争之所以能够成为成说中近代史的开端,自是有原因的。如同在表面上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1840年之前,中国的国门紧闭,虽偶有小范围的通商,但对当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而言没有太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洞开,中国逐渐被卷入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革之中。当这个东方古国被动地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时,它的命运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明确地说,中国之所以展开“近代化”或“现代化”[5]的历史画卷,与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亦随之悄然开始,尽管其进度十分缓慢。

  

  到了今天,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前路维艰似乎仍是知识分子们的一种共识。问题是,当我们将全球化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相互联系时,似乎总是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了某些东西。一方面,一部分人将西方经验视为圭臬,对中国的政治现状惟猛烈批判而已;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试图摆脱现代化的陷阱,强调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模式”。[6]当然,对此持折中意见的人亦不在少数。在争论之中,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反思,如同我们武断地将某一个年份作为一段历史的开端一样,简单地看待全球化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联性,是否同样以偏概全?当我们将自己的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与西方代表性国家的政治历程相互比较时,其实可以发现,基于我们自己传统传承的政治形态和受西方世界影响而构建的政治形态几乎同样重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简单地传统与现代作为现代化理论中所预设的“分殊”,那么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也是“反现代化”的。在这种复杂的理论悖境中,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

  

  一、历史回顾:欧风美雨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便进入了一个在形态上十分近似于西欧民族国家兴起之时的国家体制。与此相应,在战国时代之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则近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封建者,封土建国而已。[7]封建制有三大特征,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为私人产业、武士传统。[8]这与春秋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封建制并非如主流历史学所倡导的那样乃是自秦至清这一漫长历史时段的政治体制,而是恰恰相反,乃是存在于自西周初年至东周末年的政治体制。当然,自秦而降,仍存在作为封建制之孑遗的贵族门阀制与皇权、官僚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封建制的特征不无体现,甚至一度在某些王朝非常突出,但从总体来说,自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基本已走出封建时代。[9]

  

  但是问题的奇妙之处恰恰体现在此:西欧诸国从封建制解体到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仅经历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介乎其中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中央集权形态仅具过渡特征,而在中国,这一过渡阶段却经历了漫长的两千余年。有学者将其名之为“超稳定结构”。[10]自19世纪以降,这种超稳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超稳定结构”的外部危机

  所谓“超稳定结构”,系指致使自秦而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因周期性振荡而停滞不前的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社会系统。[11]中国社会在两千余年里的徘徊不前,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专制王权社会的源远流长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机理,例如重农抑商以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宗法秩序限制个人自由与公共讨论;“大一统”模式限制了科技的发展;[12]等等。但是,在超稳定结构内部,也蕴含着可能消解稳定的若干要素。例如,商品经济曾十分兴盛,甚至可以说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市场经济;[13]世俗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或者用黄宗智的话说,即“第三领域”[14]——在一定程度上亦有所发展。[15]至明末清初,几位极具洞察力的思想家对君主专制制度也曾发起猛烈攻击。如黄宗羲认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16]一些主流史学观点主张,中国在其内部已经长成了“资本主义萌芽”,若无外国压力,中国可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7]对于这种观点的正误[18]我们姑且不论,至少从结果上来看,这种理论推演和历史假设是不成立的,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并非中国社会自主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力推动下所经历的历史进程。

  

  在清王朝仍以天朝自居,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经进入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随着西方各国的对外扩张而迅速发展,到19世纪时,西欧各国已近乎将各大洲瓜分完毕。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外的地区几乎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成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伴随经济发展的节奏,西方各国同时也向世界各国输送源自西方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甚至是语言。清王朝虽一时免于沦为殖民地之厄运,却也未能独善其身。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的入侵已经开始,虽然并不显山露水,表面风平浪静,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例如,在贸易方面,西方长久以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引发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鸦片贸易;在宗教方面,西方传教士早在明朝即已频繁出入中国,虽然其观念未能为中国人所认知,但在教育、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耶稣会士甚至一度参与宫廷权力斗争;[19]在文化观念方面,一些眼光高远的中国人逐渐开始接触西学并为之吸引,其中之重要者如徐光启、康熙、林则徐、魏源等。即便如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观念对中国思想界和中国社会的影响仍不显著,东西方观念与传统的碰撞以中国的日益自我隔绝为结果,其中,西方传教士的失败[20]和马戛尔尼的经历最为典型。然而,清王朝的闭目塞听导致了中国错失了与世界对话的绝佳机会,[21]当国人仍以天朝自居、醉心于万邦来朝的“朝贡”[22]时,危机已在不知不觉间来临。

  

  这种危机并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而是与他人比较后的“落后”。鸦片贸易和随后的鸦片战争直接导致中国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与之相应,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超稳定结构所赖以支撑的基础在外力的冲击下逐渐松弛。[23]当一种落后的文明站立在另一种先进的文明之前时,失败的命运几乎已不可避免。国内众多史学家将此种社会性质的变化称之为“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化”。此说固然偏离真相稍远,但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问题实质。从此之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欧风美雨的侵蚀与内部逻辑的断裂

  在外力的作用之下,传统中国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所发生的若干次标志性事件——同光时期的洋务运动、康梁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清季立宪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及嗣后的文化大革命[24]——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颇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在这一段持续一百余年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历史中,中国的一些传统渐次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的历史面貌大为改观。此间的进步态势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蚀,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内部逻辑发生了断裂,造成了后世纷纷扰扰的理论争议与社会动荡。

  

  这种逻辑断裂最为明显的特征体现在文化领域,即儒学的日趋衰落与西学的大量涌入。中国之所以可以维系长期的专制统治,既与其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关,也有儒家学说有着复杂的关联。可以说,儒家学说在正反两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就其正面而言,儒家学说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就其负面而言,儒家学说同样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迟缓以及科技文明的滞后相关。以韦伯为首的一批学者断言,儒家学说阻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25]此说在后世几经辩难,到今天已难以成立,然而,如果我们抱持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则不得不承认,儒家在历史并未成为现代化的思想动力,恰恰相反,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本身即是一种西方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儒家观念的历程。例如,在经济上,儒家所倡导的义利观逐渐崩解;在政治上,为王权专制张目的儒家学说为西方传入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所取代;在社会中,传统的以“士”为重心的社会结构渐次瓦解,宗族观念在个人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影响下缓慢退却。在近代化的早期,中国士大夫阶层曾尝试以儒家学说统驭西方之器物文明甚至制度文明,其中的典型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康梁所为的“托古改制”,但凡此种种努力皆归于失败。列文森曾深刻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中的深层次矛盾,认为这一口号与其说是维护了儒家学说的尊严,不如说昭示了儒家学说日薄西山的命运。[26]在西方现代理念的压力之下,儒家学说的日渐退缩已成定局,经历晚清中西学战、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论的兴起与辩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儒家学说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达到历史最低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学说的消亡,事实上,直到今天,儒家学说仍在中国发挥着隐性的“抗制文化”(counter culture)的作用,[27]但其地位与外在表现形式已昨是今非。

  

  儒家学说的日渐衰落所产生的反应是连锁性的。在政治上,鉴于儒家学说在与西方政治学说相比较时存在明显不足之处,晚清政府颇为顺应人心地引入西学,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且多次派遣使团出国考察。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此举所带来的后果极其深远。由于科举制的废除阻塞了士人“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使得士人与中央统治集团之间的离心力日渐增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君主、官僚集团与士绅共治的统治格局。士人对皇权亦丧失归属感和认同感,大量近代知识分子走到了皇权的对立面。皇权与官僚集团虽仍维系传承两千年的联盟关系,但统治集团与社会产生严重脱节,皇权权威日渐低落,地方势力却随之高涨。[28]在社会中,借以维系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士绅阶层的消失与转化,一方面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与此关系甚密。[29]以现代化的眼光看来,科举制瓦解了一种传统的政治体制,民族国家观念由此而产生,近代官僚制亦随之兴起;科举制同样动摇了传统中国的社会根基,社会变革也在缓慢进行。

  

  然而,与众多渴望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之愿望相背离的是,中国在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先进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观念方法的同时,却远未能走向富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近现代中国表现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特征[30],救亡运动却始终未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反倒是西方一些启蒙理念广泛流传,民主、科学、人权等口号亦曾风行一时,但这些高远的口号与现实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政治上,清王朝的覆灭在表面上标志着王权专制的终结,但由于社会机理之进化极其缓慢,上层政治架构的更迭过于剧烈,导致社会出现长期的不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亦没有真正树立。国民党政府虽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权威从未真正普行于全国,军阀割据在国家统一的形式下一仍其旧。[31]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奔走呼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远未能实现,北洋政府与嗣后的国民政府虽打着共和的旗号,却处处与民主共和为难,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君主专制被军阀专制和政党专制所代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社会处于“旧者已破,新者未立”、“上层转化,下层依旧”[32]的秩序紊乱、上下断层的格局。有论者将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归因于辛亥革命,[33]自非毫无道理。

  

  简言之,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之下,中国固有的某些传统被打破,出现了内部逻辑的明显断裂。然而,这种断裂并不完整,在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其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典型表现是上层社会流变不居,而社会下层却岿然不动,社会上的大多数仍处于寂然无声的状态。孙中山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视为“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之人。[34]但由于社会结构完全跟不上上层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由西方舶来的观念和制度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儒家传统的断裂之处并没有能为西方现代观念所修补,从而形成了长期的“理想”与“现实”的对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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