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王有龙:庭审直播录播对于司法公正利大于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4 次 更新时间:2012-12-25 1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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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王有龙  

   

  庭审直播录播的英文表述一般为“cameras in the court”,基于我国的权威界定和约定俗成的理由,我们把媒体对庭审的录音录像直播或者事后转播的行为,统称为“庭审直播录播”。

  我国原则上允许对法庭审判进行录播。1999年3月8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1条明确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200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进一步加大了司法公开的力度,其中重点强调“规范庭审直播和转播”。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明确“因审判场所等客观原因所限,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放旁听证或者通过庭审视频、直播录播等方式满足公众和媒体了解庭审实况的需要。”为此,201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第一次专门对庭审直播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从实践情况来看,1999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直播了重庆市綦江县虹桥垮塌事故所涉及的两起刑事案件庭审,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刑事案件庭审进行电视直播。随后央视又直播了“张君系列杀人抢劫案”、“北京最大制毒案庭审”,都受到了观众的高度关注。①自此之后,以庭审直播录播为内容的电视节目不断涌现。在互联网不断发展成熟后,通过网络视频进行庭审直播录播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直播形式,中国法院网专门开通了庭审网络直播频道,各地方法院网也先后开通网络直播平台。

  虽然庭审直播录播已经成为一种有法律依据并广泛推广的司法公开制度,但是,各界人士对庭审直播录播的质疑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质疑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庭审直播录播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庭审直播录播可能会干扰庭审,影响司法公正;庭审直播录播可能难以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对这些质疑,当然可以从理论上进行回应和论证。②但是,实际上庭审直播录播会对审判造成何种影响,实证研究可能更有说服力。为此,我们以广东、四川、重庆、北京、青海等省市为主要调查点,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庭审直播对审判程序和诉讼参与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调查。

  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法官、律师、被告人、证人。其中向法官发放调查问卷46份,10份来自青海省某市基层人民法院,6份来自重庆市某区基层人民法院,17份来自四川省某县基层人民法院,13份来自广东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律师发放调查问卷72份,其中19份来自北京市,25份来自成都市,28份来自东莞市;向被告人发放调查问卷44份,来自广东省某市某看守所;向证人发放调查问卷12份,来自青海省某市基层人民法院。

    

  一、庭审直播录播下的法官

    

  1.庭审直播录播与法官心理

  

  2011年6月至8月,针对庭审直播录播是否会对法官的心理造成影响这个问题,笔者对6名重庆市某基层人民法院法官、13名广东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访谈式调查,并向27位分别来自青海、四川两省的法院法官发放问卷进行调查,调查的案件仅限于刑事案件。

  调查数据显示,53%的法官选择会造成心理影响,47%的法官选择不会造成心理影响。在访谈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法官表示,庭审直播录播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比较小,在初次进行庭审直播录播时心理较不适应,但随着庭审的进行以及直播次数的增多,心理压力逐渐变小或者消失。可见,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会给法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点并不可靠。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法官心理压力的来源(见图1),83%的法官认为刑事庭审直播录播所造成的主要影响是对日常工作产生影响。由于调查地点广东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量较大,绝大多数法官认为进行刑事庭审直播录播对其形成潜在的压力,要求其对案件进行更细致的准备,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有34%的法官认为这种心理压力来源于大众和媒体舆论对案件的讨论、关注。45%的法官认为直播现场的摄影器材的运作会使其在庭审时无法集中精神。

  

  2.庭审直播录播与法官独立

    

  现代新闻媒体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发挥宪法所赋予的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庭审直播录播是否如质疑者所说会加剧“媒体审判”,影响司法独立呢?2011年7月,在广东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实证调查期间,通过对13名分别来自刑一庭、刑二庭的法官进行详细访谈,并且联系对其他省市法官的调查问卷表进行数据汇总,结果显示,85%的法官选择案件经过直播录播以及媒体报道,引起党政部门的关注,对案件审判造成影响。也有41%的法官认为庭审直播录播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是由于大众和媒体舆论(见图2)。这反映了民众和媒体舆论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对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造成严重影响。

  庭审直播录播作为一种审判公开的形式,只是一种增强公开性的运作形式,它并不必然影响司法独立。直播录播是将庭审时的客观情况展现出来,与传统的媒体报道需要形成区分,媒体的报道可能出现非理性的、偏激的判断和言辞,而庭审直播录播却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我国不是陪审制国家,不存在极易受到舆论影响的陪审团,我国的庭审方式也决定了法官在判决前有机会完整地阅读案卷,了解案件的事实与证据,这些因素决定了庭审直播录播对法官带来的心理波动并非“媒体审判”的本质性原因。法官是职业化并且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群体,一个合格、称职的具有理性的法官,面对媒体报道和舆论时应当做出理性的判断,如果法官自身不具备一定的素质,一见到聚光灯就手足无措,裁判失准,而将这一切责任都归于庭审直播录播,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结论。

    

  二、庭审直播录播下的诉讼参与人

    

  1.庭审直播录播下的律师

  质疑者认为,庭审的整个过程都是紧张而严肃的,要求诉讼各方全身心地投入,任何妨碍与干扰都可能影响诉讼职能的发挥。诉讼各方对着电视镜头心理压力难免加大,进而可能影响到其正常的思维活动和表达能力。③2011年6~8月,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来自北京、成都、东莞三市的72名律师进行了以“刑事庭审直播转播对律师产生的影响”为内容的调查。调查显示,只有31%的律师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会在庭审时使自己感到紧张,而69%的律师则认为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和平时出庭一样,不会产生心理不适感。

  刑事庭审直播录播给律师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对出庭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应对各方面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进行庭审直播录播的案件,律师在庭前会从辩护到自身形象进行更加认真细致的准备。调查过程中一位来自广东省的女性律师谈到自己代理的案件曾进行电视直播,她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比平时更加细致的准备,并且多次检查、修改辩护词。她认为庭审开始时感到有一些紧张,随着庭审的逐步进行,自己的注意力逐渐转移,紧张情绪消失了。

  庭审直播录播与律师权利的行使也息息相关。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因遵循职权主义诉讼思想,比较重视侦控机关的职权运用,而对辩护方的限制较多,这使得辩护方处在劣势地位。受调查律师普遍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促使审判程序“阳光”化,更加促进诉讼程序正义,同时也使法官在实体判决上更加谨慎。86%的受访律师认为,鉴于直播录播,庭审时法官对待律师的态度更为和善,并且更加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利,辩护律师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辩护。因此,庭审直播录播对诉讼两造的权利平衡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并通过这种平衡大大促进了司法公正。

    

  2.庭审直播录播下的被告

    

  被告与案件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庭审直播录播对其有何影响呢?庭审直播录播是促进审判公开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直播录播的特性,被告被置于大众舆论或者新闻媒体面前时,其作为个体相对于整个社会群体处在弱势地位,若制度设置不合理则很可能侵犯被告人权利。因此,庭审直播录播制度的建构必须以被告的诉讼主体地位与人权保障为基点,在审判公开与审判公正、新闻自由与人权保障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庭审直播录播是否对被告造成不良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2011年7月,本课题组成员以刑事案件为样本,就庭审直播录播是否会给被告人带来心理压力和不适应的感觉以及性别差异对其影响的问题,对分别来自广东省某市三个看守所的44名被告人进行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见图3)。59%的被告人认为,刑事庭审直播录播会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和不适应的感觉。因为如果进行庭审直播录播,观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观众数量大大超过了法院旁听的人数,刑事被告人庭审时会产生一定的紧张感和不适应感,而直播录播可能加剧这种紧张感。

  但是,当预设前提即“在刑事庭审直播录播时采取技术手段遮掩被告人相貌及改变其声音”,再进行新一轮调查时,有71%的被告人认为这种手段有效消除了自己的心理压力,并且同意进行直播录播。78%的被告人认为刑事庭审直播录播会让被告人受到更公正的审判。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被告人处在一种矛盾的选择境地,既想得到更加公正的审判,又难以忍受刑事庭审直播录播带来的羞耻感和心理压力,所以当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一定处理后,被告人更容易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对刑事庭审直播录播持质疑态度者认为,直播录播会让社会难以接纳服刑完毕后重新回归社会的被告人,使其难以正常在社会上立足、生活。但根据问卷调查,却产生了与设想有差异的结论。57%的被告人认为,其并不担心刑事庭审直播录播会对自己服刑完毕后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根据数据分析,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女性被告人选择会产生影响的比例仍然比男性被告人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被告人的犯罪类型。参与调查的44名被告人中,我们明显发现罪名为贩卖毒品、绑架、抢劫、故意伤害的被告人担心刑事庭审直播录播会对服刑完毕后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比例并不高,而罪名为盗窃、交通肇事、职务侵占、假冒商标的被告人选择对服刑完毕后正常生活造成干扰的比例较高。

    

  3.庭审直播录播下的证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是很低的。庭审直播录播给证人带来的影响集中于对现有作证制度弊端的扩大,2011年6月在对青海省某市基层人民法院12名证人的访谈中,绝大多数的证人表示,对庭审直播录播最大的顾虑在于当庭审现场被直播后,个人身份曝光,由此担心潜在的打击报复可能,同时还有一些“污点证人”由于担心社会道德的谴责而不愿意曝光在摄像头之下。但另一方面,在调查中还发现,庭审直播录播对证人作证也会起到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证人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可靠。“证人是靠不住的,因为证人也是人,是人总会犯错。他们所提供的证言不可能总是客观的、公正的、准确的,相反可能是主观的、偏颇的、虚假的,因为记忆本身会悄悄欺骗他们,利益和私心会诱惑他们。”④而多数证人在调查中表明,在镜头下作证会给他们带来更大道德约束感,在这种约束下,恰恰与我们所设想的庭审直播录播给证人带来的社会压力、心理压力会迫使其证词失真的假设相反,证人会更加努力地回忆案件事实,证言会更加客观、更加准确,证人证言会经受额外考验,有利于排除其中不合理、不真实的因素。

    

  三、庭审直播录播的价值审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现今的社会条件和司法体制下,庭审直播录播作为一项正在发展完善的制度,其对司法公开、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完全具备制度合理性和可行性。根据实证调查,对庭审直播录播所提出的质疑原因,如影响诉讼参与人心理、影响法庭秩序、影响司法独立等因素虽然存在,但是并不能够证明庭审直播录播不能成立,实证调查反而证明了庭审直播录播制度若规范化,会对我国的法治进步起到全方位的促进作用。

    

  1.庭审直播录播不会影响司法独立

    

  质疑者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会扩展传媒的非理性言论以及大众的情绪化言论,从而营造出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影响司法独立。实际上,2011年7月,根据对广东、重庆、四川、青海四省市的法官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1%的法官认为庭审直播录播会带来源于大众和媒体舆论的压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独立思考。绝大多数的法官表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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