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格局的大环境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是极为有限的。中立是一种梦想，倒向美国也是一厢情愿。当中共主动倒向与自己的革命理想相符的苏联时，又受到其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民族利已主义的猛烈冲撞，而此时的中共又不得不忍受来自苏联的冷漠与压力。其局面是尴尬而无奈的。要改变这种局面，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提高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其根本。
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确立的三大对外方针政策，大多数人对\"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欣然接受并因其建立了新型的外交关系、结束了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而引以为自豪的。而对于\"一边倒\"历来争议颇多，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非议，近年来国内也多有论著进一步探讨。对于这种争议实际上涉及到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性问题。本文就其选择余地作一探析，笔者无意于评论\"一边倒\"的利弊得失，也不是要否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旨在探讨选择余地的有限性的基础上，看到目前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应基于什么样的准则，尽管现时的外交比过去要复杂得多。
一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外交战略的制定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此时的中国历经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抗战、再加之后来三年的国内战争，新中国急需得到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
从理论上讲，建国之初的外交战略至少有以下三种选择：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盟；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友好；还可在两大阵营间保持中立。但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实在是极为有限的。
中立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奢侈品。首先，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美、苏都不允许中国保持中立。雅尔塔体系建立后，美苏同盟因二战的结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破裂，大国合作的原则遭到破坏，美决意推行称霸全球的扩张战略，美苏由热战中的盟友变为冷战中的对手，整个世界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两极国际格局。美苏围绕争夺世界霸权和划分势力范围，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此时的中国是居于世界两大阵营交汇点的唯一大国，其\"幅员和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是双方均争取施加影响又都持有敌意的一个目标\"[1]。中国若奉行此道，它将会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极大压力，极有可能腹背受敌。其次，中国自身也不能够在中立的状态下得到发展。因为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又遭受连年的战争，政权不稳固，工农业生产又受到极大破坏，国力甚弱。在这种情况下，其发展特别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都得依赖于强国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再次，从希腊共产党的悲剧、苏南冲突、南斯拉夫的结局及中共受苏联对外关系的制约[2]等因素来看，中国也缺乏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的条件。
新中国外交战略应该如何选择呢？
二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中共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把美国看作是中共外交战略的中心，但中共与美国双方的合作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终归失败。
随着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认为战后中国有可能实现独立、和平、自由、民主、统一。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经济建设的任务便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1945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3]，实现工业化。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中共把眼光投向了国外，提出争取外援主要是利用外资的思想。1944年8月《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也明确提出：\"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4]1945年中共七大把发展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正式提了出来。中共提出利用外援发展中国经济时，特别强调利用美国的投资。中共领导人多次讲到美国能在战后中国经济重建起重大作用。毛泽东甚至说：\"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经济的仅有的国家。\"[5]其原因是经过比较而得来的。其一、由于苏联及其它西欧国家有战后经济的重建问题，不如美国有能力。\"美国资源是巨大的……她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远比欧洲的俄国方便。\"[6]其二，考虑到国民党的因素，与美国合作比与苏联合作更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毛泽东说，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7]在美国政府1945-1946年间的一些公开秘密文件，也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曾准备同美国合作的思想，\"客观的形势，毛泽东及其周围人的情绪，都促使他们在当时把美国看作是中共外交战略的中心\"[8]。
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自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变化。对此国内学者多有详细论著[9]。从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美国方面曾有过三次直接的接触［10］，发生过两轮冲突与合作，最后走上了对抗。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扶蒋与反共两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微妙的过程。1944年事件可以算是序幕，那时以扶蒋为主；1945年4、5月间，欧战结束时，扶蒋反共作为一项政策确定下来，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升级；1948年后，对扶蒋日益不情愿，但为了反共，不得不扶蒋；1949年到1950年上半年，考虑从这一政策中撤退，终未果。对于这一段历史，何迪用了四个字作了形象的概括，即\"欢迎\"、\"别了\"。[11]
导致中共、美国双方合作失败的原因是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众多的原因中，有两点是不可忽略的。
一、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保守的对华政策使美国既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当时的内部矛盾，也不能正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中共力量的壮大，而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在反法西斯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美国处于主动的、有利的地位，应该说对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是大的。但美国在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尽管内部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把中国革命看作是\"苏联扩张\"的一部分（尤如苏联攻击美国的全球侵略扩张一样）。在此前提下，中苏关系越密切，美国支蒋反共表现得越突出。在中国革命接近全面胜利时，美国又把研究和分化中苏关系提上日程，并力图\"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对国民党一方面的支持，使自己的政策失去了灵活性，破坏了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不是因为中苏结盟而造成了中美对抗，恰恰是中美对抗导致了中苏结盟\"。［12］
二、中国革命理想的理论演绎虽在一段时间因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在总体上是站在世界反革命力量（帝国主义）的一方的。中共的成立，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出现的。中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13]中共二大就提出了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最高目标，认为\"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 [14] 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报告分析》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把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分为五大类，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特别是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15］毛泽东的这种非\"红\"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的阶级分化和革命思维后来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命题\"。［16］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 [17]1940年初,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他认为中共提出此正确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同时兴奋地指出\"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18］言下之意，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对立，中共会毫无疑问地转向苏联，因为苏联的现在即是中国的未来。
到1947年末，毛泽东发展了\"两大阵营\"的思想，把中国人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因素，中共与美合作失败后便主动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三
中共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积极主动的。
当1947年9月底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两大阵营\"后，毛放弃了\"中间地带\"的理论，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来划分世界力量的格局，也首次使用了\"以苏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19]大约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联系的迫切愿望。1948年6月28日，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因苏南冲突而被开除共产党情报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20］中共在不清楚苏南冲突的本质和实际情况下，便作出《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21］11月，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公开批评了在苏美之间走\"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还特别强调苏共对于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22］第二年，1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予承认和先与苏联建交通商的原则。［23］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我们与苏联应站在一条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24]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扬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 [25]6月4日刘少奇干脆指出\"人们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26]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中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7］与之相呼应的是，刘少奇于月底已赴苏联秘密访问。
依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倒向苏联有中共革命理想理论演绎的必然；二、中共的这种主动是积极的、热情的。对于为何如此主动，毛泽东曾说过：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邓小平也说过，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28］诚然，此时的中共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同，更出于国家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其必然因素的。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奉行\"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而是积极商谈新中国成立的问题，并同意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宣布承认新中国。
然而，考究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因意识形态而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的背后，却隐藏着国家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出发点更多的不是从意识形态，而是从自己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的。这样中共外交战略的选择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其选择余地的有限性又体现在了中苏双方内部关系这一层面上。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前后，苏联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并使外蒙古独立。作为交换条件，斯大林表示支持蒋介石，而不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29］苏联还担心中国爆发内战，将会引起苏美冲突，主张中共应解散自己的军队，加入蒋介石的政权。就在同一时期，远在欧洲的希腊按所谓的\"百分比协定\"划在了英美一边。对英美肆无忌惮地干涉希腊共产党的革命，苏联袖手旁观，坐看共产党被强敌吞没。
如果说在美苏关系开始恶化，东西方\"冷战\"已经临近的情况下，苏联采取与美国搞妥协、公开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做法还可理解的话，那么到了1947年底乃至中共宣布了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后，其所作所为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当中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1948年5月），斯大林看了中国的求援电报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30］然而随后的举动却有悖于此。1949年元旦，毛泽东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公开宣布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同一天，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请求苏美英法四国调停国共内战。一方面，苏联表示支持中共。1月10日，斯大林曾把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担当国共内战调停人的备忘录转告了毛主席，并提出了他们的复文，征求我们的意见。同时说：\"如果不同意他们的答复，就请我们代他们拟个更妥善的复文。\"［31］斯大林的支持中共的做法在14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体现了出来。在电报中斯大林提出\"至于我们对南京人提出的调解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您的意见答复。\"［32］另一方面，罗申却与刚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达成一项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并表示要同国民党\"真正合作。\"［33］待我军要过长江时，斯大林劝中国不要打过长江去，认为过去了会引起美国出兵。[35]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英美法等国都在考虑是否与中共政权建立某种关系，而苏联却无动于衷。南京解放前夕，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人员纷纷撤离，只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同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35]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各主要报纸虽然加强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报道，［36］可又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谈判。同时还和蒋介石就其在新疆的经商权和其他特权问题进行谈判。值得一提的是，当中苏建交后，罗申摇身一变，成了新中国的驻华大使。而对于新中国的建国公告，苏联的建交复函是以低级别的外交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名义签发的。曾任苏联驻华使官的贾丕才对只由外交部副部长签署的这种独特的电文形式和任命罗申为大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它\"不是偶然的。莫斯科不想显示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之情，因为这会给人提供借口指责苏联帮助中国革命。\"［37］
到此，我们不难发现苏联是如何矛盾地处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毫无例外，是苏联的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民族利己主义。以此为外交策略，对中共的态度主要反映在两方面：
一、对方的实力是苏联确立对外关系的基调。在苏联成立伊始，曾经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所遭受的安全隐患也常常非常急迫，所以苏联非常希望出现得力的朋友，这种战略性的需要决定了苏联的对外关系基调。二战时期苏联已经形成了\"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38］所以当中共处于劣势时，公开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而当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大势所趋时，考虑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苏联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 开始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换句话说，苏联对中国\"一边倒\"的接受，是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苏联方面的有些分析实属狡辩。如在抗日战争后期关于\"援助国民党而不援助中国共产党\"，时任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A·列多夫斯基认为\"通过中共进行活动的任何尝试，都会扩大中国和外国反共反苏分子的队伍，致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和中共。\"［39］而事实上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还不促使苏联认为有利可图。总之，苏联对外关系的基调就演绎为，凡是胜利的就是我所承认的。这在1949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频频出现。\"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40］并多次声明以前由于对中国革命的不了解，多次犯错误，并感到内疚和不安。[41]
二、对中共是接受并支持的，但处理的姿态却是冷调的。导致这种结局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眼看着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条约及议定书因国民党倒向美国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而又不愿失去在中国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中共的胜利只是时日的长短，于是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其次苏联首领害怕即将取得政权的新中国同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竭力设置障碍。有两个例子可以证实这个结论。一是中共隔离美国驻沈总领事沃德的决定就是在苏联压力下决定的。二是据当时美国侦察机关情报机关报告，中共的立场从试图同美国建立联系到完全转向同苏联结盟的这种急剧变化，也是斯大林派特使到北京对毛泽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的结果。[42]再次，在与美国争霸过程中，担心支持中共会使自己惹火烧身。
综上所述，在国际格局的大环境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是极为有限的。中立是一种梦想，倒向美国也是一厢情愿。当中共主动倒向\"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43]的苏联时，又受到其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民族利已主义的猛烈冲撞，而此时的中共又不得不忍受来自苏联的冷漠与压力，给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也笼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其有限性何以言表，其局面何等尴尬。我们能摆脱这一困境吗？依当时中国的国情，何能如此？！小国无外交，弱国无外交。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外交战略、外交理论日益丰富和发展，如何在对外关系上游刃有余，只有一点才是根本--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提高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唯有如此，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对外方针才可能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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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1944年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修改审定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和1949年8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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