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气球一旦放手，就且坐等风向明确。
每年岁末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就是这样一枚测试来年中国经济政策风向的气球；这一会议的口径，往往被国内媒体称为“定调”。于是，解读该会议政策文件及官方通稿也成为一门热门技术活，更何况，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这可谓“习李时代”的第一份经济纲领。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看似高歌猛进，却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温家宝总理在过去几年频频用“最困难一年”等说法。近期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再度放缓，11月出口贸易额为1793.8亿美元，同比增长2.9%， 未来数年的经济减速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如果以会议日期作为经济景气的侧面指标，那么2013年的宏观形式不容乐观。这一会议往往在11月末12月初进行，去年12月12日至14日进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属晚来，而今年则延迟至14日到15日进行，可谓姗姗来迟。
首先，政策层显然对于当前困难有相当认识，认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
对策如何？“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惯常提法，外界普遍认为延续了上一届诸多经济思路，“城镇化”似是为数不多而又意料之内的政策“新意”。
如何评价这次会议成果见仁见智。对比下来， 2012会议的口号以及文风相对平实， 甚至被外界评为“中规中矩”，无超预期表现，但是笔者倒是认为有不少亮点。除了外界热议的城镇化等之外，显然决策层关注领域更为集中，有逐步摆脱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迹象，甚至特别强调了“产能过剩”、“财政风险”等要害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往往带有计划经济的残留色彩，变化来临，很多预定政策每每随之变化，事后来看往往并不一致；以此而言，倒是决策层对于宏观形势的判断，可以管窥一二，更为值得重视。
从文本而言，本次会议通稿显得简洁，比起上一年大约少了1500字左右，15次提到“改革”，倒也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新风无不呼应，甚至官方媒体也留意“工作人员少了，简报、发言印得少了，文件袋从塑料变为纸质”等细节变动。
语言即思想，历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往往流行口号，语义学上的各种痕迹颇为耐人寻味。从1999年是“突出抓好国企改革”，再到2005年“继续搞好宏观调控”，最近几年颇为流行三字句，从2007“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开始，每每有 “稳增长抑通胀调结构” （2010年）、“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 2011年）成为媒体头条关键词。
政策执行者的语言从来都是一门艺术，中外皆然，想想格林斯潘的那著名的模糊表达，“我知道你相信你明白了你认为我所说的，但是我不能肯定你是不是意识到了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的意思”。
中国也不例外，中文的博大精深也被发挥到极致，以连续数年都出现“稳健的货币政策”而言，如何定义“稳健”在不同的年份越发截然不同，2010年的稳健还是2011年的稳健？
更进一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错位值得一再探索。中国的财政政策近年确实实现“积极”，而货币政策的“稳健”则时松时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四万亿”政策曾经有很多讨论，但即使认为“四万亿”利大于弊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也认为其弊端是不应以货币政策为主，而应以财政政策为主。
问题在于，如果财政政策存在失范，收紧货币政策的作用往往力有不逮，甚至误伤围观群众。笔者曾经多次论述“四万亿”的弊端，而“宽松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叠加方式，是官方在“四万亿”之后的主流应对方式，但是这一方面使得体制内企业继续可以得到资金，国进民退趋势不改，另一方面民间资金则一直趋紧，各类地下金融应运而生正是常态。
是时候反思过去宏观政策了。如何使得积极财政政策做到预算硬约束，稳健货币政策能够惠及中小企业，这将是未来政策不得不考虑的核心问题。对比去年通稿中9次提到“风险”，本次则重点提到4次“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财政风险，并且置于金融风险之前，提法由去年的“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变为“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习近平意味深长地拜访中国改革史上重镇深圳之后，重启改革的呼声四起，那么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可以解读出什么改革信号？在2013年六大任务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占据一席，北京政策层表示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2013年，重启改革成为关键词，要点何在？中国正面临经济与社会的多重转型，行进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基本成型的公民社会，那么转型将会面临很多挑战。值得肯定的是，本次会议除了提到惯常的从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提法，本次会议也特别提及了社会与民众的作用，重提“允许摸着石头过河”，表示“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
比较是思维的惯性，常常拿来与中国比较是邻居俄罗斯。曾经担任《金融时报》俄罗斯记者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曾经在其描述俄罗斯转轨著作《世纪大拍卖》中，她认为历史的紧要关头，改革者没有抓住天赐的良机，他们的失误让俄国社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需要今后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偿还。
根源何在？弗里兰总结了一条，俄罗斯最不良的遗产是它缺乏一个公民社会，“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民间机构就非常不发达。在布尔什维克制度下，民间的东西更是被系统地摧毁了。”没有公民社会，不可能诞生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缺乏温和派与改良派的基础。回看中国，目前的紧要问题，或许正在于应该更一步为民间松绑，无论经济还是其他。
当气球脱手，除了等待风向，唯一的担心，或许就是其源自内外压力的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