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

——重新理解沟口雄三教授的一些历史观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1 次 更新时间:2012-12-19 22: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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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20期《儒家与现代政治》。

  

  前记

  

  沟口雄三教授(Mizoguchi Kozo,みぞぐちこぅぞぅ,1932-2010)对日本和中国,尤其是对日本和中国的亚洲历史研究,有很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他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学者,也是一个亲切友善的朋友。我与他1995年在东京相识,此后,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特别是关心他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论述。他于2010年7月去世,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前辈学者,我感到非常难过。这些年来,我曾经写过和他商榷的书评,也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与年轻博士生们一道讨论他的著作。虽然我和他在学术上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我一直是把他当作最可尊敬的学术对话者,通过对他学术论著的阅读,我了解了日本中国学的变化和趋向,也让我了解到他个人的关怀和思考。这篇评论其实是我的讲课记录稿,我做了较大的修订。我想用一些不同于他的学术意见,作为对他的深切纪念,可惜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的回应了。

  

  引言: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及其影响

  

  今天要讨论的,是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讨论沟口雄三的研究思路之前,我想先说一些题外话,权当引子。

  在二战以后有关文史方面的日本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丸山真男(1914-1996),丸山真男在日本的影响之所以极大,是因为他讨论的是日本自身的思想史问题。我必须告诉大家的是,任何国家的学术,特别是文史之学,必然是与本国有关的领域才是主流,没有哪一个地方,研究外国文学、历史、哲学可以成为主流的,即使是研究外国的,这个「外国」也要和「本国」的问题相关,否则就是屠龙之术,是纸上谈兵,是隔靴搔痒,就好像古词里说的,「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除非是没有建立文化主体性的殖民地区,被人家控制了经由学术研究上升为上流阶层的管道,你才会「错认他乡是故乡」,像非洲过去一些殖民地的大学,把英、法文学和历史当作主课,连一些非洲出生的大学生也不得不到英法去读英国历史、法国文学,不过那是一种特殊情况。丸山真男是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权威,顺便说一句,在日本的大学里,很多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是在法学部的,丸山真男就是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我曾经去东京大学法学部访问,那里和文学部真不一样,是走廊有红地毯、门口有传达室的,哪里像文学部那样简陋和自由。因为他是主流学科的教授,因为他研究的是日本本国的思想和政治,所以他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立场、方法和思路,极大地影响了一两代学者,一直到现在,包括他的学生,比如我的朋友渡边浩、黑住真等等,还在他所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思路的延长线上,为什么?因为他对于日本政治和思想「走向近代」的叙述,大体上奠定了日本近代思想史论述的基本框架,要想在这一框架之外,另走出一条诠释和叙述的路子来,实在是很难。

  他的名著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很早就有英文本,现在也有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王中江中译本,很好找的。简单地说,这部著作的逻辑思路就是这样的——

  (一)在信奉佛教的鎌仓时代,从中国传来的朱子学本来处于边缘,但是,在德川时代,朱子学开始成了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关键人物是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他们以「自然」的秩序为中心,建构了德川时代关于自然、社会和伦理秩序一体化的统一的理论基础。

  (二)但是,由于「古学者」继起,如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贝原益轩(1630-1714)及荻生徂徕(1666- 1728),他们用复古的方式,有点儿像中国的乾嘉考据学回到汉代一样,他们借了更古老的经典解释,来批评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于是引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儒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那么,它就应当是政治统治者的事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儒学只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应当干预「私」领域就是人的实际生活世界。这是适应日本生活领域以及日本本身文化「古层」并不那么儒家化的实际情况。这样一来,「公」与「私」就开始分化,这两个领域的分化,是近代性产生的一个基础。

  (三)接著,又由于贺茂真渊(1679-1769)开创的「国学」,特别是本居宣长(1730-1801)的继起,朱子学开始瓦解。「国学」很民族主义,它开始逐渐在思想世界中「去古典中国化」,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按照丸山真男的说法,古学和国学者的逻辑是,第一步回到文献学传统,在古文献中直接触摸圣人之心,排除后人各种解说的影响,包括朱子之学。第二步是真理依据的历史化,用历史的精神「掀翻了僵化的儒学合理主义的重压,一步步独立发展的过程鲜明地展现出来」 [2]。第三步是对人的自然性的合理解放,它进一步把圣人之道归于政治领域,于是在生活世界更加排除了道德严厉主义[3]。

  在这里,你看到的好像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的历史,丸山真男也描述了一个很流畅的日本近代思想史过程,从朱子学到古学,从古学到国学,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蜕皮」。随著朱子学的瓦解,原来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秩序就随之崩溃,日本政治思想和社会秩序便出现了巨大的近代转型[4]。这个说法最像谁的论述?梁启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是这样的,清代先是考据学从宋代复古到东汉,今文学再从东汉复古到西汉,终于也成就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两者论证的方式,真的很像。

  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丸山真男的影响一直不大。这很奇怪吧。1990年代初,留日的区建英女士翻译了他的一部论文集《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其实很好,可是好像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后来2000年王中江翻译了这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但是,一来理解这部书,需要日本史的知识背景,二来卷首孙歌的序文把历史变成了理论,弄得很难懂。所以虽然有一些反响,但对他理解还不深。倒是沟口雄三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却非常的大,为什么?一是沟口雄三非常热情地联络和沟通两岸的中国学研究者,他人很好,而且多次来往中日之间,甚至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过日本学研究中心的教授;二是沟口的一些理论,对于大陆的学术界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一方面符合中国学术民族主义的潜流(指「前近代」等不以欧洲历史为历史座标的思路),一方面符合中国学术世界主义的潮流(指超越中国的「从亚洲出发思考」),同时,他对于中国研究的方法论的批判和检讨,也相当有刺激性;三是他对于日本本身政治和文化的批判,很能够让一些中国学者产生好感。

  他的学说和影响,曾经对中国学术界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这里我要对他的中国学研究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讨论。在这个学术越来越国际化的时代,不能关起门来,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也不能像以前鲁迅说的「拿来主义」,照单全收。接受外来的启示当然是很好的,但我一直强调,你要考虑人家有人家的立场,人家有人家的问题,连过去都知道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现在你要是照猫画虎,可能最后结果就是邯郸学步、郑人买鞋、刻舟求剑,连自己怎么走都走不好,连自己脚有多大都不知道了。

  现在言归正传,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沟口雄三先生。沟口雄三的著作很多,这里最主要讨论的,一是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二是他和其他一些人主编的《从亚洲出发思考》七册本(东京大学出版会),三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等等。在这些著作和其他的论文里面,我简单地归纳有几个很重要的基点,(一)他以所谓「前近代」为历史单位来分析上连古代中国,下连现代中国的明清思想,揭示一种所谓「反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念,(二)以「亚洲」为空间单位,构造出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共同体,试图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作为「他者」,来认识东亚文明,(三)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反省日本中国学的立场和方法。这些论著,无论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领域还是日本的日本学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5]。

  因此,下面我们就要讨论这三个观念,「前近代」、「亚洲」和「作为方法的中国」。

  

  一、「前近代」:重新命名,意义何在?

  

  我过去反覆说,我们所有的学术课题,本身不仅直接面对著一个研究领域的各种文献资料,同时它自身也是一个要放在学术史领域中回顾和审视的东西。我们讨论沟口的研究,当然也要看他的观念和方法,出自什么历史和思想背景,所以,就要检讨在他之前的近世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史。

  在关于近世中国思想和文化史的领域,在沟口之前日本学界已经有很多杰出的研究。其中,有两个学者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山井涌(1920-?),一个叫岛田虔次(1917-2000)。

  山井涌关于思想史时代划分的论述,是在他的名著《明清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从明学到清学」,有两篇论文很重要,一篇是《明学から清学への转换》,这是1961年在日本东北中国学大会上的发言,这里面他历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和田清《东亚史论薮》(1942)中的《明代总说》、市村瓒次郎《东洋史统》(1950)中的种种说法,提出一个关于明代学术和思想的总看法。他认为明、清之间,有三个趋向,一是实践派,批判科举背诵之学的无用,主张实际修养,如孙奇逢、朱之瑜、陆世仪、李顒、陆陇其等等;二是技术派,以天文历算、农业水利、兵学火器为学,如徐光启、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等等;三是经学史学派,否定空谈心性虚理的,要用实际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像陈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

  之、毛奇龄、费密、万斯同、唐甄等等。他觉得这是明清之间的过渡[6]。

  在这个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另一篇论文《明末清初的思想》则提出了明清之间,应该是王阳明之学到经世致用之学,从经世致用之学到考据学的三阶段,他有这样一个表:

  (1)目的:心学是「作圣」,经世学是「经世」,考据学是「实事求是」。

  (2)内容:心学是「心的本体功夫」,经世学是「政治论」,考据学是「文献学」。

  (3)方法:心学是思考、体认、践履,经世学是博学、实证和政治活动,考据学是读书。

  (4)关怀:心学是自心和人格,经世学是社会政治改善,考据学是追求古典真相。

  (5)领域:心学是「心—我」关系,经世学是「社会」问题,考据学是「学问」。

  (6)哲学:心学是「理气浑一」,经世学和考据学都是「气」的哲学。

  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第一,明末清初是「中世的思想到近世思想的过渡期」;第二,这种过渡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西洋文化的进入等四个因素;第三,思想的表现是客观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和实证的方法,这和「气」的哲学相关;第四,经由明末的经世之学的转换,明代的思想,因为转向客观思考、实证方法和气的哲学,就产生了近代性的考据学。

  这个看法显然很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一样,这种范式当然很简单机械,但是,它却使一些过去不注意的历史浮出水面。比如「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由于注意「资本主义」,所以,你就要去发掘那些有关的历史资料,因而城市市民阶级或者商人的资料、城市纺织业的资料、乡村买卖土地的资料、人口和流动的资料,以及在思想上促进个性和自由,在知识上热心于新方法和新科技,在经济上关心私人财产所有权,在伦理上讽刺传统道德的种种资料,就在这个聚光灯下,变得非常显眼了。山井涌也是这一方法和思路,而且他的预设和前提,显然有一个「什么叫近代社会」的理论,就是「近代」一定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城市的市民阶级、有反抗神学的唯物主义、有实证的理性等等。尽管现在看来这种理论已经很陈旧,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看来很旧的理论,在日本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

  在日本,对于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更有影响力和笼罩性的,是岛田虔次的论述,他的代表性著作是《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东京:筑摩书房,1970)。

  和山井涌把清代考据学看成是近代性标志思想不同,岛田虔次是把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到李贽看成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萌芽。他提出的标志性证据是,(1)在明代中叶的这个思想过程中,因为特别突出了「心」的自主性,所以有自我心灵的凸显和个人精神的确立。他觉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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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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