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敦煌遗书中有一篇《茶酒论》，乃千古妙文！作者王敷，唐代乡贡进士。其文用寓言手法写茶与酒坐而争锋，谁为尊？谁有功勋？茶先出言，极夸自己尊贵：我乃“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 酒旋即回击，振振有辞：“可笑说辞！自古至今，茶贱酒贵。单醪投河，三军告醉。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和死定生，神明气清。” 茶与酒唇枪舌箭，难分伯仲。最后是“水”夫子自道，打个圆场，结论是茶与酒各有用场，相辅相成。
世事虽然变幻莫穷，然则跳不出一个太极图，不过是阴阳统一的原理。茶的意象是冷静、清醒、淡泊、隐幽，其精神内涵是奉献、善良、礼让、中庸、谦和；酒的意象是热烈、迷狂、豪放、辛辣，其精神内涵是侠义、勇武、进攻、占有、麻醉。茶是嫩叶焙制而成，其味淡；酒是诸谷精酿而成，其味厚。茶之清在和，酒之清在烈；茶之美在柔，酒之美在峻。茶可清心，有利修真养性；酒则乱性，过则伤风败俗。饮茶细啜慢品，讲究收敛、平和、淡定；饮酒猛喝鲸吞，讲究张扬、狂放、激情。若要拟人化，那茶是养眼的二八佳人，酒是壮实的生猛汉子。明代文学家、著名茶人陈继儒总结说：“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二者皆有利有弊，体现不同的品格性情，体现不同的价值追求，一曰“茶壶精神”，一曰“酒神精神”。
对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都是必须具备的品格，如同太极图的阴阳两条鱼，缺一不可。
唐代大臣、书法家颜真卿爱茶也爱酒，与茶神陆羽结为忘年之交，刺湖州期间主持贡茶事宜并经常举办雅士茶会。他有茶人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风范，也能如酒徒一般豪情万丈、壮怀激烈。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他振臂一呼，如擎天一柱，十七郡相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
唐诗人皮日休写有《茶中杂咏》十首，不偏不倚，又写了《酒中十咏》。所以他能做到静如泰山、动如猛虎。曾入深山做隐士大隐于茶，也曾参加黄巢起义横戈跃马。
宋代诗人苏东坡，茶壶酒壶不离身，作品的风格大气磅礴、豪放奔腾与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并存。他做人既有“大江东去”的豪放超逸，也有“小桥流水”的淡泊旷达。他从政坎坎坷坷，不减政治豪情，酒也；晚年谪居豁然恬淡，保持平常心，茶也。
“李白斗酒诗百篇”，酒味浓得让读者微醺。李白虽然写过一首《仙人掌茶诗》，但那是应酬之作，骨子里是酒仙而非茶人。 “欲上青天揽明月”、“黄河之水天上来”......何等地气魄！他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古今无人能及。但这个天才的诗人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失败的过客，因为他身上酒气太重，缺乏茶水的滋润，自视甚高，笑傲王侯，缺乏淡定功力，未能静下心来琢磨琢磨为政之道，所以上下级关系弄得很僵，象李白这样的人去做官会将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于己受辱，于民无益。他弃官而去是明智的选择，玄宗不挽留也是明智的选择。
唐代著名诗僧、茶僧皎然是唐代茶界亚圣，地位仅在陆羽之下。饮茶文化的熏陶，使他多了一些出世之想，养就了淡薄名利的品格和禅定的功夫，有幸成为大唐名垂青史的杰出诗僧和茶僧。唐代士子何人不想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然后在新的平台上去“致君尧舜”，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皎然大约是茶喝得太多的缘故，淡泊得过了头，科考初次失利就灰心丧气地打道回府，一小差开进了妙喜寺，远离功名利禄，甚至连婆娘娃子也觉其多余，整日价打坐禅室、茶室，伴青灯黄卷、风炉茶碗了其一生，赤条条来也赤条条去。——当然这也不失一种活法。
大凡成功人士都善于做事、处世、待人，他们身上既有“茶味”也有“酒味”（或曰有猴气也有虎气）， 能入世也能出世，能淡泊也能张扬，能低调也能高调，能引而不发也能该出手时就出手。例如一些商界精英，他们一方面对员工和客户刻意展现温良恭俭让的“茶香风格”，另一方面巧用《孙子兵法》，变商场为战场，分文必较，甚至不惜用最狡猾的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茶与酒造就的情商和智商是他们左右逢源、心想事成的基本条件。
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气”而论，“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两者同样需要，屈原的沉雄绚丽、曹操的苍凉慷慨、陈子昂的古朴雄浑、李白的飘逸豪放、苏轼的豪放旷达、顾炎武的苍劲沉郁等等，呈现更多的是酒神风范，骨劲而气猛，给人的是明朗、遒劲、刚健、清新的美感；而宋玉的靡落缠绵、曹丕的纤细华美、王维的幽静谐和、李煜的凄婉柔丽、柳永的伤感缠绵、纳兰性德的抑郁婉约等等，呈现更多的是茶香风格，阴柔而恬淡，给人的是朦胧、婉约、柔媚、含蓄的美感。
观察中国的朝代兴衰更替，可以发现如下事实——
汉唐两朝国力强盛，因为统治者的施政是“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捧茶壶，一手拿酒壶，时刻不忘文攻武卫、儒法兼用。 “茶”、“酒”两种符号在汉唐两朝有鲜明地体现：一方面是中外民族大融合，形成为“茶、水关系”：茶为水之魂，水为茶之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另一方面是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突出自我，开疆拓土，为后辈子孙留下偌大一份家业。
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和宋朝。秦始皇迷信武力图霸业，大肆张扬酒神的进攻精神，不思安民，不思守成，想传万世而不逮，二世而亡；宋朝茶风弥漫，歌舞升平，国人的享乐思想在《清明上河图》中表现得明明白白。特别是宋徽宗，整日价忙着点茶画画，虽然日理万机竟不辞辛苦亲著《大观茶论》，——此事非同小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所有宋朝人必须贯彻执行。宋徽宗确有这个意思，希望通过推广“盛世之清尚”垂拱而治，让宋朝“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因了他的倡导，“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结果如何呢？靖康二年当了金兵的俘虏，悲惨地病死于五国城。更有趣的是南宋的审安老人竟然“茶桌演兵”，大约在南宋咸淳四年(1269)撰写《茶具图赞》，以茶具十二，各为图赞，假以职官名氏。加封炙茶用的烘茶炉为韦鸿胪，位列上卿，主管外交；封磨茶用茶磨为石转运，负责军需物资的运输，为战争提供后勤保证；封筛茶用的茶罗为罗枢密，主管军机大事；封捣茶用的茶臼为木待制，碾茶用的茶碾为金法曹，木待制凡事不敢专断，须请示上级罗枢密，下需金法曹协助；封调沸茶汤用的茶筅为竺副师，协助主帅赞画军事；其他加封的还有胡员外（量水用的水杓）、宗从事（清茶用的茶帚）、漆雕密阁（盛茶末用的盏托）、陶宝文（茶盏）、汤提点（注汤用的汤瓶）、司职方（清洁茶具用的茶巾）。金兵南侵灭了宋，审安老人的“茶军”终是儿戏，宋朝的茶壶败给了金国的酒壶，金国的铁骑踏碎了宋徽宗的黄粱美梦。不是宋人饮茶不好，而是宋人抛弃了太极图的另一半，要茶壶不要酒壶。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可怜的宋人太不阳刚了，要“茶香风格”不要“酒神精神”，屡战屡败还没有富国强兵靠实力说话的打算，而是割地赔款送茶叶，苟延残喘，宋朝灭亡不足为怪！
中外战争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征服另一个民族，单凭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说文一点，就是 “茶”与“酒”两个文化符号缺一不可。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虽然踏上了欧洲的大地，但他未能永久地拥有胜利的喜悦，因为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只会饮“酒”不会喝“茶”，他的政府最大的缺失是没有打造出迷人的“茶香风格”，大地上弥漫的始终是血腥和杀戮，他没来得及寻找好的治国方略融合彼此的文化差异。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蒙古儿女的鲜血流尽了却又不得不退回到原点蒙古草原，然后世世代代目睹“大漠孤烟直”，却不见“长河落日圆”。
清朝是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满人建立起来的政权，历时300年。一个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何能如此？原因是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再追求那种“骑马挎枪走天下”游牧生活方式，而是用淡定的功夫治理国家。蒙古人成吉思汗喝酒不喝茶，清人努尔哈赤一系的爱新觉罗氏却大不相同，爱酒又爱茶，特别是乾隆皇帝早晚茶壶不离手，退位前大臣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说“君不可一日无茶”。究竟喝茶给乾隆皇帝和他的帝国带来了哪些好处？不敢妄评。但有一个事实是：乾隆在位61年，享寿88岁，是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是历史上最获好评的皇帝之一。包括乾隆在内的清朝前期的几个皇帝都有同样的治国思路；离开战场进入茶室，搁下弯刀拿起茶壶，邀汉族精英分子和他们共品佳茗，然后吸纳汉族精英分子在朝中做大官。清朝前半期一方面不废武功，另一方面是有意识地赋予清政府一种迷人的“茶香风格”，足以迷惑那些一心反清复明的知识分子。但后来的清人八旗子弟走过头了，他们的战马孱弱了，他们的弯刀生锈了，茶壶、鸟笼、辫子成了他们最新的文化标志。八旗子弟嗜茶如命，是玩茶玩壶的老祖宗，却未能在茶中汲取精神营养。“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同时缺失，清朝也就气数尽了。
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治国的黄金搭档。毛泽东的霸气在世界上赢得了尊重，周恩来办外交所体现的“茶香风格”化解了意识形态的坚冰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意味深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在杭州“楼外楼”宴请点的一道菜是“龙井炒虾仁”。似乎在昭示中美两国人民：对抗对我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在茶桌边坐下来好好聊聊，品茶听曲毕竟比剑拔弩张轻松有趣。无独有偶，当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裁军和削减核武器在谈判桌上争论不休时，他们的夫人却如局外人一般坐下来享用午后茶。他们的谈判多少有些进展，不敢说是饮茶之功，但两国总统确实没有拒绝“茶壶精神”。
邓小平先生一生茶、酒、烟皆好之，茶使他淡泊，几沉几浮，宠辱不惊；酒使他壮怀激烈，忧国忧民，策划改革大业义无反顾；烟使他从容不迫，治大国如烹小鲜。他的治国之道虽然不是来自茶、酒、烟，但“道”是相通的，伟大的人能通过日常生活小事悟出天下大道，你能说日常生活习惯对邓小平先生的一生作为没有一点儿影响？
放眼世界，治国方法大体一样，若将其符号化不外乎是“茶、酒”二字。当然各有不同的说法，比如美国，其治国基本理念是“胡罗卜加大棒”、“鸽派和鹰派”、“亲善外交和炮舰政策”，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强大了几百年。
英国人喜欢喝葡萄酒、鸡尾酒和红茶，酒风、茶风两相称焉。酒馆是英伦文化的一大特色，生活中不可或缺。高雅的饮酒文化培养了英国人的骑士精神。英国的茶风比茶的故乡——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英国人因为茶丢了美国，中国人因为茶丢了香港。但中国茶对于英国人益莫大焉！历史悠久的英国下午茶培养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即使是因海外殖民的需要而佩剑杀人，给人的印象也是衣冠楚楚的文明强盗：头戴礼帽、身穿燕尾服、脚登高统靴、戴上白手套，然后来个漂亮的动作挥剑一击。英国人虽然喝茶很文雅，但从未迟滞征服的脚步，他们成功地打造了一个跨越几大洲的日不落帝国。
将“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用于政治运作，交替使用，干得最漂亮、最到位的是日本国。早在唐代，日本人接过去中国文化的“义侠精神”，逐渐演变成了日本的国粹“武士道精神”；同时接过去“大唐茶道”，逐渐演变成日本的国粹“日本茶道”。在日本不仅是上层统治者，就是一般国民也深爱“武士道精神”和“日本茶道”这两种东西，看似很矛盾的事情在他们那里并行不悖地发展，甚至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是丰臣秀吉（1536——1598），他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武将，后用武力统一了日本，成为日本历史上一大英雄人物。当时的著名茶人千利休（1522——1591）以茶结缘，进入军界，先是担任当时实力武将织田信长的“茶头”，织田信长被杀后又成为丰臣秀吉的“茶头”。他63岁在朝廷茶会上被天皇御赐“利休居士”之号。1587年，在丰臣秀吉主持下兴办北野大型茶会。茶，对于当时的日本国民来说既是珍贵的饮品，又是优雅文化的象征。千利休在茶道艺术的追求中，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具有相当大的权威。以致当时战国武将在出征前，都必须饮用千利休点的茶，抱着必死的决心上阵。所以，茶室对武将来说是个酝酿决死精神的神圣场所。两年后，千利休因无关紧要的大德寺山门木像事件被丰臣秀吉赐死，丰臣秀吉恩准千利休享受武士的荣誉剖腹自杀体面地死去。千利休的死不是日本不要茶道了，而是丰臣秀吉想打仗了，必须让这些温和的玩意儿暂时退隐，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件武器，他使用一件必须暂时放弃另一件。而千利休仗着自己是茶道艺术的权威干扰丰臣秀吉的强权政治，他自然就该呜呼哀哉了！此后“日本茶道”和“武士道”的精神代代传承，形象地称为“菊与刀”。日本人以这两种精神为本，在侵华战争时期，需要与你共品佳茗时就和、清、静、寂（日本茶道四字箴言），想占你土地、掠夺你的资源时就放下茶壶拿起刀剑烧、杀、抢、掠；以这两种精神为本，战后的日本竟能够以比战胜国更快的速度修复战争的创伤，并不可思议地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当年的战争罪恶牛皮哄哄不认错，深受其害的亚洲国家竟奈何他不得； 2010年9月7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对中方渔船进行干扰、驱赶、拦截、围堵和抓扣，事件中日本少壮派的武士道精神歇斯底里大发作，似乎想重拾往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就中方而言，钓鱼岛既然在中国领海内，詹先生的小渔船面对日本的大军舰“撞”他一下又何妨？何错之有！此事发生后，中国的对日外交进行了适度的微调，采取了有效的反制措施，输了道理的日本政府有些不爽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政府也会适度地微调对华外交，因为聪明的日本人不会因此放弃延续千余年的日本茶道精神，他们大概又会故伎重演，请我们去日本茶室，让身穿和服、唱着和歌的日本美女为我们的外交官煎煮大和民族精心碾制的日本抹茶了，并轻言细语地在你耳边说一句：尊贵的客人，请享用一杯日本香茶吧！——让我们拭目以待。
或许有人质疑，阿拉伯民族不是喜欢喝茶么？阿拉伯人人均饮茶量不是远远超过中国人么？为什么伊拉克的萨达姆那么不善哉，侵略也门，最后落了个绞死的可悲下场！原因在于，在沙漠上生活的萨达姆只是把茶当解渴的饮料，根本不接受茶的熏陶，所以纵喝得天昏地暗，也不解“茶道”为何物。假若他“茶壶精神”不缺失，便会想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会理智地选择另一种外交思维，与邻为友，与邻为伴，用茶壶代替枪炮，美国有必要出兵伊拉克对他采取斩首行动么？他不是可以安心做他的总统、写他的政治小说么？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酒的发明地之一，中国人喝了几千年的茶与酒了。茶与酒确曾在某种程度上熏陶了中华民族，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遗传基因。茶与酒还要继续喝下去，但实在不可闷喝一气，应当在茶与酒的品饮中感悟人生和社会的大道理，走好人生的路，治理好我们的国家，也不枉作茶人和酒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