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私有化运动-社会主义所有权制度变迁研究》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2-12-17 15: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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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  

  

  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深入到所有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每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肉身与灵魂的最深层的较量。事实表明,人类的天性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在此种灵与肉的较量中升华而实现能够真正坚定地探寻并坚持真理且能够真正理解人类正义以及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的。从经济学研究主体本身而言,毕竟经济学研究者也是人,也有肉身的七情六欲。因此,在经济学中追求符合正义的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并不象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人活着是为了享乐”那样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得舒服。从人类生活的自然状况来看,大多数人所能够获得的可以满足其肉身和灵魂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的东西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稀缺性;而从人类生活的社会状况方面看,通过投机、欺诈、偷盗和抢劫获得满足总是比通过劳动获得满足来得更加符合人的自私自利、贪图安逸、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等原始本性。为了满足酒囊饭袋的物欲、野兽冲动的性欲和充满着渲泄感的权力欲,所有不能克己服礼者都只能变成行尸走兽、跳梁小丑甚至杀人越货的强盗或者卖国求荣的汉奸─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①,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因而人都要为个人的私利最大化来延续其生命。因此,在整个以经济学为业或以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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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个资本主义逻辑正好与社会主义逻辑相反─资本主义逻辑是: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社会要发挥人的自私性并按照利己主义原则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逻辑则是: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社会要克服人的自私性并按照利他主义原则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己主义而反对利他主义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他主义而限制利己主义从而实现在全社会和谐且人类与自然和谐条件下的个人生活质量的最大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区别和全部分歧的根源。显然,资本主义逻辑的结果就是在激励利己性行为条件下的不可避免的为金钱物质利益而进行的交易、欺诈、享乐、颓废、腐败、暴力、战争和对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社会主义逻辑的结果则是在激励利他主义行为并限制利己主义行为条件下的为取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统一的生活质量最大化的人本应有的那种生活方式。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润主义、经济腐败、精神颓废、道德败坏、两极分化(阶级分化、贫富分化、意识形态分化、生活方式分化等)、阶级矛盾、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暴力犯罪和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如争夺石油、市场扩张等)而发动的资本主义战争才可能消除。

  谋生的学术界,不管是自称的还是那些企图从追捧中获得非劳动利益的新闻大棒们于混乱中瞎喊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们经常并不顾及正义(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真正的自由等),而将经济学理论拿在自己手心里玩弄得得意非凡。在金钱面前,在创造着财富而又在社会最底层呻吟着的劳动人民面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或称“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断地用看起来深不可测的“理论”、尤其是看起来似乎是科学得不得了的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实际上都只是数学游戏)玩弄着“经济学”以及学习经济学专业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不知渊之深浅的年轻学子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普通百姓。这些“经济学家”们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高喊着自由主义的口号,却干着霸权主义、资本暴力主义、资本专制主义、卖国主义和剥夺主义的一系列罪恶勾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确实很容易让民众以为他们真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勇士①。然而,事实上,他们所推行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是当权者和资本家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抢劫的自由、强迫中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和个人利益至上观念的自由、资本和资本家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自由以及通过私有化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掠夺的自由和利用资本运作席卷财富的自由,这一切只不过就是他们的学霸实质和对人性之恶的发挥─不需要劳动去创造财富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按照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规定的“合法”抢劫方式②实施抢劫就可以成为全人类最富有者的索罗斯和巴菲特之流就是全中国的资本主义者崇拜至极的对象③。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剥夺了数十亿劳动者数十年来所创造的财富之后,还鄙视和污蔑豢养着他们的劳动人民,并要求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来保护他们抢劫和剥削所得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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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有的新自由主义者根本就没有研究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他们根本也不懂经济、政治和人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仅仅只是搞点文学、数学或计算机拼贴游戏甚至连文学、数学和计算机拼贴游戏方面也相当差劲的跳梁小丑。

  ②、私有化、兼并、重组、资本运作、投机倒把、证券投机、期货投机、期权投机等。

  ③、由以中央电视台为主角的全国新闻、出版和文艺界的鼓吹者和企图在市场中大发横财的资本主义投机分子组成。

  

  显然,在资本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下,很少会有人有勇气敢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将自己置身于受人新自由主义学术暴力和权力暴力欺处和忍饥挨饿之境地。并且,即便是在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之下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由于评职称、评导师和报课题这类权力都紧紧地掌控在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对权力、金钱和女人贪得无厌的当权者手里①。因此,即使是对于这些拿着固定工资的暂时算是衣食无忧者②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谁敢冒着被围攻挨整的风险站出来对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和人民最无耻的亵渎进行旗帜显明地揭露?!

  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背景进行简单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旨在论证以资本对人的奴役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自由秩序”是合理的“理论”。最为危险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占领着中国的话语霸权地位的、在毛泽东时代因为低工资未享受到他们③所认为应该享受的东西而形成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的新自由主义者④,他们将权力对人的奴役极力转化为资本对人的奴役⑤—这就是“资本主义邪教理论”的全部内容。

  以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武器的早期资本主义者将封建帝王和封建贵族从统治宝座上赶下来之后,资产阶级就获得了统治西方世界的权力。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其后代就会由当初的反封建的斗士退化为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恶棍、为掠夺资源而四处寻衅甚至在全世界发动战争的侵略者⑥。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需要御用文人为他们提供理论工具来证明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对人实施的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粉墨登场,并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逐步取得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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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自由主义当权者对反对其不劳而获的社会主义者的恨之入骨正是通过不评职称、不让当导师甚至解聘和开除等方式对在公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那些维护正义的社会主义者和正直人士实施经济专政、学术专政和政治专政的。

  ②、虽然他们作为养命钱的工资也只是能够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

  ③、这些被毛泽东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投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夺取了学术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

  ④、茅于轼就公开宣扬他的享乐主义人生观、资本主义立场和卖国情结。

  ⑤、我们对权力对人的奴役和资本对人的奴役应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治专制主义就同意其资本专制主义。

  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产阶级争夺资源(石油等)和进行市场扩张而打着推行其“普世价值”的旗号发动资本主义战争,给那些军事弱国的人民制造了灭顶之灾。

  

  在新自由主义的构成中,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为以马歇尔(1890)开创的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①,而以凯恩斯(1936)所开创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主体)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因此,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知识分子被首先洗了脑,他们不但自己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且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主力军。从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学中讲授和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私有制、自由竞争和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而那些讲授和研究宏观经济学②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政府干预主义的支持者─这说明西方经济学教条(“洋教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是极其深重的。

  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的真理性及其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利益获得者的性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历史的规律中去寻找答案。而我们只要忽略掉一切细节去纵观历史的长河,就不难发现,在旧制度的没落时代对旧制度进行批判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般都昭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正义,而在没落时代维护旧制度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则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反动和对正义的蹂躏③;反之,在新制度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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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完全自由竞争”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又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导的出发点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想及其推行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由此不难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成为一种“骗人的理论”(“骗人的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实现资本专制和市场扩张的工具。这种“骗人的理论”具有的形式上的科学外壳使得初涉经济学的人们和对经济学的性质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悟性者会误以其为真理。

  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

  ③、这是因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创建是由当时的那些满怀着社会理想并不为个人私利而奋斗的政治精英完成的,随着这一代政治精英的离世,其权力的继承者一般不可能再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政治精英而继承先辈的遗志,却更可能是追逐权力和崇尚享乐的政治投机分子或没有政治理想的享乐主义者,这些政治投机分子不但不会维护原来那些良好的制度,而且会成为好的制度的破坏者和坏的制度的建立者─这是政治投机分子享乐的前提条件。

  

  之后的和平时代对新制度进行改造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反动和对正义的反动,而在新制度需要完善的时代维护新制度基本框架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责任和对正义的捍卫。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但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倒退。中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就是一种严重的历史性倒退。这种意识形态一声不响地进入了中国的大学①对青年学生进行全面洗脑─宣扬利己主义、利润主义、金钱主义、剥削主义及其实现手段②的意识形态对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们形成了极其恶劣的误导③,从而使我们这个拥有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和利他主义人生观的民族被一代一代地改造成为缺乏道德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行尸走兽,使人民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史无前例的受害者,使人类生活堕落为物欲横流的动物生活,使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恶人当道、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善恶不辨、腐化堕落的社会。最为罪恶的事情是,那些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那里获得职位和工资而又从资产阶级那里捞外快的投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真正玩弄的正是那些给“经济学家”们支付工资并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的劳苦大众!

  不幸的是,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运动进程中,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仅已经牢牢把握着大学讲坛的教育权④和文化专制权,而且已经利用通过洗脑所完成的对青年人的灵魂改造形成的社会影响以及他们在政府取得的权力和从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那里获得的金钱支持对中国社会包括数百万亿的公有企业资产、矿产资源以及城市和农村土地的全面掠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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