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怎样把灾难转化为智慧与共识

——答杭州《都市快报》记者冯志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2 次 更新时间:2012-12-13 22: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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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笼统讲多难兴邦,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至于说多难才能兴邦,则更加荒唐了。19、20世纪中国,灾祸的惨烈绝无仅有,为何现在仍然在还历史旧账,为消灭贫穷、落后吃尽苦头;而灾难不多的英、美、澳大利亚等国反而过着富裕和自由的生活?

  

  1、在记者报道1942之前,据闻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建立了救灾委员会,《1942》作为电影实际艺术成分居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饥荒的巨大灾难?

  袁伟时:我没有看过电影《1942》。艺术电影容许虚构。但是,据我所知,这部电影的编剧刘震云先生研究他家乡——河南1942年的大灾荒多年,早在1998年,他就撰写了《温故1942~1942河南大旱》(钱钢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74~4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研究非常扎实。我看过他最近发表的有关谈话;我相信他对这场大灾难的叙述,基本史实是是可靠的,不能轻率地说是艺术虚构。我也阅读过反驳刘先生和批判这部电影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有颇大的逻辑漏洞,例如说国民政府怎样分几个阶段组织救灾等等。但从当年的《大公报》到刘先生都没有说政府没有组织救灾,而是记述因为政府腐败,实际效果很差;1943年,人吃人,狗吃人屡见不鲜。饿死300万人这个铁的事实无法否认。

  这场大饥荒的原因是大旱;而战争和政府的腐败加深了灾难。研究历史需要冷静、全面检视史实,没有必要为当时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错误辩护。

  2、对于1942年,造成300万贫困民众死亡的那场河南大饥荒,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在此后的80年间,包括这些灾民的后代们,对这段历史都知之甚少,很多人选择了遗忘,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会被遗忘?

  袁伟时:遗忘不是自己选择的。长期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苦难太多,容易麻木;加上多年来运动或新的折磨纷至沓来,应对艰难,更缺少反思的余暇。不过,知识阶层中坚守学术良知和批判精神的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些灾难,专书和有关的文章不少。但这些成果传播面不够广,致使一般民众知之甚少。谢谢电影和电子传媒的发展,终于引来各方迟来的关注。争论带来真相,应该欢迎电影《1942》上映引发的各种观点碰撞。

  3、为什么饥饿一度萦绕中国近现代史,饿殍为何撼动不了权力的反思,可不可以说中国式权力对于饥饿钝感,更是对个体的蔑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遭遇巨大的自然灾害时,中央集权政府反应机制往往极其滞后。执行时,遭遇官僚主义、腐败等多重问题。如果要改造,政府救灾体系应该如何做哪些基本的变化?

  袁伟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个著名的论断:“饥荒不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这表明,政治自由,以民主制度的形式出现,有助于保障经济自由(特别是免于极度饥饿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免于饥饿致死)。”(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这个结论掷地有声,特别适用于观察1942年河南大饥荒。无可讳言,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专制政权。抗日战争当然给救灾带来很大困难,但症结在于这个政权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它没有不关心选民,选民会立即抛弃它的危机意识。不是“权力对饥饿钝感”,而是权力对没有选票的民众的钝感,蒋介石及其部将实质是蔑视民众、蔑视生命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们蔑视舆论上。

  河南大灾的消息,1942年的各大报不断有所披露,国民政府也有赈灾委员会、赈灾计划、派专人视察等措施。

  可是,政府不顾民众生死,依然在征粮和强制“购粮”。1942年2月2日中央社的电讯说:“豫省三十一年度(1942年)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第162—16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济南版)

  有的学者甚至证明:当年1942年发生灾荒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给郑县拨的这个粮最后它征购的粮,一个田赋、一个军粮,一个是这些公务人员要吃的,这三粮食,那年征购的三种粮食是拨它救济粮食的25倍。”这样的政府在民主化以前,它对民众痛苦的“钝感”是很难改变的。与此同时,没有民主、法治,腐败肯定会成为无法根治的痼疾。

  触动他们神经的是新闻舆论。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写的《豫灾实录》,揭露树皮吃光了,妇孺等死,时过半年,尚未见到赈款。第二天王芸生据此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政府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重庆《大公报》停刊,河南当局捕人。张高峰很快在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嫌疑’逮捕。刑讯之后,又被当时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亲自夜审,因查无实据,又改为软禁。直到1944年夏,日军为打通平汉路进犯郑州、洛阳,应战的国民党军失败,张高峰才得以脱险回到重庆。”(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9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武汉版)《时代》周报记者白修德激于义愤奔赴河南采访,揭露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状。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勃然大怒,居然向这家周刊提出要解雇这位记者,闹了一个国际大笑话,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救灾体系应该怎样改造是枝节问题,关键在当时的国民党专制政权要彻底改造为民主政权。有过机会,但它没有及时抓住,最后导致它在大陆统治的坍塌。

  4、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遭遇大灾大难后,中国的那些贫困灾民,都能够九死一生繁衍生息下来。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在夹缝中生存。

  袁伟时:说起来令人心酸:这是动物繁殖的本能。早就有学者揭示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越是穷困,生育越多。用为他们的生活非常简陋,几乎只剩下本能了。

  5、在逃荒的路上,可见中国是缺乏“社会”这一概念的。群体无组织,社会力量涣散是否加剧了灾情的解救与自救。然而政府为什么害怕健全社会力量?

  袁伟时:前现代中国,没有集会结社自由;人们结合的纽带,主要靠血缘关系。当大灾摧毁了薄弱的经济,出现的只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人吃人。强悍的则铤而走险,当强盗、土匪。

  6、多难才能兴邦,从历史角度,你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袁伟时:笼统讲多难兴邦,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至于说多难才能兴邦,则更加荒唐了。19、20世纪中国,灾祸的惨烈绝无仅有,为何现在仍然在还历史旧账,为消灭贫穷、落后吃尽苦头;而灾难不多的英、美、澳大利亚等国反而过着富裕和自由的生活?

  7、你觉得一个民族或国家对灾难的记忆、记录或者面对,怎样才是正确的,或者说如何形成一种向上的力量?对于一个大灾难,应该有哪些反思?你是否认同一部电影唤醒了1942灾难史的记忆和认识?除了电影之外,为了从灾难史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行,我们还能做哪些? 年轻人不了解历史(灾难史)的现象比较普遍,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变这种格局?

  袁伟时:电影《1942》确实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贡献很大。有不同的评价非常正常。政府的责任在不要设置禁区。在自由环境下,人们自然会努力收集有关材料,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弃伪存真,经验教训就会浮现,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是把挫折、灾难转化为智慧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把这些事实和教训写进教科书,则是让这些苦难中得来的教训代代相传的最好途径。了解历史,了解“我是谁?”了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过去,是公民的正当要求,不要为满足这个要求设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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