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从词典到“象典”——韩少功两部长篇小说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9 次 更新时间:2005-03-06 13: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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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先生的《马桥词典》很有一段时间让人颇具欲说还休的意味:倒不一定是因为什么所谓的“敏感”,或者是面对“语言神话”的茫然——前者曾经的沸沸扬扬显然言说的价值不大,从借鉴的意义说,所有的现代后现代的西方概念之横移比之创作方法与创作观念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苍白无力,更加虚假做作,更加大而无当,其“洋葱味”的挥之不去只能说明时至今日尚在学舌之途;后者更是面对种种语言事实的冷漠,对种种语言制度的无知无觉,“神话”的说法既不负责任,更是对“神话”的不可企及,以及对韩少功的曲解。

  

  只要确实认真细读过文本,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少功一点儿也不神,哪怕就连一丁点儿的先知的影子也找不着;韩少功只是个具体的人,是个真实的个体,他不但没有把语言制造成“神话”,恰恰相反,他几乎无处不在指出语言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以及相反的约定俗成性、假定性、规定性……等等,一句话:语言本身成了知识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作家不再把语言当作主体的一部分,倒是批评家们成了语言本身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语言不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成了语言本身了。也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个别优秀的作家已经开始把语言当作知识,而批评家却一直不把知识当作知识,大多却是把知识当作获取利益功名的工具了。发生在不久前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大论争,便是典型的一例:首先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民间(假如是对应于官场的民间就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其次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求知精神?假如这两个基本的前提不能得以确立,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假如这两个前提能够得以确立,其二者实则一个硬币的两面,谁跟谁争?争什么啊?!如果批评不能真正有效地增进知识增长,批评的分量批评本身的面目便要显得十分可疑。尽管有个外国的名人说过: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给人以知识,而在于给人以力量。可我们的民间力量从来是如此地薄弱,即便有个体也从不存在有个体性,而写作的事情从来就是个人的事情,那么,这文学的力量又从何产生,又究竟怎样产生?尽管知识可能不是美德,也可能不是力量,但是,知识至少提供给我们了意义——问题是:我们所有生存的意义恰恰发生了无比重大的问题。这样,追问知识本身以及我们的知识状况,追问我们的知识本身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便形同关键。而语言,既是思想的媒介也是文化的碑石,通过它也唯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够无比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自身意义的彻底的漂浮。

  

  也便是基于此,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暗示》两部长篇写作,在中国小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探索性不可小视,其真正可能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也是任何的轻描淡写以及有意的曲解都改变不了也抹煞不了的文学事实。那么,我们还是进入实事求是的乃至心平气和的客观分析,以期能比较有效地对这个事实进行尽可能努力的接近。

  

  “马桥”语境:说话就是做事

  

  早在上个世纪初,维特根斯坦、罗素等人就通过对逻辑性质的探究,从而开拓出了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即语言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事实、思想和语言之间。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说法是:意义即用法。奥斯丁的著名说法是:说法就是做事。可我们呢?一如韩少功先生在《马桥词典》中所说,“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个制造意义的文化系统是从精神上彻底地瘫痪了的,关键在于:我们不仅很少有自觉的关于意义的怀疑和兴趣,更少对自由向往的批判自觉并获得个体自主的兴趣。我们总是沉默的大多数,却又总是以为我们不是沉默的,因为我们的意义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我们缺什么呢?我们的所有的有关现代性的观念、概念乃至理念,多得能铺天盖地,经营出来的大现实却是怎么也牢不可破的等级秩序,究竟为何?语言的问题自然不是问题,假如不凭借它们那我们的荣华富贵,何来?当然,也许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语言兴趣罢。韩少功的语言兴趣在“言语”,在“用法”,在“隐义”,这在经过结构主义符号学洗礼过的我们,似乎不应显得陌生。关键在于是否为罗兰•巴特的“咖啡馆哲学”的撒播,而我们的某些批评家干得恰恰是这样的事情,这才叫做廉价。《马桥词典》对中国小说的最大贡献,我以为在于:韩少功的源于个人特异的语言感觉,创造出的一种鲜明而独特的“马桥语境”;而韩少功的所有语言分析,便体现为种种颇具地方性知识和色彩的“马桥用法”;便是这“地方性”本身,使《马桥词典》的文本性体现出了强烈的边缘化色彩,而又完全区别于众多的捡拾所谓“文明的碎片”的中国版“后现代主义”文本,从而也更加鲜明而强烈地凸显出了韩少功个人的创作个性。至于说《马桥词典》在所谓“文本的世界”里是否存在有某种“家族相似”,应该说是舍本逐末的吹毛求疵:而今任何的一个写作者与任何的一个阅读者,本来就都遭遇在“文本的世界”里,任何的一个文本除了发布着自身的信息外还同时发布着众多个文本的信息,关键在于它是在真正鲜明而有效地发布着自身文本的独特信息呢还是仅仅就发布着众多它个文本的信息?无庸讳言,《马桥词典》属于前者而绝不可能是后者。

  

  那些捡拾所谓“文明的碎片”的(准)“后现代主义”文本的根本失误与对后现代的误读,恰恰在于我们根本就不存在像西方的理论家(比如法国高科技理论家鲍德里亚)所预言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从现代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历史”还只是刚刚开始。忙着收拾历史的“碎片”,纯粹出于艺术功力的争斗,而又多少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问题常常在于,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传统似乎总是颇具历史感的,而实质上潜藏在我们身上的破坏欲,导致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什么“碎片”也留不下(我们历史上留下的无数重复的精神与文化后果便是明证)。韩少功对文学的本土化与语言的本土化,有过颇长一阵时间的思考与研究,并试图对语言的本土化进行一番追根溯源的漂洗,也就是说,如何重新面对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面对我们自己的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历史和文化,进行重新阐释,以期更真切而实在地映照出我们自身的面目和灵魂,成了韩少功的文学超越的极其重要的界面:语言如何回归本土,又如何参与现实?语言的现实在我们本土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因此韩少功的主要着力点便搁在了言语的意义生成上了。他不太关心能指,或者能指本身并不是太重要,更是无意于众多中国版后现代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能指的狂欢”上(“能指的狂欢”之根据在于人文主体的消解),而是在能指群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可能性之中,对事实、思想与语言等等所由产生的意义,对所指进行一场苦心孤旨的刨根究底。你又几乎不太可能用普通语言学的方法,也不太可能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或者哪怕是语言哲学的种种方法,对其文本进行堪称纯粹的分析和真正到位的批评(这也许也便是至今不能见到对其文本的有分量的批评的原因所在吧?)。因为韩少功本人采用的文本编织的方法本身,可能便是普通语言学的,可能便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也可能便是种种语言哲学的。这样,你所能做的或者应该做的,似乎就是应当与他的文本进行交流和对话。因为他的种种方法本身便是分析的,同时又是建构的。便是这分析和建构形成了韩少功的独一无二的中国本土立场的后现代视野和境遇:面对他者,他必须对本土做出绝非“他者化”的解释,拒绝“妖魔化”,同时也拒绝“前理解”;面对本土的语言现实,他又必须摆脱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通过我们进行的自我复制,尤其是种种编码(编码就是解码,然后重新编码:由是我们的生存始终便在于种种旧码新码的语言规定之中)的、“给一个说法”的、关于种种时代、历史的故事的“大叙事”。小叙事、小历史、小世界、小文化(地方性意义上的)、小话语的全面自觉,便成了“马桥语境”建构的合法性基础以及韩少功个人写作的必然选择。这样,在特定的“马桥语境”之中,语言终于成了“存在之家”。我们看到:这个“存在之家”并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这个“澄明之境”也并非人的日常现实已经完全为技术所肢解:技术不仅强制性地掠夺了自然,而且还毫不留情地侵蚀了生命现象,也即所谓“诸神已经远去,存在晦暗不明,人处在一种非本真的生存之中”。而是:马桥人本来便在“澄明”之中,他们与“技术”无缘(什么科学,那还不是“学懒”?),诸神本来就在马桥人身边,比如“枫鬼”,比如“神仙府”,马桥人天生就处在一种本真的生存当中,他们根本就用不着为自身去蔽,他们的日常语言本来就是为了接近“天籁之音”(比如“梦婆”、“肯”等词条)。但是,马桥人仍然生存在一种严重的匮乏之中,这种匮乏绝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匮乏,而恰恰可能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源于千百年的生存贫困导致的精神的贫困。要说“马桥语境”的重要创造性意义,在此;要说“马桥语境”能够参与现实改造的意义,在此;要说“马桥语境”能够触动中国人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更是在此。还是海德格尔说得好:“只有在现代技术世界诞生之地作转向的准备,这一转向不能靠接受禅宗或其他东方的世界经验完成。改变思想所需要的是欧洲传统及对它的重新认识。”①我们也一样,我们的“转向”不能靠接受西方的世界经验完成,改变思想所需要的是中国传统及对它的重新认识。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马桥语境”所能提供并已经提供的“世界经验”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枚活的标本。

  

  马桥语境的“世界经验”在《马桥词典》当中,基本徘徊在“存在之思”与“存在之悟”之间,马桥用法是其典型而具体的“意义即用法”的话语实践,一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前言中所说:“较之语言,笔者更重视言语;较之概括义,笔者更重视具体义。”也如我和叶勤女士合作的一篇《“马桥”断想》的短文中所说:韩少功“抛弃已远离原初生活的现代词语,从历史的尘埃下拾起马桥人口中活生生的言语,并力图将‘隐藏在这些词语后面的故事’罗列出来,以其外延澄清其所指”。②《马桥词典》采用的虽然是词典的开列词条的方法,但“词典”的“概括义”又被不断扩大的外延解构掉了,“词典”被置换为小说的形式的过程中,马桥语境才不断地被强调,马桥语境的“世界经验”才不断地被强化并凸显了出来。

  

  比如“马桥弓”一词,“从马桥的弓头走到弓尾,得走上一个多时辰,这不能不使人惊讶:古人是何等的伟大雄武,可以一箭射出这么大一片地方?”作为当年的知青,韩少功以外乡人的敏感体察着马桥人的生存状况,感受着马桥人的生存真相,又比如“放锅”、“同锅”等等词条,前者说的是新嫁娘带上一口新锅安放到夫家的灶膛里,就在夫家吃上饭了,后者说在同锅里头吃饭,便自然是兄弟了。民以食为天,也便是这样在马桥语境之中展开其具体用法的。韩少功作为外乡人,实际上本来也存在有对马桥人书写的“妖魔化”的可能(比如我们早已存在的众多的对西藏的书写的文本那样),但看来顶多也只是有时候作为知识人,对马桥用法作一些当下理解的解释而已,比如“道学”、“梦婆”等,后者甚至用了弗洛伊德作了一番分析,而几乎拒绝了“想象”。这样,韩少功的关于“马桥语境”的文本所揭示的马桥人的生存真相乃至心理真相,便有了可靠的真实性基础,比如“茹饭”,比如“栀子花、茉莉花”等,稍加细心的体察我们便能够体会到其言语心理的真实性。

  

  比如“晕街”一词,语言对人的规定性几乎到了难出其右的程度:语言一经创造并包括书写,就渗透着人的思维与心理乃至生理,在表意与交流的活动当中,对人的行为以及行动构成的潜移默化与立竿见影,让人叹为观止——马桥人越是相信自己会晕街就越是晕街,越是晕街也就对“晕街”一词愈发深信不疑。然后,马桥人还喜欢“打玄讲”,正话反着讲,反话正着讲,不一定刻意,甚至很平常很日常,便是在这平常日常的马桥语境中,人们在撒播的外延中体会着对方的话意,我们则能感受着种种马桥人的生活,又如“散发”、“贵生”、“贱”、“不和气”等等。在这所有种种的马桥日常语言的分析之中,韩少功常常赋予词典的虚构的纪实色彩,有时则干脆是在作着记录的同时展开对用法的分析。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有时仅仅是记录,而且大多具有浓重的方言、地域色彩,却仍然折射出了诸多的汉语言思维定势以及书写威力,如“话份”、“汉奸”、“九袋”等。至于“神仙府”,则更是可见汉民族古老文化的诸多禅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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