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我主编《东南批评理论》期刊，针对性非常明确，便是针对当下十分虚假的“文化研究”状况，试图做出新一轮的精神突围。

我的朋友夏可君博士说，在这混乱多元、语音嘈杂的文化语境里，我们如何发出清晰的声音？显然是件困难的事情。

是的，非常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可以不努力了。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如何切入？那么显然，我们每个人的言说，首先要做的，理应是为自己寻找一个限度。确实，我们是如此无知，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只能根据每个人的切身经验以及相关知识状况，作出每个个人的具体而有效的自我描述？

尤其是在海德格尔的“解构形而上学”之后，后结构主义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之后，启蒙理性似乎已经名誉扫地。又因为东西方文化反向对撞的文明演进，又使得我们的文化语境又多了一层众所周知的艰难。百年来的本土现代性进程，一步三回头，进一步退五步的巨大现实，无疑又让知识理性雪上加霜。如何重建知识理性，似乎成了每一个真正的知识人都绕不过去的头等的表达难题。与此同时，后现代性话语进入我们本土早已是个经验的事实，而并非前十多年还是谁“占有”了后现代“资料”谁就能领风气之先——尽管那种虚假的知识和学术已经败坏了我们的基本知识状况和学术状况，但，毕竟热热闹闹招摇过市了十多年——进入当下，个体的真实性与限度，显然是我们自身的现代性检测与防御的惟一尺度。

也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在对当下客观现实与理论现实做出种种回应，窃以为才是真正切实的。否则，大而化之，大而无当，而又貌似大有学术雄心，建构所谓“体系”，似乎纵横捭阖，实则虚弱不堪，则是我们学术的不幸，也是我们时代的不幸了。

也便是在此意义上，夏可君博士的三个书写的文本显得颇具理论力度。在文本的阅读与书写的缝隙，寻找个体的立足点与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艰难，也是最为英勇的努力。我们如何认识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又是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被构成的？那么，我们显然需要重新思考究竟何为“汉语人”——我们的汉语言的根本品质是从哪里开始被败坏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胆识，我们的生存，是如何被书写的，又是如何应该被要求重新书写？道家的暴力么？儒家的德教么？法家的南面之术么？佛家的审美主义么？夏可君在汉语言陷阱的种种荆棘之中左冲右突，不遗余力地追寻古老汉语源头之精灵，充满热忱地呼唤现代“汉语人”之幽灵，徘徊也罢，奋斗也罢，其精神之崇高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李玲博士的多篇文章，立足于现代性觉醒前提下的女性个体性立场，对传统男权话语，尤其是对五四以来颇负盛名的现代作家文本中种种较为隐蔽且具有某种程度欺骗性的男性文学话语，进行了彻底而有力的解构，其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不说是独树一帜，起码也成绩斐然。而同时发在女性主义批评小辑中的青年才俊王侃先生的文章，与李玲的文章可谓相得益彰，互作精彩的回应：我们的男权社会与西方的不同，除了老人社会、乡土社会，更有身份社会所折射出的潜规则社会，从而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喻示了女性主义批评实则任重而道远，一样存在着种种的话语荆棘需要排除。那么，我们该当如何汇入殊途同归的解构洪流？而又该当如何在这解构之洪流当中确立我们自身当下的确切个体性乃至主体性？

毛翰教授的一组文章则把我们带入了俗称诗歌中国范畴，其从帝王诗、帝王气象与专制情结，从一位现代诗人的一生，从一个现代诗歌的断代史诸方面，解读了诗歌中国的内在逻辑以及相关的历史状况，材料细密，思路缜密，却坚决拒斥了历史理性主义的循环往复的自我复制，既不在同一性中诉诸语言暴力，也没有寻求非同一的前提下走向虚无的迷途。尤为可贵的是，在个体真切感知与忠实于个体逻辑认知的基础上，特别注意了诗歌研究与理论表述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在有效性“理解”的过程当中凸现出的有限个体，始终葆有现代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批判性立场。由此毛翰先生也曾卷入了世纪之交的关于诗教论战，而且成了那场风波的实际上的主角，而张积文先生的文章便是对那场论战风波所做的系统梳理和精彩回顾。

也许，我们的理论尴尬还不仅仅是在启蒙理性话语尚未形成自己确切的言路，又十分确切地面临着诸多的后现代性话语的无情清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在举步维艰的当口，社会各个领域的利益矛盾与严重的贫富不均现实，已经无比严峻地呈现在了国人面前。所谓新左派与种种自由主义派别似乎让中国的知识界真的产生了的思想分化和不同学派，尽管，西方的种种理论概念的横移挪用不时让我们产生了张冠李戴的不少话语混乱，但种种话语现实的背后毕竟是我们整个社会大现实在其中的诸多折射和反映。便是在此语境之下，槟郎先生高举鲁迅左派的旗帜，坚定地站在社会底层，为底层代言，为工人阶级张目，以锤子和镰刀为十字架，槟郎小辑中所发出的顽强的个体声音，显然我们也不是没有理由应当认真地倾听。

但是，我们的生存现实与严峻语境并非当下有之当下如此，而是古已有之古来如此，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们谁也不能摆脱被抛掷到当下的生存当中的巨大现实。我们的思想源头所以还有生命哲学，原因便在于一开始我们就存在有种种严峻的生存事实。而今的后现代思潮，似乎真的可以从我们的道家源头那里找到可资回应的精神基因，殊不知道教的生命哲学本身就来自我们本土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实则与所谓生命冲动造反“逻格斯”完全无关。道教的生命哲学对我们的当下生存回应之所以还有精神活力，却是缘于我们的生存语境实在是亘古未变。中哲硕士出身的叶勤女士对道教哲学经典的阐释，也是本着我们生存自身的问题仍得在我们本土的传统中寻找解决的理路。我们的语言与生存、语言与存在、语言与世界，至今存在着巨大的裂缝，我们很少可能进入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理性”的言谈视界，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的仍然是“言”“象”“意”的三重错位关系的脉流，叶勤女士的研究告诉我们：尽管《易传》的著述者发明“象”是为了解决“言”与“意”的错位关系，试图通过这个神秘莫测的“象”来彰显“言”所不能尽传的圣人之“意”。然而，只要有这么个“圣人”在，这个“象”永远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圣人之言”朝令夕改，因为“象”的世界包罗万象，因此我们的语言在有太多的规定性的同时，又始终处于孵化、撒播、词不及物状态，由此种种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便也具备了自然而然的天然可行性和合理性了。

吴励生则仍然徘徊于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性话语之间，种种话语的纠缠与撕扯，使他片刻不能得以安宁。人文精神的重塑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而再生能力极强的传统人文主体的柔韧与顽固也始终是他回应的最大困难。假如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个体们始终不能具备有合法性，个体性的产生就几乎成了无源之水。假如我们的个体始终缺乏的便是个体性，我们的主体性一说就会最终成为空中楼阁，那么现代性的发生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更不用说，后现代性话语对我们的话语现实形成的种种巨大冲击，我们已经越来越让我们自己的面目模糊不清，那么，我们自己又该当如何开口说话？

就像夏可君博士已经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如何？发出？

——清晰的声音？！

——2005年元旦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