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谈国际比较中的“中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 次 更新时间:2012-12-11 22: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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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我想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三个角度来谈今天的话题。

  中国今天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曾遇到。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对各种挑战。

  先谈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近7倍。但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中国“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

  

  2008年,我从印度讲学回来,在报上发表了《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买60%的人住在贫民窟,人均面积两三平米。一位网友责问:为何不把中国跟东欧比?我说不久前去过华沙和布达佩斯,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10年。这位网友又问:为什么不和纽约比?和纽约比,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就比过。他2008年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后经上海回国,写了篇评论《中美这七年》。他写道:当我回到纽约机场,沿着破旧的公路开往曼哈顿时,我问自己,究竟哪里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诉我的女儿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虽然上海和纽约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国际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间等。但在硬件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经走在纽约的前面了,如机场、地铁、高速公路、商业繁荣程度、美轮美奂的夜景和即将完工的高铁;在软件方面,上海的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人均寿命等指标都好于纽约。

  我们的城乡差距还大于发达国家,但不是“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欧洲的城市远远没有中国城市的活力,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巨变,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好于非洲的多数城市。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没有电的贫民窟,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中国城乡差别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国腐败很严重,能算崛起吗?

  

  腐败问题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别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上升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法治建设跟不上。英国19世纪时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19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时代,人们都持枪保护自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商勾结极为普遍。

  如果横向比较,研究腐败最权威的“透明国际”把中国腐败程度列在世界中位。跟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非洲国家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反腐经验值得借鉴,他们致力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成绩可观。

  

  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能算崛起吗?

  

  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我们现在还要严重。1952年伦敦曾发生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的事件。欧洲最大的莱茵河一度污染到了鱼类都无法生存。但最后通过环保努力,欧洲人扭转了局面。

  

  中国贫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吗?

  

  贫富差距是比过去大了很多,需要认真对待。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甚至0.47,但基尼系数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房产、土地等资产。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创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指标。比方说,衡量中国人的财富,两个因素就可以使现在所有评估都发生变化: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瑞士的人均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发和吃饭比上海贵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净资产。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业传统。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中位(medium)净资产(房产、股票、现金等,减去所有债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为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中国多少家庭的净资产达到和超过63万?恐怕至少数千万,也许上亿。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无人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中国人不必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

  

  西方大国不少都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期间各种战争数不胜数,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吞并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瓜分整个非洲的无数次大小战争、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7年后数十年间,北美的印第安人惨遭灭绝,美国因此无偿获得大片疆土和资源。西方崛起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但英国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们是在自己的境内消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所有问题。英国当时人口不过1000来万,中国今天是13亿人。我们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财富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显著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避免了两次金融灾难。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第二、谈谈中国模式。国内学者喜欢讲“中国道路”,我这里借用国际通用话语,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

  一是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比较能够从实际出发。西方主导的变革第一步总是修宪,而我们的第一步总是试验,然后总结调整推广。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

  二是强势政府

  我们有比较中性、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它能制定并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称印度政府为“软政府”,执行力极弱——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消除贫困呢?这也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困境。

  三是保持稳定

  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1980年的140年间,我们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8到9年,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断。一直到邓小平这位杰出的领导人,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才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

  这使我联想到法国政治浪漫主义的高昂代价。法国人总是先确定一个抽象的大目标,如民主、自由、公正,然后激烈斗争,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整整173年,法国政治体制才稳定下来。其间经历了五个民主政体,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所有这些政权都是通过暴力推翻的,而法国的人口才两三千万。中国不能这样折腾,一定要走稳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为大

  我们坚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国消除贫困领先世界。世界贫困人口还在增加。印度把每日收入从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为中产阶级。按这个标准,2005年在印度中产阶级是2.64亿,中国则是8亿人。但这个标准太低。你入住印度的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上海星巴克问喝咖啡的小白领,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中国人的要求高。

  五是渐进改革

  我们没用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弃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量利用现有体制来运作,为现代化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进。实践证明“共产党 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有作为。

  六是顺序正确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讲究轻重缓急。我们大致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

  七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把市场优势和宏观调控优势结合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对不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惩罚”。那么如今这场源自于美国的金融海啸该如何解释呢?我套用他的话,这是对信奉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惩罚。

  八是对外开放

  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但以我为主,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学习别人的经验。中国模式有极强的竞争力,因为它源于激烈的国际竞争。

  当然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相当严重。比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异、生态问题、医疗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满。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就是机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尔的句式,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它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较下来,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国曾在整个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政府的作用,结果非洲政治和经济全面恶化。美国专家曾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现在被俄罗斯人称为对俄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各国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有时候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盲从西方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3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项成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表明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专制”话语,认为“良政”与“劣政”才是关键所在,“游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

  第三点是中国话语。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竞争。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标准竞争无非是三种战略:领导者、参与者或追随者战略。

  

  制度选择强调民心向背和选贤举能

  

  在“后美国”时代,我们应该采取领导者和参与者战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它拥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其文明的广度、厚度和深度足以产生独立的思想体系。

  西方政治话语的核心是“民主和专制”。2008年11月孟买发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小时才抵达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时,印度学者问我,中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说至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军队是20分钟内开始动员的;中国的总理是2小时内坐上飞机前往灾区的;中国医疗队在4天内就覆盖了震区所有3000多个乡镇。一位印度学者不服气地问:你是否要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我说不管采用什么制度,都要落实到良政,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阿提萨利去年在布鲁塞尔主持非洲治理新思路研讨会,请我谈中国模式。之后他总结:“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局很像董事会,总理很像CEO,治理国家的方式很像治理一个公司。”他要我当场回应。我说我们确实认为政治制度建设一定要考虑国家治理,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搞一人一票,因为这样搞的公司一定破产。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去探索。

  在场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不以为然,“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选贤任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个民族长远和整体的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集团,这是中国的文化传承。

  

  西方民主演变成了“游戏民主”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多元的利益,应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并进行博弈,但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的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它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意识、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非西方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把你这个社会分裂,然后再来整合。问题是非西方社会往往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泰国是“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吉尔吉斯斯坦是“南北分裂”,乌克兰是“东西分裂”。

  为什么西方国家采用一人一票还大都没破产?因为它们在这样做之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并因此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和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太影响百姓的生活。二是人均资源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折腾的资本了。三是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体,倾向稳定。四是政治精英通过几百年的磨炼总能垄断主要的社会资源,如议会、媒体、金融等。

  但现在西方民主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营销,大家拼资源、拼谋略、拼形象,选个美女和电影明星,毫无政绩可言,也无所谓。这种做法导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质化。东欧政府最高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21%;冰岛选出的哈德尔政府不懂经济,导致国家破产;南欧的笨猪四国,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夕阳西下的模式。

  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处在破产边缘;三权分立的美国明显走下坡,真是三点成一线。一些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需要改革才行。

  在当今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上,我认为只知“选举”而不知“选拔”的制度,将竞争不过能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只知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力不从心;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所以我看好中国模式。

  

  (以上内容据5月27日第31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实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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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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