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和品质:种种细节总是费思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6 次 更新时间:2012-12-11 12: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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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又是讨论细节!为免读者诸君的不耐烦,只好稍微絮叨几句开场白。我一直那样执着于追究细节,因为在我的信念里,细节就是一切,魔鬼既在细节里,上帝也在细节里。不必看大事大情,只看细节,可以洞察一切。凡是有大企图者,必然通过所有细节的认真执着和高质量生成而成就他独立特行建构的系统。我曾经研究过钱锺书的《管锥编》,我在一篇论文里特别指出钱锺书是以细节文化史和原型细节片段的层累集纳建构其中国文化的母题系统的。我敢断言:如果中国人想要在文明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话,首先要在全部细节上认真执着起来,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否则一切免谈。本文只谈细节决定品质和人性。

  自从有一本书畅销以后,有一句话成为了流行的名言:“细节决定成败。”把细节强调到那么重要位置的,是一派非常严谨的理性主义者,一切大事小情都按照严密周到的计划和程序科学管理和执行,一个细节不合格,就所有事情都通不过。在这样的观念看来,在细节上不认真不严格的,那么在整个系统上的所有事情都是腐败性的。这种性格和作风和西方古代一句著名的军事谚语有关:“掉了一个钉子,就坏了一个马掌;坏了一个马掌,就毁了一匹战马;毁了一匹战马,就输了一场战役;输掉了一场战役,就毁灭了一个王国。”——看看,这种层层推理扩大的后果演绎波澜思路,恶果就像一块石子投到水里,一圈一圈涟漪逐步扩大演变,这是把世界上的事情都看作是一个严密完整的丝丝入扣的系统,认为每一个细节都是环环紧扣的,息息相关,没有任何一个细节可以脱离得系统的关系,一荣俱荣,一败俱败。所有的细节构成了一个完美合作的结构,只有所有的细节都做好了,那么才能够使到整个系统达到最优状态,得到最成功的结果。

  其实这样的理性主义性格和思维与中国人的文化格格不入,于是中国人便在现代化的大门口老大不情愿地扭扭捏捏了一百多年。近日又看到一个反思甚至反对现代化的诗人于坚这样说:“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西方的现代化有强大的持续千年的理性传统保证。理性保证着现代化的做工,理性主义和做工是经验的积累。西方文化追求不朽,不朽不仅仅是观念;追求崇高,崇高不仅仅是观念,它们也是做工。因此,一座座坚固的大理石教堂、城市屹立千年。在德国,我亲历从一次列车转到另一趟列车只有五分钟时间的惊险,当我乘坐的列车停下,另一趟列车也徐徐驶来,同时停下,那就是我要转的车次,走过去,只用一分钟。还有两分钟可以发一下呆。这种做工是一种专业精神,知识体系、精致的设计、操作手册、规章制度、施工图纸,是慢工出细活的工具理性,是精确计算的数学、几何、严格的合同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检验制度、法律制度,一分一毫也差不得。”“国人骨子里不喜欢规范化,不适应契约。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依然是感性的,怎么感觉好怎么做。而‘感觉好’的非理性一旦实际起来,却是只要致富,怎么都行。规范、契约总被阳奉阴违地修改、偷工减料、歪曲、省略……某种太极图式的对规则的灵活机动,使中国保持了感性和魅力,也令中国式的现代化天真、粗野、缺乏标准,暗藏着危险。现代化的宏伟象征激发起来的激情以及多快好省、见利忘义的做工,是否在时间中埋伏了隐患?是否也能够像纽约1902年完工的熨斗大厦那样屹立百年?”(《现代化再思》,载南方周末2012-11-15)

  这个诗人的结论是:现代化是基于西方千年发展下来的工具理性,因此他们觉得很合理自然甚至很舒服;但是对于很感性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精确严谨到细节的现代化,根本不适应,也很不舒服!作者虽然似乎不敢明确地号召反对现代化,然而言下之意却为13亿中国人感到文化的别扭。他很精彩地也是以细节来说事的:“日本的现代化教育重在教如何做,这种教育精确到训练学生如何排队,排队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一米之间。学生上课的内容包括接电话的姿势,接通后的话语顺序、在洗手间扯下卫生纸的张数,每次恰好三张,够用,也不浪费。与之相比,中国学生也许上了十年学,拿起电话来,还是说:‘你猜,我是谁?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气愤地挂了电话。”——我实在不明白于坚诗人在叙述中国人乱七八糟的腐败细节时,究竟是希望保留这种感性,还是批判这种感性?这大概也是国人细节上缺乏逻辑的最典型的例证吧?我只是惊异于作者为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之不肯接受或者不愿意执行精确的现代化明规则来张目,言下之意是说:我们深厚伟大的华夏文化向来就以不拘小节著称,西方的工具理性是些什么东西!这就是中国文化“永远有理”的理由了。——需要特别批评的一点是:现代化并非仅仅只是工具理性这样的简单平面,于坚在前面说到西方人崇尚不朽和崇高的精神,已经用了自己的矛戳了自己的盾一下了。至于同样崇尚儒学和禅宗的日本,也能够实施精确的现代化教育,诗人又自己戳了自己一下。因此,为中国人在细节上的感性浪漫寻找民族根性的开解理由,只是诗人的酒后不拘小节而已,诗人的论述一般比较富于诗意罢了。

  于坚诗人说到打电话那个细节,我倒是有类似的经验。我内子有个朋友,广州女士L,每次来电话,几乎都是我先接到的,她的习惯开场白就是当头棒喝:“你老婆在吗?”每次一定会让我突兀3秒,以为黑社会追杀上门了。她从来不问好,不自报家门,单刀直入直接杀向我老婆。这让我想起我在悉尼的college学习英文,每个学期新课程一定会有一个打电话的主题,从最简单的call某人、询问、接线,到各种需求的电话交流协商,例如投诉,咨询,预约,请求地区顾问帮助,order商品,call的士,叫餐,朋友聊天,西人的明规则必然是按照“电话公共交往程序”纡徐进入主题,就是一套程序操作的细节训练,清晰明白,自尊他尊不卑不亢,各种基本条件背景交代清楚,一问一答如行云流水。我由此明白什么叫做公共知性的细节生活。然而反观咱们中国人,那种不得体的电话你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某天早上6点正,我和内子还在沉沉酣睡,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我赶紧跑到客厅,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Mary来电,找我内子的。她刚刚从美国回来,拿起电话就想和我老婆聊天。老婆要上班得6:40才起床,半醒半睡地和她嗯哪应答,像上厕所般哼哼呀呀,气得我拼命咳嗽连声。那边电话里大概听出了什么暗示,问道,还在睡觉么?老婆只好说,啊,不不不,不要紧。继续咿—唔—嗯—哑的应答。那边兴致不减,大谈美国风光如何壮观和她的种种奇遇,不用说,我这一天的睡眠就此罢休了。过后我就说老婆,这个时候Mary不知道还是6点钟吗?凌晨6点不睡觉干嘛?你干嘛就不敢说就是还在睡觉呢?真是不可理喻!想想这位女士也真不拘细节,下次我也要在凌晨6点给她拨一个电话!老婆说,你烦她不着,她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练功了。在她看来,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在早上6点睡懒觉。气结!

  某日在课堂上,我随口就对老师问道:“Give me a English Dictionary! Please!”(给我一本英语词典,请求你!)老师就笑眯眯地戏谑作势挥手打我一下。我马上就意识到说话不对了,立即改口说:“Could I have a English Dictionary? Please!” (我可以得到一本英语词典用一下吗?请求你!)老师立即喜笑颜开地递给我一本英语词典,一面点头默许。原来我是用了中国式的直率命令方式表达了一个请求,显得多么的无理和生硬,英语不会这样向人请求帮助的,英语的礼貌性用语和婉转表达方式非常讲究。由此想到我们许多习惯的细节都会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冲突,种种细节总是费思量的。于是想起我刚刚进入英语班学英文时,有一次一个香港老师问我一个问题,我干脆爽朗地答道:“NO!”香港老师立即厉声训斥道:“我最憎恨别人用中国式的英语回答问题!”接下来她就不再理睬我了。我纳闷了很久。后来终于明白,英语在回答否定性的问题时,应该这样说:“NO, Thank you!”(不,谢谢!) 哎呀,一个细节用语就让我的文明素质尴尬地暴露无遗,或者说,因为一个细节的差错,我也不知道怎么的难以融入别人的文化主流。然而这个香港老师对我一个英语文盲的无知错误表现出来的憎恨态度,却缺乏一个老师应有的启导态度和方法,她的气愤是不是也是一种亚洲作风的表现呢?这个老师的情绪化态度让我想到凡是在中国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找补零钱给我们时,总是随手就把零钱和收据扔在台上,好像怕她的玉手碰到我们粗俗的爪子,沾了她的光或者害怕我们要吃她的豆腐一般,且莫说她的脸上憎恶所有人的表情了,仿佛我们顾客欠了她一个大人情似的。我总是想,究竟她的不愉快心情来自何处?对比西人售货员,一定会在见到每一个顾客时微笑问好:“How are you?”,且要郑重其事地把找补的零钱送到你的手心,再说一声:“Thank you!”友好或者敌对的态度不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上建立起来的么?

  让我们执着地看看中国人在细节上的潜规则特点怎样造就中国人的性格罢。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中国人做事不认真的态度才造成了习惯造假呢,还是因为习惯造假了才对任何事情不够认真,因为胡适先生曾经用中国人的口头禅“差不多吧”来概括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名之曰“差不多先生”。1894年出版的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中说到:在中国盐业专卖中,总是实施一些反复不定的度量标准,“购买者付出的是每斤16両,得到的却是12両。而且这是公开这么做的,同伙的交易人都这样做。这里没有欺骗,即使人们考虑过了,也不过当作是盐业中的‘老习惯’。”我想直到今天中国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多少,最近一次我回去和老朋友在他开的餐馆吃饭,点菜的时候,我说叫一个河虾吧,我在悉尼吃的都是海虾,但是我特别钟情于家乡的小河虾。于是我就点了一斤河虾,但是朋友就说,一斤肯定不够,因为餐馆的惯例是一斤海鲜之类的,最多只会给你七両,大家对于短斤缺両是心照不宣的,你最少要点一斤半吧!当时我就想,打折扣也是中国性格的一种细节吧?

  史密斯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民族缺乏精确性的观念,并且不懂得精确性究竟是什么。他告诫人们,对于中国的历史案卷,其中的数量统计,太容易使我们受骗了;对于中国人的人口调查的数字,我们必须留有广大的余地。——对此我的补充是:中国传统文人习惯华丽夸张的文风,在历史书里动辄有斩首百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之类的形容语,左传春秋史记就开了这样的头。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文史哲不分家,历史是文学,文学也就是历史,老百姓宁愿相信野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诸葛亮,也不会相信《三国志》里的记载。以致今日,中国人宁愿相信小道消息的“世说新语”,也不敢相信冠冕堂皇的新闻报道。我不知道在文化史上这究竟是因为我们的报道报告缺乏精确性的观念,还是由于造假盛行而造成了民族集体性的小道猜疑心理。无疑的,专制政府肯定是遮蔽真相的造假之王,百姓也因此养成了对真实事实麻木蒙蔽的障碍心理。所以今天中国某个事件中死亡多少人,往往在新闻里是不可信的,我原来居住的城市有一次恶性下毒事件,民间说死亡人数是32人,但是市委往上报的数字却是28人,因为党报总编告诉我,超过30人死亡就是非常严重的大事件,要上报中央,所以必须擅自改变一下数字。关于这次事件死亡的真实数字对于全社会来说最后始终还是一个谜,但是老总给我说的改动数字的做法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不知道造假在中国是不是最严重的罪行,反正隐瞒遮蔽是一种习惯,数字的虚构是经常的做法。

  关于缺乏精确性的细节且不再说了吧。我想说的是所有细节在中国都是不够认真的,模糊糊弄是中国人公认的良好品德,因为模糊表示灵活和圆转,善于糊弄是聪明滑头三十六计的本事。文学史家赞美朱自清时都喜欢用“外圆内方”这样的褒辞,我不知道这内外是如何和光同尘而至于精确平衡的,反正许多细节上都是可以用暧昧和狡猾来形容,这样的判断同样可以用在周恩来先生的身上。因此在中国管理制度的难以实行,一定会和一切细节的层层打折扣有息息相连的关系。比如多年前我兄弟所住的公寓,因为他楼上的一家住户对于物业管理不断加收的管理费有意见,认为出处不够明确,也没有详细的依据,所以拒绝缴交水电费。物业管理机构一次一次去催交费用无果,于是就把整幢大楼的水电切断了,结果整幢大楼的住户闹得民怨沸腾,后来物业管理机构只好把那家住户的线路单独切断。但是那家人家的男主人还是不服,就私自接通电线,偷电!结果物业管理机构也从此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他家偷电,他们偷用的电费就由所有住户来分担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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