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钢建:古代韩国大儒李栗谷的宪法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5 次 更新时间:2012-12-07 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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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钢建  

  

  关于李栗谷的宪法思想,本应该早就学习和研究。我在二十多年前有幸得到韩国首尔大学法学院崔钟库教授赠送的其大作韩语版的《韩国法思想史》。该书讨论了韩国历史上的大儒李珥和李滉等人的法律思想。我当时对李珥和李滉等大儒的宪法思想产生兴趣。只是没有条件学习经典原著。八年前应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先生邀请,有幸作为中国太平洋学会的代表访问韩国时得到金大中先生的顾问也是韩国李氏家族的代表李忠熹教授的陪同参加韩国江原道江陵市举办的李栗谷国际祭奠活动。期间有幸得到李氏家族五位元老的热情款待。特别幸运的是,临走时他们将《栗谷全书》赠送给我。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后来因工作变化移居不同城市,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时出差还随身携带阅读。2011年韩国忠北大学法学院院长金铢甲教授一行访问湖南时一起谈论到李栗谷,并约我赴韩国访问。由此激发我进一步学习《栗谷全书》的兴趣。

  李珥号栗谷,字叔献,幼名见龙,诗号文成,栗谷为其号。1536年(朝鲜中宗三十一年,中国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2月6日,出生于朝鲜江原道江陵府北坪村。1584年1月16日49 岁英年早逝。世居德水,为康平公明晨第五代孙,元秀之子,母为师任堂申氏。

   《朝鲜王朝实录》描述栗谷:“性禀纯谨,聪明绝人,才七岁,无书不读,文章富赡,人目以神童。及长,遨游山水,啸咏自得,有远举之志。”[1]十三岁时,进士初试合格。十六岁时,慈母失养,守丧三年。李栗谷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印象中,母亲像孟母一样贤惠:“慈堂讳某进士申公第二女也。幼时通经传,能属文善弄翰。又工于针线乃至刺绣,无不得其精妙。加以天资温雅,志操贞洁,举度闲静,处事安详,寡言慎行,由自谦虚。以此,申公爱且重之。性又纯孝,父母有疾,颜色必戚,疾已复初。既适,家君进士语家君曰:吾多女息,他女则虽辞家适人,吾不恋也,若子之妻,则不使离我侧矣。”[2]母亲过世后,栗谷入金刚山学习佛法。

  对于栗谷入山求佛的动机,说法不一。朴世采的《记栗谷先生入山事》说:”栗谷先生入山事时,其于谱状详矣。适得郑畸庵日录已入别集旧本,操冕周记闻,郑则以为,先生庶母悖甚,少不如意,每欲缢死,家人奔救而止。又与伯兄某失和,先生周旋两间,尽力规谏,而终不得,遂泣告其事于赞成公。一日,留封锁册匣而去。中有父兄及庶母前三书,末言终不底和,则宁有死而不知也。适值行僧之向枫岳者,因与偕往,以为少纾宿愿之地。或曰学禅之本,虽因其高明,而此事亦出于仁爱切至之致,二者皆非有可讳,但据实迹,谨以传之,亦何不可哉。兹记此说,以世之达理君子正焉,观者幸恕之。”[3]宣祖元年,栗谷上书中曾谈到自己出家求佛的动机。他说:“臣本汉阳一布衣也,发年求道,学未知方,泛滥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丧慈母,以妄塞悲,遂耽释教,膏浸水润,反覆沉迷,因昧本心,走入深山,从事禅门,迨周一年。赖天之灵,一朝觉悟,诬辞伪说,破绽昭著,抽脏擢腑,未足洗污,累然归家。”[4]栗谷对于佛法和儒道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僧曰: 儒家亦有即心即佛之语乎?余曰: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何异于即心即佛,但吾儒见得实。”[5]

  栗谷20岁从金刚山回到江陵,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要成圣,于是作《自警文》立志自勉: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则吾事未了。[6]栗谷以达圣为目标,对自己提出了严格要求:晓起思朝之所为之事,食后思书之所为之事,就寝时思明日所为之事。无事则放下,有事则必思得处置合宜之道,然后读书。读书求辨是非,施之行事也。若不省事,兀然读书,则为无用之学。[7]

  学以致用和重视实践是栗谷为学为官均有成就的关键。公元1564年,以户曹佐郎从仕。公元1568年(宣祖一年),33岁时以书状官赴明。35岁任弘文馆教理,36岁兼任黄海道观察使,38岁任弘文馆直提学,39岁任右副承旨、外兼任清州牧使,40岁任弘文馆副提学,44岁任司谏院大司谏,46岁任司宪部大司宪、户曹判书兼弘文艺文大提学,47岁任礼曹判书、刑曹判书、兵曹判书,48岁再任礼曹判书兼任议政府右参赞。栗谷开创的畿湖学派,对学界影响极大。后人称其为东方圣人。公元1682年从祠文庙,白川建有文会书院以祭祠之。

  在栗谷的政治生涯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中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中栗谷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栗谷与中国政府代表的直接交往主要是作为外交官到中国访问过,并且在朝鲜代表朝鲜政府接待中国的王使节和黄使节。先生33岁时于宣祖昭敬大王元年二月拜司宪府持平,当年五月,曾以书状官的身份随同千秋使睦詹赴北京。先生年谱记载,“差千秋史书状官拜成均馆直讲赴京师。冬还朝拜弘文馆副校理。”[8]从栗谷的诗句中可以得知此次访问行程,如《次睦思可詹杏山客馆韵》、《次睦思可望长城韵》、《燕京途中寄舍弟》等诗中可以得知其渡过鸭江,经过杏山,经过长城脚下,到过抚宁县,三叉河、通州,登过北京城观军容,登过天坛,到过金台等处。[9]

  万历十年明朝使节王给事中等访问朝鲜,栗谷先生代表朝鲜政府陪同中国政府使节。在访问中国十年后亲自接待中国使节,栗谷先生有诸多感慨。他专门邀请黄天使等访问李氏别墅。[10]他与王天使和黄天使之间互为赠诗。其中有《次王天使宣诏后所作韵二首》、《太平楼次王天使韵二首》、《庆会楼次黄天使韵》等。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对发展中朝友好的期望和贡献。[11]

  值得注意的是,栗谷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上的四大党争直接影响到他的思想的许多方面。栗谷之所以提出打破党禁、主张立党为公,就是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栗谷关于党派思想的历史背景在于16世纪的朝鲜朝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繁荣安定、政权空前巩固、文化高度发展期之后,国情急转直下,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百病滋生的时期。特别是第十一代君王暴君燕山君当权的1495年至1505年十年间,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伴随社会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戊午士祸”(1498 年)、“甲子士祸”(1504年) 中,大儒占毕斋金宗直及其门徒和大批学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士祸过后,燕山君被罢黜,中宗即位。新一代学者赵光祖等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倡导道学,经世救国,主张进行改革。后来,官僚反对派进行反扑,制造了“己卯士祸”(1519年)。赵光祖及一大批学者遇难,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宣告失败。中宗以后的仁宗和明宗两家的亲戚,结成两派政治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导致了“乙巳士祸”( 1545年)的发生。明宗的亲戚大尹获胜,反对派及大批士大夫受株连遭难。这四次大规模的士祸相继发生,对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沉重的打击。在朝学者之间又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分裂为东人党、西人党、老人派、少壮派等诸多党派,所谓“四色党争”兴起。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栗谷法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于提倡公论公党构成其思想的主线。

  孔子所代表的传统儒家不主张建党,理由是党必为私。按此逻辑,要么不要党派,要么就应当实行诸多党派相互制约的制度。而栗谷则认为党可以分为公党和私党,他反对私党,赞成公党。他指出:“正君治国之士,以同道为朋者,一心爱君,一心殉国,党益盛而君益盛国益安矣。人君犹恐其少党。岂患其汇征乎。”[12]正君治国之党,党盛国安,犹恐少党。而营私灭公的私党是同利为党,惟利是求。他主张不要害怕党派,更要鼓励敢于直言谏政的士党。他引用真德秀的论证,指出“为人君者尤当因臣下之过而察其心。如爱君而极谏,不无狂忓之过,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过,可也。爱君而违命,不无矫拂之过,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过,可也。”[13]取仁略过是栗谷关于党争主张的真实用意。他对于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群体的几次士祸持有不同认识,而赞成敢于直言谏政的士党风气。李氏朝鲜的士党风气在党禁解除以后逐步恢复,这与栗谷的畿湖学派的倡导有一定的关系。

  栗谷特别推崇主张民主议政的赵光祖。栗谷的老师李退溪先生曾经将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并称为“东方四贤”。1610年,这四位贤者受到了文庙配享待遇。栗谷强调学者应在学问和人格两方面立言垂后。李彦迪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政治经历。在己巳士祸时,李彦迪曾被迫担任审问受难学者的官吏,并因此而被封为“靖难功臣”。宣祖六年( 1573 年),成均馆儒生讨论文庙配享,提名有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栗谷以李彦迪“无经济之才”、“出处不明”为由投了李彦迪的反对票。栗谷认为虽然李彦迪学问甚高,著述颇丰。但他的经历有污点。不能为后人做榜样。栗谷崇拜的“真儒”是静庵赵光祖。栗谷以为“道学精神体现在无自欺的内在的诚实性上,一心之本清澈见底,不得掺有一点邪恶,给旁人和后人树立榜样,赵静庵具有道学精神的特征”。[14]栗谷崇拜的“真儒”是己卯士祸”(1519年)中遇难的以赵光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栗谷关于党盛国安的思想虽然还没有政党结社自由的现代政党主张,但是有利于现代政党思想的形成。

  栗谷一生奔忙于内圣外王的宪政理想的实践中。栗谷任兵曹判书时,向宣祖上疏,提出:“请豫(预)养十万兵,以备不虞。”“国势之不振极矣,不出十年,当有土崩之祸,豫养十万兵,以为缓急之备,否则一朝变起,不免驱市民而战,大事去矣。”[15]栗谷的上疏遭到了宣祖的辅佐大臣柳成龙等人的极力反对。栗谷因此而遭到两司弹劾,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终抑郁成疾。临终之前,他在病榻上写下六条治国方案,至死上疏救国。六条是: 一曰任贤能,二曰养军民,三曰足财用,四曰固藩屏,五曰备兵马,六曰明教化。[16]朝鲜宣祖十七年(1584) 正月十六日,栗谷在汉城大寺洞(今仁寺洞)宅中去世,享年49岁。当年三月二十日,葬于坡州紫云山。栗谷一生培养了许多人才,形成了畿湖学派。[17]

  栗谷毕生研究朱子学。朱子学在宋朝时传入朝鲜的途径很多。其中一个途径是中国的移民带到朝鲜的。例如韩国刘氏始祖荃为汉高祖刘邦之四十世孙,宋朝时官至翰林学士和兵部尚书,高丽文宗三十六年归化朝鲜。刘荃精通九经、百家书,穷天文地理。朱熹的后代在宋代时已经移民到朝鲜了。宋宁宗十七年,朱熹之曾孙潜率子余庆、婿具存裕移民朝鲜,此为韩国朱氏之始祖。其婿具存裕为韩国具氏之始祖。朱潜之孙悦,忠烈王时官至一品职之知都兼议事府,受封为绫城君。宋程颐(伊川)之十四世孙思祖,元顺帝时为御尉校丞,陪侍恭悠王妃鲁国公主访韩,后归化朝鲜,官至殿中侍御史,为韩国程氏之始祖。同时陪侍恭王妃鲁国公主归化朝鲜的还有孔子的五十四世孙昭。孔昭为元朝之翰林学士。其孙俯与郑梦周、李墙等相交,诗文书法均著名。南宋高宗时,位及门下侍中的秋磕于高丽仁宗时移居韩国,定居于咸兴,是为韩国秋氏之始祖。其孙嫡,自幼精于文章书法,博通百家,官及民部尚书艺文馆大提学,忠烈王三十一年任国学教授时,为使文字启蒙之幼儿有一学习古典之门书,在各种经书和诸子百家诗赋中,取其易懂又具深意的两百六十个字,分成十九篇编成《明心宝鉴》。此书成为日后数百年间初学者之道义教本,李栗谷数次详议此书,并为之作序与跋文,西山大师亦熟读此书数遍,并将之录至自己之著书儒家鉴中。目前在大邱市郊花园面所在地之秋适祠堂的仁兴院中,尚保存著《明心宝鉴》木刻版一百六十余枚。秋适之孙濡,于朱元章初建明朝之际,即恭悠王十二年前往中国协助朱元章,成为开国功臣,并将其祖父所作之《明心宝鉴》传至中国。

  另外一个途径是赠书购书。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朝曾派学者到中国江南购入书籍一万八百余卷。宋朝人曾带书籍五九七册来到高丽国。在元代时,朱子学就开始受到朝鲜政府的重视。高丽忠烈王时期,在元朝学成归国的高丽学者白颐正第一次将朱子学著作带到了高丽。元朝曾将宋的秘阁藏书四三七一册赐给高丽。这些书籍中,性理学,即朱子学的书籍居多。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宋朝性理学于13 世纪初叶传到了朝鲜半岛。朱子学主要是在元朝时大规模传入朝鲜的。朝鲜的广州君安邦杰的十三世孙向(裕)于高丽忠烈王十二年以儒学提举随忠烈王入元,笔抄朱子全书回国,为韩国最初研究朱子学之学者。[18] 程子之学最初自中国传到朝鲜时,无人能晓,汉人移民的后裔禹倬仅费时一月即通晓之,并以之教导后进,此为韩国理学之蒿矢。禹倬对经史、易学亦深通晓,世人皆称之为易东先生。[19] 从元代高丽史资料中可以看到,朝鲜学者对于宋代的儒学著作在元代时就都能接触到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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