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81 次 更新时间:2012-12-07 0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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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进入专栏)  

  

  地点:香港大学陆佑堂

  时间:2012年12月1日晚间7时

  主讲人:龙应台

  

  徐立之校长:

  敬爱的龙部长应台,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再次欢迎应台到陆佑堂。我记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应台说要回到台湾出任台湾首任的文化部长,在柏立基学院依依不舍的时候,她对大家说,她一定要回香港来,如果在香港要举办公开讲座的时候,一定会在香港大学,所以非常谢谢龙部长。

  其实应台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因为她在香港大学还有荣誉职位,她是港大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今天,她也实践了她的诺言。今天应台的讲题是《我的香港,我的台湾》,这很有意思。虽然应台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长,八年多,但是对于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经看过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只老鹰她都知道。然后呢,我是念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荆,从宫粉羊蹄甲生长出来的,有一天我收到应台一个奇妙的电邮,她说,荷花池里面好像不是在长荷花,她发现里面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长,所以她不像个过客一样,香港,港大的每个小事情,她都注意,我非常感谢应台这过去几年为港大的人文发展做出的努力与灌溉,我也很高兴,港大的多元文化气氛,也因为有她的创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们的文化气氛,近年来她香港的著作《香港笔记----沙湾径二十五号》、《目送》、《思索香港》,最后一个作品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见证了她广阔的视野、宽阔的胸襟、文化的激情。应台曾经说过,香港是她钟爱的城市,港大给她安身立言的环境,香港的经验使她的视野更为开阔,所以她对香港充满了感恩。其实香港人的感觉,对于应台、龙部长对港大的厚爱,也是充满了感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应台、龙部长,对香港、对台湾,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一些甚么新的感受和她的想法。

  应台,请!

  (掌声)

  

  龙应台:

  

  我听说今天晚上,是全程的电视直播,live,网络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了要跟在场的大家说,晚安,好久不见了,而且要跟电视机前面的好多好多的香港朋友、读者、关心台湾发展的人---甚至于,就上次的经验知道,看网上直播的,大陆网民特别多,“华人世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时区里头,所以让我跟大家一起说一声“晚安,好久不见”。

  刚刚在进来之前请徐立之校长陪我先到隔壁两个厅去,隔壁两个厅也坐满了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诉他们,待会看到屏幕上的我的时候,要知道,I am real,我是真的在。(笑声)这个世界已经真假难分了,因为数字化的关系。本来进来之前我其实压力蛮大的,觉得今天都没有准备好。可是一进来看到好多好朋友,心就安了一点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讲)当做好久不见的一个谈话,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业家蒋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在,还有很多出版界、企业界、文化界、学界的朋友们。

  今天还有很多台湾的媒体来到这里,好朋友严长寿先生,今天也特别赶来,悄悄的坐在下面。我看到一张甜蜜的脸庞,青霞,坐在前面,她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对不对;好朋友程翔坐在那边角落里。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谢谢香港大学慷慨的邀请我来,同时要感谢香港政府在这次我来的过程里,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帮助;谢谢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台湾跟香港透过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碍。

  今天在这个大厅里演讲,我想就从今天大家所在的这个厅说起,请大家往四周看一下。这个大学,在一九一零年的时候开始筹建,第一个当然要问,钱从哪里来?因为所有梦想都需要实践,需要落实。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年是个甚么样的时代?香港,这里根本就是一个革命的输出地,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里,秘密进行的是军火的输送,从这里偷偷的运到广州去,准备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这是一个流血、暗杀、追捕、风声鹤唳,一个大破的、动荡的时代;现在回过头看,奇怪,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大动荡、大破的时代里,有一群人,会去讨论如何成立一个大学?这需要多么长远的眼光,多么大的实践的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会说,香港大学一百年前是英国人所创设的,其实不能这么说。我给大家看一个文件,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文件,因为要创办大学,所以当时的英国总督Lugard──卢押开始募款,他找到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人骏。这个文件是总督为创建港大而发出的募款呼吁书。第一行,“已酉。春。港督卢制军抱憾于香港学业未有专门,教育未达极点,慨然以提倡为己任。商诸埠中绅富,绅富伟其议,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于是合力酬捐,不一载,大?凳E集,计华人约捐六十五余万,西人约捐六十万余元。”创建大学的念头固然来自卢押,但是办学的钱,多半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香港大学,孙中山的母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英国人创建的大学”。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学开始召募第一批学生,今天台上台下坐着一百年后的学生(笑声)。第一次有毕业典礼的时候,是一九一六年,那个毕业典礼,在哪里举行?就在这个大厅。当年有九个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叫做詹天佑。

  还有一个人在这一百年,几乎被历史忘掉了,叫做伍连德,马来西亚人,剑桥医学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这里接受荣誉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个混乱、恐怖的时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国东北是个悲惨世界,因为鼠疫大爆发,东北在半年几个月之内就死了六万人。伍连德这一个医生,直接到东北的前线去做防疫措施,所以应该说,中国现代的防疫系统、公共卫生的观念是从伍连德那时候开始的,第一次防疫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发生,就是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与伍连德这两个人,一九一六年就在这个大厅里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说,他被香港大学学生从山下用轿子抬上来,学生的热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轿子上,像是滑竿一样,一路抬到校长的官舍,然后再到这里来。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讲台上,发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语演说,在那篇演说里,他完整的解释他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廿岁的孙逸仙,来到香港的西医学堂念书,走在香港整齐的街上,他开始思索,为什么距离仅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与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差别如此的巨大。他从那一个问题开始一路追索,最后变成一个革命家以及一个新共和国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从他说,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萧伯纳先到了香港,他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讲。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学又颁给一个人博士学位,这个人姓胡,你们猜他是谁?对,胡适之。香港大学本来请他来改造中文系,请他做系主任的,胡适之考虑之后不能来,所以推荐了许地山来做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三五年,胡适之在这个厅里接受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再往后走,战争就来了,广州被占了,所以岭南大学学生被迁到香港大学来合并上课。李安电影《色戒》里的镜头:学生从广州迁到香港来,有一点印象吗?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轰炸,这一个大厅的屋顶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个大楼转成临时包扎伤兵的一个救护站,中间有一个很“酷”的女学生,不甘不愿的做了战地看护,那个女学生是谁?──张爱玲。所以张爱玲描写了这个厅,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还要去照顾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烦死了。

  我们很快的跳到最后,到二零零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想要把张爱玲的小说拍成电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爱国学生排演救国的舞台剧,你知道《色戒》那个戏在哪里拍的吗?也是在这个厅。

  然后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们在这里见面。

  我刚刚说叫你们记得张人骏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原因,因为张人骏是张爱玲的“二大爷”,张爱玲其实在她的回忆里头有写到,她对张人骏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张人骏在募款来建这所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张爱玲会来。

  好,徐校长,我用这个方式来谢谢香港大学,纪念港大一百年,够了吗?

  

  香港:“边陲”的力量

  

  接下来,回过来说今天的主题《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为什么会说“我的香港”。我在香港总共居住了九年的时间,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邀请我来,开始我准备来一年,后来要回去的时候,港大的陈婉莹教授邀请我到港大,我没打算来,可是有一天她请我到了她海边的宿舍,我一进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国的南海,那时刚好夕阳满天,当下我就说了“yes”。可是没想到会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谢港大,在后来的八年里给了我一个安静的写作室,我在这里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因为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个只在这儿生活过一年或生活过九年的人都会觉得:“嘿,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种开放的、开阔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香港最老的几个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里随便走的时候跟一个老人家说话时拍下来的(图1)。

  香港九年的岁月对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对于中国,对于华人世界、对于历史的认知。我这一代在台湾成长的人一直对于整个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比较大的传统、大的叙述、统一的说法来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首都视角来看整个疆土,来解释它所有的进步或者退步。这种大叙述、大传统作为核心思维,这种永远从北边来解释整个区域的思维结构,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战。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过程。

  在这里,我认识到香港得利于两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点”,它是所谓“边陲”,是主体外面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主体规范的大力量不及于它,鞭长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方强大的帝国主义往外推过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现代化带了进来。

  因为是边陲体系,香港成为一个“逃生门”,emergencyexit。怎么说呢?你看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血流千里,十几年的时间内,生灵涂炭。能够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这个小小的口袋。逃生门就被打开了,一大堆人涌进了香港,平静的时候又回去;戊戌政变时,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经过逃生门进来;辛亥革命时,人到哪里去──逃生门又打开了;一九四九年内战时,短短的时间内一百七十万人涌了进来;文革的时候,在河里、海边都捞得到尸体的那个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门在这里。

  主体地区的灾难,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过香港这个“逃生门”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当然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定也留下许多东西:资金、文化经验、人才,这些东西就灌溉了这片边陲土地。将近两百年了,香港就接受这样的灌溉,不断地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面,我相信你如果去问: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在我做的研究里,我尤其关注过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很多的清代翰林们到哪里去了,我发现很多人不认同中华民国的概念,宁愿做所谓“晚清遗老”,选择了“不食周粟”,他经过逃生门到了香港。这些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们到这里来,做了什么事情?香港大学中文系在一九二七年成立,是受他们所灌溉的。他们还成立了很多的书院、学院,教了很多学生,留下了很多书籍善本。这些善本在哪里,中文大学有、中央图书馆有、香港大学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认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么前朝,他们会经过逃生门,然后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结晶,就留在这个口袋里头了。这一百多年来香港的发展以一个逃生门的珍贵的经验的形式。

  这样一路走来,就走到这两天,我以公务员的身份来看香港,有一个蛮大的感触。

  我这次作为公务员来考察,事实上所走过的行程,几乎都是以前去过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这一次带着同仁带着特定的问题来考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去看伙炭艺术家工作室,去了解livehouse生存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行程,还有跟我一起走的台湾来的艺术家都有感觉:香港的草根艺术的表达能量,在这二十年来有大幅的成长。可是台湾艺术家会有时间表的比较,在台湾九十年代时是这个状况,或在台湾我们做到哪里了。一直到最后一站,我自己与台湾来的朋友们都说:嗯,在民间社会、草根力量的成长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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