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大江东流——台湾民主转型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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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  

从封闭保守到革新开放,从专制独裁到宪政民主,在二十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无疑堪称典范之一。它以政府主导、朝野互动、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的平和方式,在可以预见的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最为艰难的制度转换,打破了困扰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民主魔咒”,使台湾社会从此迈上可持续繁荣、稳定的发展轨道,也为全球华人社区的民主化走向树立了可资借鉴与效仿的标杆。一直以来,台湾的民主转型就像阿里山之奇妙风景,让人着迷,引人入胜——它的转型动力来自哪里,它是如何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又是怎样走上民主大道的呢?

民主理念和价值传播,深入人心

一九八七年无疑是台湾社会的转折点。这一年国民党当局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开放组党”与“报禁”。此前,台湾一直施行一党专制并军事戒严长达38年,人民饱受其苦,深受其害。戒严的解除和党禁报禁的开放,是台湾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象征,也是台湾政治变革正式启动的标志,因而被视为民主转型的肇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非一日之力即可达成。一个长期处于戒严和一党专制状态之下的社会,能骤然间实现历史性突破而转向民主,其背后自有诸多复杂而深刻的引变原因,也一定是某种历史之力滴水穿石的结果。

因此,我们考察台湾民主转型的前因后果,把握它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此先三十多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因为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时刻,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雷震等以《自由中国》为标榜,首先祭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揭橥自由民主的理念,明确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张和台湾社会的民主走向。

“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胡适在漂泊于大海之上的船舱中写下的这段办刊宗旨,刊登在每期杂志的封面,随着杂志送到千家万户的手中而进入万千人家的心中。毫无疑问,这是为台湾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理念与价值发出的第一声,也是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源远流长的精神源头。

创办十年,《自由中国》刊发了大量政论文章,评点时政,讨论国是,宣传自由价值,传播民主理念,揭露社会腐败,抨击党国独裁。如《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今日的问题》、《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大江东去挡不住》等等。这些脍炙人口、轰动一时的文章,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禁戒森严的白色恐怖年代,如雷鸣电闪,似匕首投枪,给台湾社会带来一股强烈的思想冲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来铁肩担道义,能不文章觉天下!《自由中国》以思想的力量松动了国民党统治下坚硬的台湾社会思想土壤,播下了宝贵的自由民主的思想种子,为后来的民主转型做了披荆斩棘的思想启蒙和充分的舆论准备,因此被称作“台湾民主史中的一座灯塔。”

《自由中国》之外,另有《文星》、《大学》、《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刊物先后出现,这些不同时期、各领风骚的进步杂志精神上与《自由中国》一脉相承,继续发挥以民主理念推动社会转型这一时代主题,努力于启迪民智、唤起社会的历史使命。

一场深刻改变社会面貌的民主政治运动实践,必有指导这一运动实践的民主理念传播作为前驱。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民主进步刊物无疑就是台湾民主理念传播的前驱。正是因为这一前驱,因为它们的曾经存在和作为,它们的前赴后继和薪火相传,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价值在台湾社会才这样广为传播,才如此深入人心。所以,当戒严一旦解除,自由骤然来临,转型正式启动,一阵短暂的骚动过后,社会复归自由而理性的安稳常态,没有出现所谓高压突然释放之后自由带来的极度乱象和民主造致的大规模的冲突流血惨象。这是因为民主理念的深入传播使民众懂得理性和法治,避免了狂热与过激,而民主价值的不懈追求又使他们热情满怀,积极参与,而不是冷眼漠视,袖手旁观。于是,就形成了上下一道、朝野互动这种亨廷顿称其为“变革型”的令人乐观的转型方式,将民主之舟平稳顺利地推向前行的航道。

党外运动,风起云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台湾因爆发震惊岛内外的“美丽岛事件”而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民众反抗运动。这一天《美丽岛》杂志社为纪念世界人权日在高雄组织民众集会游行,警、民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喋血街头,上百人受伤,事后杂志主要相关人员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一九七七、七八年也相继发生过影响较大的政治事件——“中坜事件”和“中山堂事件”。

这一连串震动社会的政治活动事件均由非国民党人士发动、组织,且具有明显的以选举为诉求、反对一党专制的政治目的。人们将这一社会现象称之为党外运动。党外运动勃然兴起于一九七〇年代,具有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

台湾于一九五〇年开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实现工业化,跻身“亚洲四小龙”。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繁荣,生活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与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政治参与诉求接踵而至,民主运动由是而兴生。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所谓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大有关联的论断,正此之谓也。这是经济因素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地方选举制度相对开放,为党外人士参与竞选提供了合法依据。此前五、六十年代因国民党严格控制与打压,人们的竞选意识难以抬头,非党人士当选县、市长者寥若晨星,选举基本上为国民党所操纵把持,进入七十年代,新生代崛起,这一局面开始改观。良好的高等教育、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稳固的经济地位使这一代人具有强大的自信与胆识、政治眼光与参与意识,更能认清党国一体的僵化体制,因而对现实生发出更多的不满与反感。而这一时期的台岛外交受挫,局势逼仄,又唤起了人们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内忧外患令革新意识空前高涨,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民族为担当,以革新保台为号召,秉持民主的坚强信念和强大的民意支持,要打破国民党的一党江山,独尊权位,不再满足于县市长、议员竞选的零打碎敲,而是要利用选举的合法平台,大展身手,广种博收,并进而要求参与更高一级的竞选,以此来改变僵化的政局体制,推动社会民主进步。党外运动由是而兴。

显而易见,民主追求在《自由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一种纸上谈兵的坐而论道,至七十年代的党外人士就演进为付诸行动的起而问政。这自有时代变化的因素,更反映出新生代对现实不满已难以忍受,以至非要改变不可的迫切。这种迫切在价值信念支撑下必然表现为行动,与体制开始松动但依然强硬的威权统治第二代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在很多人看来,是鸡蛋碰墙。然而,正是这种以小碰大、以弱抗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意味的鸡蛋碰墙使这一行为获得了道义的崇高,更何况行为本身的正义,还有背后支持的民意,这就使得体制的“墙”不能不感到有所畏惧,而不得不有所后退。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丽岛事件”为代表的党外运动彰显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是一极大的冲击,如此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背后所显示的巨大民愤,迫使当局不得不改变镇压所需支付高昂成本的政策,放出相对柔软的身段迎取安抚民心,以用较低的成本来维持政治的稳定和持续执政的地位。另一方面打破了民众对专制政治的恐惧,获得社会广为同情的同时,让更多的民众敢于不畏强权,投身于这一运动。如此,也就加快了民主转型的步伐。

七十年代的党外运动经“美丽岛事件”后一阵短暂的沉寂,进入八十年代,又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并在选举中多有斩获而掀起“党外旋风”。一九八六年民进党“逆风起飞”,宣告成立,以反对党的姿态公开向国民党发出挑战。至此,党外运动寿终正寝,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可以见出,在台湾民主化前期转型过程中,党外运动前承《自由中国》传播的民主理念,后启反对党政党政治实践的先河,起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推手作用。饶有意味的是,它与执政的国民党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出力量,形成奇妙的合力,把台湾的民主之舟推向前进。

岛外情势,风霜刀剑严相逼

一九七〇年代的台岛,经济虽快速发展,政治对国民党统治而言却是内外交困。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已施予当局一股强大的内在执政压力,而风云变幻的环球情势更给国民党统治带来一种严重的外在“国家”危机压迫。所谓“国家”危机,就是国民党政权自称作为“唯一中国”的代表的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肇始于一九七一年的台湾丧失联合国代表席位,发展于随即而来的二十几个国家邦交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和一九七二年日本这一台湾“在亚洲最重要的对象据点的失落”,至一九七八年美国宣布与北京建交,断绝与台外交关系而达致顶点。它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影响,喻之为“风霜刀剑严相逼”,实不为过,有人甚至认为自四九年之后国民党再次遭遇“危急存亡之秋”。

国民党于一九四九年溃败大陆,江山虽失手,复兴志犹在,以“一个中国”为原则,偏安一隅,经营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权,台湾最重要的外部关系对象有二,一是美国,一是中国大陆。美国不仅是台湾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盟国,也是庇荫台湾的保护伞。国民党以孤悬海外的独岛得以生存与发展,端赖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正是因此,国民党政权五六十年代一直可以以“唯一中国”的合法代表尊严而体面地活动于联合国。而大陆,不言而喻,是国民党血缘的本宗,也是其旦旦信誓的最终归宿。

因此,当国民党丧失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邦交国数字从六十多个下滑到二十来个,尤其是当美国宣布与北京建交,断绝与台的外交关系时,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怎样的打击可想而知。除开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关键是,华盛顿与北京建交意味美国这一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承认中国大陆是“唯一中国”的合法代表,台湾丧失了代表的资格。一个所谓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连根本的代表资格都不复存在,如此政权,夫复何言!

国民党没有了“唯一中国”的合法代表权,但不能没有大陆,不能没有重返大陆的愿望与设想,因为这是国民党树之根,水之源,是游子之故乡,更是复兴之大业,那能放弃,那敢放弃!大陆,是国民党永远无法释怀的情结,尤其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这一纠缠着“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情结只会更加凝重,并进而撩起那看似近在眼前实则远在天边的政治图谋。那么,国民党依靠什么途径来图谋大陆,或者说以什么力量来显示自己,重返大陆,以实现所谓复兴这一大业呢?军事反攻银样镴枪头,纯为政治宣传的自欺欺人;经济建设倒是骄人,但大陆已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呈勃发态势,何况一个两千来万人口小岛的经济再怎么富强,也难以与十多亿人口的大陆相提并论。军事无能,经济不能,可能的只有政治。可眼前的政治现状,连岛内都感到不满,又何以“示范”海峡彼岸呢?

这就逼迫着国民党痛苦反省,从“正宗代表”的幻想中醒悟过来,面对现实,为长计宜,不能不从时代变化了的新的角度,对台湾社会的发展走向和制度安排作出新的考虑和抉择,以求未来与大陆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顺势而上,经国之伟业

经过了五—六十年代民主理念与价值的传播,七十年代党外运动的鼓动和环球情势的催发,至八十年代,台湾的民主化走到了蓄势待发、呼之欲出的节点。

然而,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换,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是权力结构的大调整,虽然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如果权力者尤其是最高权力者没有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对专制制度的放弃,依然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或者即便有所认同,但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专制局面的山穷水尽仍不会自行转换为民主局势的柳暗花明。喻言之,纵使条件具备,如果没有“东风”,如果“东风不与周郎便”,依然会是“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所有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能否实现和平顺利转型,避免流血惨象与社会剧烈动荡发生的最主要也就是重要的一个关节,也是令众多转型国家为之困扰不已的痛苦问题。

幸运的是,台湾在这一历史的关节点上遇上了“东风”。“东风”者,蒋经国之谓也。蒋经国是给与台湾民主“周郎便”,推动民主之舟前进的“东风”,也就是台湾民主的英雄。

不过,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意外并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在生命的黄昏时分推动台湾民主政治前进,成就一生伟业而垂名青史的政治家,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扮演的却是一位民主政治的坚决反对者。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自幼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熏陶,青年时期被送往苏联,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并加入共产党,抗战初期回国后,在蒋介石悉心庇护和精心栽培下,从江西少将保安副处长到青年军总监部政治部主任,从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到国防部部长,从中委到常委,步步高升,1972年荣任行政院长院长,1978年最终登上国民党最高权位而开创小蒋时代。

除开生命的最后十年,人们似乎在小蒋身上看不到任何自由思想的表达,看不到丁点民主政治的主张,看到的只是对自由思想的坚决反对,对民主政治的强力剿杀。当年国民党检讨大陆失败原因,讨论台湾管治策论时,胡适派认为国民党垮台的根原在于太过独裁,是民主政治实施不力所致;而与其针锋相对,认为失败乃是过于民主,要求放弃民主思想,进一步加强一党专制的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小蒋。五十年代后期当《自由中国》传播自由鼓吹民主声誉日隆、影响日广之时,小蒋领导的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几度围剿杂志,阻扰发行,甚至起了灭除胡适的杀机,只因胡适名望太大而终不敢下手。

这样一位很长时间里被人们视为“民主屠夫”的统治者,最终蝶变成了民主转型的功勋英雄,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并为之感慨不已。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与引人入胜之处,也就是政治人物的复杂与耐人寻味之地。

掌握最高权力之后的蒋经国在台湾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和风云变幻的外交危势这一内忧外患的双重困扰和逼迫下,逐渐意识到民主自由为世界政治发展方向不可逆变的这一潮势,也觉悟到民主政治为解除台湾内外困境、使之走向长治久安坦途的惟一途径。所以,当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发生时,蒋经国一再指示不能动用军队镇压,不能造致死人,而采取有别于白色恐怖时期的相对温和的处置方式。当开放报禁遭到党内反对,有人提出“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时,蒋经国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当民进党“逆风起飞”,有人主张予以扑灭时,蒋经国断然反对,告诫人们:“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蒋经国感到来日不多,情势逼人,以人民根本利益和台湾前途之大义为考量,毅然放弃一党专制,主动进行民主转型。

这是政治家审时度势的英明所致,还是与时俱进的嬗变所为?是政治人物在不同权位作出不同反应的决策,或者就是佛语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结果?对于蒋经国晚年这一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伟大行为的心理动机,历史留给了人们不同的猜度与评说。

然而,无论怎样的主观动机,历史最终讲究的是一种客观的结果。于是,人们就所看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台湾解严和开放党禁报禁的精彩一幕,看到台湾就此掀开深刻改变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的新的篇章,蒋经国本人也因此完成从民主屠夫到民主英雄的超越性转换,而成就垂名青史的一生伟业。

或有人说,蒋经国还政于民的民主改革,是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遗训的最终实现,为国民党题中应有之义。这不无道理,甚至也是蒋经国改革可以理直气壮的一大法理支持。不过,不要忘记,国民党治台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七年四十多年的时间孙中山遗训一直悬在,未见得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还政于民的宪政表现,如果不是蒋经国晚年觉然悟道,勇于破局,台湾民主政治的生动局面何期可现也未可知。在这一意义上,不能不承认,历史还真需要觉然悟道、敢于破局的英雄,没有这样的英雄破局,历史就可能长久陷入一种僵局,就会令人感到一种一筹莫展的无奈,就会缺少一份让人扬眉吐气的精彩。台湾因为有了蒋经国,就打破了令人窒息的长久僵局,人们没有了无奈,有的只是精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主,作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文明形态,因符合人性的向善发展而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台湾社会所以能在八十年代开启民主转型,汇入世界民主潮流,是因为五六十年代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广为传播,确立了广大民众对民主的理念认同和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七十年代本土人士为主体的党外运动风生水起,推波助澜,施与国民党统治强大的执政压力;与此同时外交严重受挫所产生的“国家”危机,逼迫国民党进行政策调整,尝试革新选择;而步入晚年的蒋经国觉然悟道,审时度势,把握时机,顺势而上,驭势而为,以至高之位,转动乾坤,将民主政治奋力推向前进的航道。此后,“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民主之舟,乘风破浪,一路前行。

20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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