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 倪明: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 次 更新时间:2012-12-04 15:49:37

进入专题: 儒法斗争   社会主义   通三统  

王行坤   倪明  

  

  摘要:我们认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把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融合的政治方案,即毛泽东的法家社会主义、以甘阳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主义,以及蒋庆的“王道政治”。这三种政治方案目的都是要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面向,我们将其并列起来做政治哲学上的辨析,意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制设计的现实与潜能。

  

  关键词: 儒法斗争 社会主义 通三统

  

  古老的中华帝国虽奉孔学为国教,每一位有为的皇帝给他的接班人传授的却是另一种教诲。一旦有年轻的太子“柔仁好儒”,他的父皇便会这样警告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语)这种“外儒内法”的政制景观在中华帝国绵延两千年之久,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随后,革命的先锋政党借助外来的阶级话语,以前所未有的组织能力动员了底层的民众力量,把旧世界的封建势力扫荡净尽,创制了新的人民共和国。

  然而,共和国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奠基于“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之上。那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僵死躯体上道成肉身之后,儒法两种传统却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杂合交混。于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儒法传统,就不只是单纯的思想史问题,而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大问题。

  从逻辑上讲,儒法两种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可以有三种组合形式,即法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儒法共和的社会主义(这里的“共和”取西塞罗混合制之义)。但如果牵涉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却需要考虑到某种社会主义形式可能会产生的变体。我们认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把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融合的政治方案,即毛泽东的法家社会主义、以甘阳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主义,以及蒋庆的“王道政治”。这三种政治方案,或者仅仅是一种历史实践(如毛),或者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如甘阳和蒋庆),但其目的都是要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面向,我们将其并列起来做政治哲学上的辨析,意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制设计的现实与潜能。

  

  公式一:法家社会主义=秦始皇+马克思

  

  1965年,也就是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汉学家列文森宣判儒教与现代性格格不入,因此在西方的冲击下,其归宿只能是博物馆。然而不出两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就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合法性垂危之时,“批林批孔”运动又把孔夫子从博物馆里搬了出来,戴上高帽,掷以大字报和臭鸡蛋。原来,当时的材料证明,叛徒林彪对孔子的“克己复礼”深信不疑。为了从思想深处反复辟,反修防修,批孔就成了批林的一部分。于是,1973年5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让原本趋于平静的“文革”又重焕生机。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同年8月,毛泽东向江青出示了自己的一首新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老就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自称与孔子一样,都是人本主义--人民本位主义,并且明确反对法家。当毛泽东想到国民党和林彪都是尊孔反法的时候,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这位诗友提出警告。于是“批林批孔”运动又具有了新的内容:评法批儒。

  在当时各种“评法批儒”的论说中,有一个核心的论题:封建-郡县之争。在先秦,儒家主封建,而法家张郡县,这一争论事关国家的政制形式,也是毛诗的一个要旨。诗中的“子厚”就是柳宗元,其《封建论》肯定了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代、西晋和明代都因为分封宗亲而闹得天下大乱,从而使得封建-郡县之争一直成为历久弥新的话题。柳文对郡县制的肯定,亦有现实政治的考量,那就是鉴于唐代藩镇割据之祸,借此表达其对藩镇这种封建形式的反对。但新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推翻三座大山,作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封建主义似乎已成历史,“评法批儒”的现实政治意义何在?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毛泽东的“治国方略”。毛在不同时期曾提过两个方案:“虚君共和”与“秦始皇加马克思”。

  鉴于苏联中央集权过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泽东开始自觉反思苏联的教训--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提出要向地方放权和扩权。对此他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一再提出要让地方和企业发展自主权。在文革前几个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再次提出,中央就是要“务虚”,“还是虚君共和好”。这就是毛的“虚君共和”方案。但早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中央放权过猛,地方官僚各自为政,毛指出,“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必须有控制, 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来源,讲的也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然而,毛从未放弃过“虚君共和”的方案。到了1969年,在打倒“走资派的司令部”之后,毛泽东又放开手脚实施其虚君共和的方针。1970年毛还向斯诺表示过自己的得意之情,认为给地方放权同时激活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并且还要继续学习美国联邦制的分权精神。这是怎么回事?毛究竟是要集权还是分权?

  对于“虚君共和”之分权,我们不难理解,人民民主的实现需要民众自我组织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而非纯靠中央的指令计划。毛不仅宏观上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分权,还在微观层面上通过鞍钢宪法保证地方企业内部实行民主计划、民主管理,加强人民参与经济和技术事务的权利。这就与封建社会与市场经济下的分权区分开来,因为在封建共同体和现代企业内部,实行的都是专制集权,而非任何“虚君共和”。难以理解的在于,为什么要加上秦始皇,施行法家政制?

  我们知道,共和国的国体既非郡县制也非封建制,而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也好,专政也罢,人民是真正的主权者。用毛的话说,人民就是现代的上帝。以此推之,共产党是现代上帝赋权的现代君主,地方的共产党干部则是现代君主在地方的代表。这正如君主派遣官僚到地方代理治权,让君主的身体向下延伸一样,这种人民-政党-干部的主权结构也延伸到了共和国的每一个细胞。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土豪劣绅都必须被精神消灭,对他们施行专政并宣誓主权。毛泽东说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的确,即便是秦始皇,其郡县制并未完全取代建基于微观的缘网络的封建体制,而一直是郡县与封建并轨。这是中华帝国一直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原因之一--虽然封建的形式有所变化。而自隋唐官吏分途之后,胥吏阶层(技术官僚)就一直是宗法封建制在公共部门的担纲者。所以叶适曾言:“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而黄宗羲也说过:“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但建国之后,现代君主--先锋政党的灵魂延伸到官僚结构的毛细血管之中,官吏二分的结构被彻底打破,一切封建官僚和技术胥吏,在共产主义精神的询唤下,都转变成了共和国又红又专的干部。这可谓对郡县制的彻底实现,对封建制的彻底废除。秦始皇的郡县革命与之相比,实在相形见绌。

  然而,在毛看来,新中国虽然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如果不在思想政治领域上不断革命,就有可能让官僚主义重新滋长。毛泽东在《论反对官僚主义》中指出,官僚主义存在三种根源: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顾私不顾公)和封建的家长制;历史根源上的旧有官吏;阶级根源上的新老资产阶级与城乡封建势力。这样看来,“封资修”已经在官僚主义身上三位一体了。一旦党的干部脱离人民这个主权者,他们便由“红”退化为“白”,从政治干部蜕化成为技术官僚,滑入私性的血缘、地缘、官缘等“缘”网络之中,形成新的封建势力,走向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做出了其一生中最有争议的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毛看来,对他们就必须用“秦始皇”式的专政手段,于是“反封建”在当时就有了活生生的政治意义。

  因此,虽然强调虚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精神和制度上都成为真正的中央和新君主。这个新君主和人民联合去造“封资修”的反,意图打破日益僵化的官僚和经济结构,这种运动形式与战国法家的意识形态--君主联合平民去造贵族的反--有着内在同质性。这意谓着新的郡县体制对封建体制的全面专政,这也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含义。

  然而,政治制度上的封建-郡县之争只是儒法斗争的一个方面,政治伦理上的冲突亦不可忽视。在古代乡村的自治共同体内,所谓品级、家族、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亲疏等,都要通过儒家之礼来规定。而法家则因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在基层社会自然是行而不远。但一旦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伦理,行而不远的便是儒家了。日裔美国人福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其新著《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中,福山指出,儒家所提倡的亲属网络对国家的权力建设是个障碍,于是法家解体家族,让个人摆脱家族的道德命令,从而成为新国家的基础。福山还进一步将毛泽东的革命与法家革命(《剑桥中国秦汉史》将秦的统一称为20世纪之前,中国唯一的一场革命)相类比,两者都是要用新的共同体形式去取代传统的儒家宗族伦理。

  在毛那里,新共同体的基础是阶级而不再是家庭。早在1944年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毛泽东就对“巩固家庭”表示了不同意见,并且认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那种以血缘为基础的“村社理性”,其所造就的只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准共同体,而不能真正将个人解放出来,并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孙中山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梁漱溟深感中国缺乏团体组织,无法形成现代国家,其原因就在于此。而要完成革命任务,就必须“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这里的私,就是儒家的“亲亲相隐”式的伦理法则,以及与此相伴的基于“缘伦理”的道德命令。任何新生的社会都会亵渎旧有的道德习俗,不批孔就不能确立新的道德价值,就像“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一样。因此,就有了“狠斗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号召。于是常言道就从“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变成了“亲不亲,阶级分”。在毛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虽然群众运动并没有真正脱离家庭,但是宗族的物质载体如祠堂和族谱却遭到了极大破坏。这就是阶级伦理对血缘伦理所发起的斗争。

  既然无论在政制形式还是政治伦理上,共和国都与儒家水火不容,而与法家近似,那么评法批儒运动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了。或许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相结合,不让人民群众从法家思想中学习与儒家封建制思想做斗争的理论武器,不让人民群众总结历史上儒法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人民群众又如何能因应形势,在“文革”中打败“封资修”,真正地当家作主?于是,“秦始皇”、“法家”、“郡县制”等旧的语言,经过毛泽东的释义之后,便被赋予了反对“封资修”的政治意义。他请出亡灵来帮忙,“借用古人(这里是法家)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用借来的陈旧语言,去进行全新的斗争。过去是封建士大夫来评说历史,但现在却是要让人民在评法批儒中自己评说自己历史:“千秋功罪,我们评说”。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毛泽东本人的公式并没有提及这层意思,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实践强名之为法家社会主义。

  法家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却绝非互不相容的方案。当人民的组织力量还未发育成熟的时候,为实现它自己的利益,它需要一个代表,而且必然被代表,这个代表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政党,在文革中,这个代表主要是毛。然而,法家立场和人民立场毕竟在根本上是冲突的,对于这一点,造反派的笔杆梁效也有清醒的认识,法家究其根本是“剥削阶级的政治派别”,当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威胁到剥削阶级的国本的时候,法家人物也会“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梁效未曾指出的是,在这种危机时刻,法家甚至会和儒家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对当时的政制形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这场危机的顶点。为此,毛主席联合党内官僚,当机立断地叫停了几个上海文人鼓吹的人民公社,并在九大之后实质性地结束了文革。

  

  公式二:儒家社会主义=孔夫子+毛泽东

  

  虽然文革在实质上早已结束,但直到“四人帮”被逮捕之后,它才在形式上宣告结束。这可以说标志着法家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蓬勃展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法斗争   社会主义   通三统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600.html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