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杜钢建儒家宪政风云对话实录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7 次 更新时间:2012-12-01 19: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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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进入专栏)   杜钢建   枕戈  

  

  整理者:枕戈

  时间:2012.11.16

  地点:长沙岳麓山 湖南大学法学院

  

  (一)会讲

  

  主持人(蒋海松):各位前辈、各位同道,下午好!欢迎大家光临由湖南大学法学院与大同思想网联合主办的“儒家宪政风云对话”的活动现场。

  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学院前面的这条路叫“牌楼路”,再往前面走到湘江边叫“牌楼口”。800年以前,南宋乾道三年,当时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思想家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前往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然后从牌楼口经过我们这条牌楼路去往岳麓书院,跟当时我们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800年以后,我们又再次迎来了当代两位儒家宪政的代表人物,来自北京的秋风老师和我们湖南的杜钢建老师,进行一个儒家宪政的南北对话,我们先欢迎两位老师。

  秋风老师,原名姚中秋,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弘道基金理事长,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老师早期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译介与研究,出版了很多是我们法学学生必读的经典名著,比如霍布斯的《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等等。现在秋风老师主要致力于华夏治理秩序史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有《华夏治理秩序史》。最新又出版了《重新发现儒家》,刚刚上市了的。

  另外一位对话人物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湖南大学法学院的杜钢建院长,湖南省法律顾问。杜老师早年也是改革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现在非常推崇从儒家文化当中挖掘宪政资源,实现儒家文化与宪政、人权等思想的结合,是“儒家宪政主义”的首倡者。在这个意义上,他跟秋风老师的思想有高度的吻合。

  今天这个活动也是我们大同思想网创办以来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大同思想网是在杜钢建老师和秋风老师直接的关心和指导下的复兴中华文明和推进宪政民主的网站,是中华儒家宪政、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和大同理想的弘扬和传播阵地。

  有朋自远方来,那么我们首先有请秋风老师讲演。

  

  姚中秋: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坐在先贤曾经论道的地方,跟大家讨论一个与那些伟大的先贤有联系的话题。

  今天尤其高兴能跟杜老师一起对话。杜老师是我的老师辈,我们大概七八年前一起在北京参加过活动。那个活动之前,我对杜老师已经非常敬佩,因为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提出“儒家宪政”这样的概念,真的是石破天惊。我想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国未来的思想史上会是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而这个概念杜老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的。你可以想象这是何等的一种远见、洞见,我真的是十分的钦佩。

  我跟杜老师最初相见之时,对儒家宪政概念还没有特别清楚的认知。我那时候主要还在译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比如哈耶克,也在做一些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译介。对儒家宪政还没有一个体悟。后来,杜老师去汕头大学了,我自己才开始关注和研究儒家宪政。

  回过头来看杜老师的几篇文章,我非常的感佩。所以,今天坐在这儿,也是向杜老师致敬。我先给杜老师行一个礼吧。[起身行礼]

  这场对话本应该让杜老师先讲,但是我作为学生,先讲也有好处,杜老师待会儿好纠正我的问题。我想围绕一个问题来展开我的论述。

  什么问题?大众媒体最近几年经常提及“儒家宪政”,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提这个儒家宪政,究竟想干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你这个儒家宪政的蓝图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蒋庆先生也提出了一个“儒教宪政”。有很多人比较讨厌蒋庆先生的儒教宪政理念,觉得我还是可以挽救的,所以他们要我解释:我提出的儒家宪政和蒋庆先生提出的儒教宪政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我都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我确实有责任来讲一下,我提儒家宪政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按我的理解,提出儒家宪政概念,有三个方面的意图,或者说,我自己的研究是围绕三个方面同时展开的,这三个方面都可以统摄到儒家宪政的概念框架中:

  一,儒家义理的一个辨正;

  二,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重新解释;

  三,重新寻找一个中国的秩序想象。

  第一个方面,儒家义理之辨正。过去一百年以来,中国学界、知识分子群体对儒家有很多的批评、抨击,甚至全盘地否定。一个主流的意见是:中国要建立现代秩序,尤其是要建立民主制度,建立宪政秩序,就必须打破儒家,必须在儒家的废墟上建立新秩序。对儒家,人们有很多负面看法,比如说儒家是专制的,它是在维护皇权专制。这样的一个看法大概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董仲舒的评价上。大家都认为,儒家思想本来还是不错的,比如孟子的“君轻民贵”,还是有很多“民本”思想。董仲舒“独尊儒术”,则把儒家变成了皇权专制的工具,变成了给皇权专制涂脂抹粉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很流行,很普遍。

  我提出儒家宪政概念,就是试图矫正这样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儒家本身是一个关于人间秩序的“整全规划”,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比如我们看《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涉及的是个体生命的完满以及健全社会秩序的所有方面。所以,政治只是儒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这是理解儒家宪政必须注意的一点。

  但在过去一百年中,对儒家最大的误解就在政治领域,人们对它的政治功能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因此而否定儒家的整体价值。而我认为,儒家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占有地位,所以,我针对这样一个倾向,迎难而上。针对大家怀疑最多的部分,我要拨乱反正,我要去辨正它,于是,我用“儒家宪政”这个概念及相关研究来为儒家正名。我要揭示,儒家整体的价值体系以及它所构想的政治规划不是专制的。它跟我们现代人所追求的政治的价值是吻合的,甚至于,它所设想的很多制度,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追求的制度。

  这就是我提出儒家宪政的第一个意图,辨正儒家义理。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重新发现儒家》对此有所涉及。比如,我讨论了儒家究竟是主张“等级制”还是主张“平等”?还有各种各样,一共十八种关于儒家的流行看法,在我看来都是偏见和谬误,我致力于反驳这些谬误,其中较多涉及儒家的政治理念。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儒家关于政治的构想,如果我们用一个现代词汇来形容,它就是“宪政”。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我跟杜老师都会有一个意见:我们必须对“宪政”这个词做一个比较认真的讨论。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没有说儒家民主,我说的是儒家宪政。我认为,这是两个相互关联、但是含义大不相同的词。新文化运动用的尺子是“民主”,的确,如果我们用单纯的民主这样一个价值尺度和政治尺度来衡量儒家,那么你会发现,儒家确实存在极大的缺陷。因为在儒家的理念里,你确实发现不了“一人一票”这样的民主选举制度。但是,这不是我们从政治价值上否定儒家的有效理据。

  我现在写文章时会反复强调,当人们说自己追求一个现代民主制度时,他所追求的制度,远不仅限于民主,而是宪政。宪政比民主广泛得多,宪政至少应该包括四项制度,民主只是其一。哪四项制度?

  第一个是自治。现代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就是人民主权,人民的自我治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是一个抽象的词,这个自治的主体只能呈现为人民中的一个一个群体,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行自治。比如说,有共同兴趣的人的自我治理,或者说是地域性商会这样的小群体,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治理等等。我认为,这样的自治应该是宪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切其它制度的基础。如果没有自治,没有各种形态的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自治,那么其它一切的所谓民主都无从谈起。

  第二个是法治。在座的法学院的同学比较多,我们都能理解法律之治、法律的统治对于优良治理秩序、优良政治的重要性,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法治”跟“民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曾经翻译过一些普通法方面的著述,尤其是普通法宪政主义,它所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法治”和“民主”有些时候是冲突的。学法学的同学都知道司法审查制度或者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特别明显地体现了“法治”与“民主”的冲突。美国最高法院九个非民选的法官可以宣布某个法律条款无效,这显然就否定多数人意志的。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是想说明的,“法治”和“民主”是两个事情,我们不应该把它们混到一起。

  第三个,我们读《联邦党人文集》,论述最为清楚的一点就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它其实跟民主也没有关系,它是政治结构的切割与装配的问题。把政府的权力进行切割,又进行装配,让它们相互之间形成制约与平衡。制约与平衡很重要,我们通常都说宪政的三权分立,这个太不完整了。如果只说权力分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是权力分立的。任何一个政府要进行治理,都会发现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权力。美国制宪者的贡献不是分权,而是在这三个分立的权力之间建立制约与平衡机制,这才是美国宪制对人类宪政所做出的贡献。这是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一个通过“数人头”的方式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做出决策的一个程序。

  从这样一个宪政角度来看的话,民主显然不能替代前面我讲的那三个制度。我们在追求民主制度时,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宪政,并不仅仅是民主制度,而是一个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更为完整的理想的制度体系。这是我心目中现代理想社会的秩序图景。

  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图景来反观儒家,你会发现,其实儒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比如说,社会自治,儒家从一开始就是主张自治的。孔子讲过一段话,我们经常引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孔子认为,这样的治理模式是不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运作是怎样的呢?它完全依靠政府的权力。“政”就是官僚的行政管理,“道之以政”,就是进行行政管理。然后是“齐之以刑”,你如果不服从行政管理,官员就用“刑”来对付你。这就是完全依靠国家权力进行治理的一种社会模式。孔子并不是说这个不对,而是说这个不够,那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明白“德”和“礼”的含义,你就会发现,它指的就是社会的自治。君子通过“子率以正”,以身作则,并通过在具体场景中依照习惯来制定规则,也即“礼”,来进行治理,形成一种自发秩序,推动一种小型共同体的自我治理,这就是自治。考察儒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你会发现,儒家在自治方面表现得最突出。

  总之,如果我们放宽视野,你就会发现,儒家和我们理想中的现代政治秩序不是冲突的。相反,儒家很努力地追求优良治理,这些努力具有一个宪政的指向。

  关于儒家的义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我们要理解“礼”这个词,它究竟是什么含义?程朱理学究竟在干什么?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这本书中已经展示了一个跟我们以前那些理论著述、历史教科书、思想史的叙述完全不同的理学家的世界。他们的政治价值,与当下追求自由、民主的我们的价值是相同的。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座有一些朋友是做政治哲学史、法律史的,我想告诉这个朋友,我认为,小程子的《程氏易传》非常重要,它描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这个政治理想我概括为“虚君的君子共和”。我一直想写这个东西,但实在没有时间去写,在座的博士生也许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简而言之,儒家义理确实需要一个现代的阐明,阐明它所蕴含的政治上的宪政主义价值。

  第二个方面,我想通过重新解释和描述中国历史,展示一个不同的儒家。

  这跟第一个部分工作有关系,我现在基本上确信,儒家的价值理念是宪政主义的,它理想中的政治秩序也是宪政主义的。很多人就会说:也许是这样的吧。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用谭嗣同的话就是:“百代皆行秦制”。这样的历史说明了,儒家价值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儒家没有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儒家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

  所以,我必须做第二部分工作,重写中国历史。这个工作的载体是我新出的一套书:“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上下册,第二卷《封建》上下册。这套书全名是《华夏治理秩序史》,我现在计划写五卷,大概会写到董仲舒的时代。

  重写中国历史,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儒家究竟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当儒家参与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塑造之后,它所形成的治理秩序,社会治理模式或者政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这是我的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第五卷会讨论董仲舒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形成的政治制度的性质是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比较惊世骇俗的想法,那就是:董仲舒是一个宪政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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