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一九四二》的中国饥荒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63 次 更新时间:2012-11-30 1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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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2012年11月24日,张山在黄河滩上种的20万斤红薯在一个小时内就被郑州市民挖光,甚至连红薯秧都没给剩下。从郑州赶来的车流绵延3公里,十几亩萝卜也被席卷而光。张山的免费义举几乎引发了一场灾难……与此同时,河南省委书记亲自吃饭也成为了新闻:在戒备森严的政府大楼里,一个荤菜3块5、一个素菜1块、一个馒头2毛5,省委书记的一顿饭总共花了4块7毛5。从1942到2012,70年时间,改变的是肚子,没有改变的是人。

  

  六

  

  历史是一场诡异的牌局,打到最后,总免不了要“扣底”;或者说,历史就是一场末日的审判。

  2012年年5月下旬出版的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总第299期)上,1958大饥荒成为本期封面和主题,这似乎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报道那场大饥荒。这场饥荒几乎是“一九四二”的中国版,死亡人数是“一九四二”的10倍,而且,比起“一九四二”的“天灾”来,这是一场完美的“人祸”。在本期《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的篇首语中有这样几句话: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说:“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1980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他“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无论文学还是电影,揭露我们所曾遭遇的威胁,正是当下这个危险时代最宝贵的证词。拍完《一九四二》,作为这个娱乐至死时代电影大师,冯小刚声言自己“知耻”了,他由衷地感叹道:“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民族,我们有时候会在灾难中,沦落出一种奴性。”

  冯小刚说:“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变成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少了“温故”二字。“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历史是现实的镜像。在一个禁忌的年代,历史成为最大的禁忌,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12年10月21日,在当年黄泛区进行的平坟运动中,两个扒坟的农民被自家祖坟的墓碑当场砸死,新坟换旧坟。冥冥之中,一切皆是报应。很多年后,或许会有一位河南作家写出一部小说,名叫《温故二〇一二》。

  权力的原罪使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都成为文化禁忌。当体制内的史学家们退避三舍偃旗息鼓之时,一批来自民间的文学写作者勇敢地闯了进来,他们以文学这种良心表达,秉笔直书,回顾父辈的生存轨迹,复原民族的坎坷历程。从陈忠实的《白鹿原》、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老鬼《血色黄昏》,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枪杆子1949》、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这些文学作品以鲜活的文字弥补了历史与真实的缺失。作为一个出身农民的河南人,刘震云正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在为自己的家乡“修一段缺失掉的历史”。

  哈姆雷特曾经问自己:“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时空可以倒流,对那些行将饿死的中国灾民来说,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家破人亡之后,国又在哪里?饥荒之中,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仅仅两个月前,河南几乎每个城市——乃至县城的每一条街道都挂满疯狂的血色标语:“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夺回钓鱼岛”、“宁愿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鲁迅先生当年曾经告诫:“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在写作《一九四二》之前,身为河南人的刘震云从未听说过这场饥荒,或者是听说了却不相信。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不管它发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但在河南,竟然“连灾民自己都忘了”,在历史记录中也完全阙如。或许,这是关于不幸和灾难的一种选择性遗忘;也或许,不幸与灾难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熟视无睹地忘记了。刘震云向他姥娘问起1942年大饥荒时,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说的到底是哪一年?”对今天的许多河南人来说,他们不仅不相信河南发生过饥荒,甚至会愤怒地认为这是对河南的污蔑。事实上,当代河南人几乎无一不是那场饥荒中侥幸逃生的难民后代,甚至吃树皮吃人肉就发生在他们父辈或祖父一辈身上。如果说那场饥荒是每一个河南人心中最隐秘的伤疤,那么这部讲述我们祖先悲苦的电影,是想提醒人们要勇敢地接受历史的疼痛感。“《一九四二》将会喊醒那些装睡的人,包括那些真正睡着了的人,来听听那年的炮火和灾民们撕心裂肺的哭喊,来听听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真正的回声”(韩浩月)。

  在河南大饥荒的前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军突然向自己的盟友苏联发起进攻,仅仅17天,就攻陷苏联大片领土。乌克兰民众手捧鲜花和面包欢迎这些异国的“侵略者”,并带领德军搜捕苏联军人和官吏。这些乌克兰人完全把德军当成解放者。4年前,苏联当局在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人为制造了一场大饥荒,使300多万乌克兰人被活活饿死。正如孟子所说:“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民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天上神仙打架,人间百姓遭殃。在中国这片逐鹿之地,从1938年的花园口到1948年的长春,中国民众水深火热,如同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和祭品。对他们来说,一个掠夺成性的暴力化政府才是最可怕最危险的灾难。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想象,民国三十二年,拯救河南的竟然是日本军人,这就是一场中国灾难的最终结局。

  伍迪·艾伦有一部电影名为《爱与罪》,其中有一句台词:“人类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去忘却令人悲伤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一九四二》在一首歌曲中结束:“我要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没有态度,有的只是每个人物自身的态度;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做那些他们自以为不得不做的事。如果说没有态度是电影的态度,那么刘震云的小说原著则更多的是想表达一种中国式的黑色幽默,这是一种悲剧式的喜剧态度。人们看到神父合不上饿死者的眼睛而大笑,人们因为饥饿者找不到房梁上吊而大笑,甚至因为一句河南话而大笑,一场讲述饥饿与死亡的电影竟然如此充满喜剧效果……

  二战时期有这样一个国际幽默,说的是中国人接二连三地收到战报:日本伤亡1000;中国人阵亡5000;日本阵亡2000,中国死难20000;日本战死者5000,中国死于战争者20000……中国人对每一次新消息都感到欢欣鼓舞,大笑道:“好极了,要不了多久,日本人就死光了。”刘震云重新演绎这个中国式幽默,逃荒中的穷人为这场饥荒感到高兴——高兴的是富人也和他们一样穷了;逃荒中的小公务员为这场饥荒感到高兴——高兴的是可以借此升官发财……在这种幽默中,死亡和灾难都毫无意义,因此记忆和历史就变得荒诞而虚无。因此,没有几个河南人记得一场饥荒和许多“别人”的死亡。

  “一九四二的精髓,一定不是悲剧,而是幽默和喜剧。”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最后,刘震云以他认为“幽默”的文字为这座大饥荒的墓碑加了一个鲜红的备注,这就是民间的历史,这也是危险的真相。

  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

  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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