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一九四二》的中国饥荒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80 次 更新时间:2012-11-30 1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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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从肖申克监狱的囚犯到中国灾难的拯救者,在冥冥之中,这种机缘巧合似乎真的是一种天意。在不可思议的历史中,中国没有上帝,洋人充当了拯救中国人的天使甚至上帝。电影中的张涵予对蒂姆说,如果魔鬼总是赢了上帝,那他为什么还要信上帝呢?蒂姆一时无语。拍完电影后,冯小刚感叹“老天爷的帮助”。

  20年前,李雪健在主旋律电影《焦裕禄》中饰演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20年后,他又在《一九四二》中饰演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从县委书记到省主席,从40岁因饥饿而死的焦裕禄到60岁淡泊权力的李培基,李雪健都试图展现一个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焦裕禄追着火车劝阻饥民逃荒,李培基面对逃荒的难民向蒋鼎文求免军粮,这一幕何其相似!

  作为一个成功的娱乐片导演,中年以后的冯小刚令人惊奇地多了一些思考和批判,开始对电影产生了一种严肃的抱负和敬意,人性的追问逐渐出现在他的电影中。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越来越成熟的冯小刚并没有走向圆滑和世俗,而是更加深刻和谦逊,终于在他54岁时,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最代表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没有了葛优的《一九四二》让人们看到冯小刚的华丽转身,他正从一个斗升市民嬗变为一个思想精英。面对他的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冯小刚已经不再关心票房;甚至说,也不是“忆苦思甜”那么简单。从这一刻起,一个中国电影界从前的大腕终于变成了一个中国电影界今天的大师。《一九四二》在罗马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之后,英国《卫报》的影评不吝溢美之词:“导演冯小刚通过《一九四二》展现了他驾驭和呈现一部史诗的能力。他让世界知道了这段黑暗的中国历史。电影情绪十分克制,但又让人深受触动!”

  《赛特巴莱》、《白鹿原》和《一九四二》是2012年华语电影最大的收获,这三部方言化的史诗巨制将华语电影提升到全新的人性高度。厚积薄发的《一九四二》显示了冯小刚对电影和对历史的诚意。相比高全安的《白鹿原》,《一九四二》的历史场景更加丰富而宏大。前者用时间线叙述了一个传统乡村的村史;后者则多线并进,展现了一场灾难中的众生相。超强团队阵容的《一九四二》也更加严谨和成熟,比如为了展现农业时代的社会风貌,所有演员都接受了强迫减肥。张国立进入剧组一个月就瘦了17斤,整部电影拍了5个月,他一共瘦了24斤。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使他常常连走路说话都感到困难,几乎要倒下。影片中逃荒的大场面动用了2000多名群众演员,艰苦的环境竟然使不少难以忍受的群众演员逃跑了。

  在整个社会沉迷于低智和娱乐的时代,与其说《一九四二》是一部沉重的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让人不得不回到思想的电影。无论是悲悯还是刻薄,无论是愤怒还是绝望,对暴富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思想无疑是最后的奢侈品。《一九四二》对于冯小刚,就如同《活着》对于张艺谋,但无疑前者的视野和思想更为广阔而成熟,甚至从运作上也更为成功——《一九四二》竟然通过了禁忌重重、布满“纸枷锁”的中国官方审查。相比之下,新锐导演王兵的电影《夹边沟》对饥荒的呈现更加冷峻和真实,却无法通过中国官方可怕的审查机器。

  当然,为了满足权力意志,这部共党缺席的电影不断穿插日本空军对中国难民的轰炸,特别是最后日本兵对“拴柱”的虐杀,这与《赛登巴莱》对同一时期日军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电影仍然难以摆脱对日本人面具化和妖魔化的窠臼。

  诚实的说,《一九四二》绝不是一部可以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或薯条看的电影,甚至它也不需要人们的掌声。冯小刚不是冯小宁,《一九四二》也不是《举起手来》,它不会带给人们以酒足饭饱后的意淫与快感。《一九四二》无疑是冯小刚最有具诚意的电影,它没有《集结号》那样的煽情,也没有《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主旋律,镜头语言如此平静和朴素,以至于“没有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尊敬。《一九四二》即使没有完全复那个历史场景,至少也为每一个河南人和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尘封的族谱,告诉你来自哪里。

  如果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和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是一座纪念1942大饥荒的墓碑,那么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王兵的《夹边沟》就是一座纪念1958年大饥荒的墓碑,这两座墓碑无疑是当代中国人心中最沉重的两块石头。在一个欲望和娱乐时代,历史与真相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文学与电影一起,证明了良心在中国依然存在;这种发自内心的勇敢面对,证明了人类是一种会思想的灵魂动物,而不是一个个“吃货”。

  

  三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如果说战争常常导致“亡国”,那么饥荒无疑是“亡天下”;在统治者眼里,只有亡国之忧,而无亡天下之虑。对蒋介石来说,最悲痛的莫过亡国;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亡天下,至于国,亡不亡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李约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接连不断的天灾: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进入民国时代后,灾难进一步加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的流民泛滥,才使蹒跚学步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数年间崩溃失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失,中国其实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白修德看到,“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流民遍地的中国,整个社会已经彻底瓦解,一切都只能推到重建。从社会动员到暴力机器,一元化的共产党明显比多元化的民国政府更有效率。官僚腐败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乱世中国的控制,崩溃无可避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当年的笔记中写道:“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现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战争与爱情》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啊。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载: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923年,12 个省遭受水灾和旱灾。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

  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陕西全省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有2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河南发生大饥荒的同时,广东的饥荒也完全失控,300万人因为冻饿而亡。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蒋介石只能哀叹自己的回天无力,去祈求中国的老天爷和西方的上帝。

  1946到1947年,南方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1948年发生在前满洲国首都长春的战争,最终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无异于一场南京大屠杀。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因为守城的国军拒绝投降,围城的共军禁止城内难民出逃。从围城的第3个月开始,弹尽粮绝的长春城内就开始公开卖人肉。长达5个月的围城,数十万无辜平民被活活饿死,甚至被吃掉。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一书称长春围城饿死了15万人;国军将领段克文则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达到65万。国军司令郑洞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四

  

  在民国史上,刚刚修通的陇海铁路成为一条悲惨的逃荒线,或者说是河南人的救命线。作为工业革命象征的火车来到中国不久,就颠覆了满清帝国和传统皇权。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火车为大饥荒中的饥民打开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逃生通道,这是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饥荒所没有的。在一场场人祸天灾中,经历过十八年年馑的关中成为河南人的诺亚方舟,无数难民身无一物,背井离乡,沿着陇海线,或扒火车,或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步行,一路乞讨,西出潼关逃往关中和西北高原。这些数不胜数的河南灾民流落关中,沿着陇海线,在关中安顿下来,这后来成为关中“河南担”的出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沿着陇海线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有许多河南流民落脚,河南话成为陇海线的第一语言。如今西安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当年河南流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约一半铜川人都说着河南化,关中因此几乎被河南化,成为第二个河南。

  对河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来说,民国三十一年并不是最大的移民潮,更不是唯一的。此前四年,黄河“花园口事件”对河南人所造成灾难更为可怕。如果说前者更像一场天灾,那么后者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中日徐州会战后,徐州沦陷,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沿陇海线直扑与京汉线的交汇点郑州。面对势不可挡的日军进攻,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以黄河水“水淹七军”。黄河在这一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河,一旦溃决,必将一泻千里,整个中原必将灭顶。蒋担心军人抗拒执行,多次警告不要有“妇人之仁”。6月9日,花园口被中国军队炸开,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肆虐的洪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因为军方只提前一天通知,根本来不及撤离的河南民众瞬间就被黄河席卷而去。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等23个村庄转眼无存。洪水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黄河泛滥的9年期间,洪水、瘟疫、匪患、蝗灾、严寒、饥荒,轮番侵袭,曾经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千里中原变成了人间地狱。

  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整个中原沦为汪洋中的黄泛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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