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国际形势的若干特点和美国的世界地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做出了关于本世纪头二十年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美国是冷战后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惟一有能力、有野心称霸全球的国家。在我们对国际形势变化做出判断时，首先需要对美国相对实力的消长和全球战略的调整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从长期看，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必然规律；但在短期内，还看不出美国的综合实力和世界地位正在持续下降的迹象。从“硬实力”方面看，美国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许多指标还有所上升。占世界总人口4.7%的美国，其近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各国总和的32%以上（冷战刚刚结束时占25%左右），国防开支占各国总和的40%左右，研究和开发支出占各国总和的40%。2001年以来，尽管一度出现了经济下滑局面，美国同日本、欧盟的经济差距还在加大。
美国对2001年的9·11事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而且在此后实行了重大战略调整。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得手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得以强化，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挤进了它一直想挤进的中亚等地区，还增强了它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军事存在。
但是，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却使它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空前的国际孤立，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大多数国家的明确反对。美国同法国、德国等许多传统欧洲盟国的矛盾的深刻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史无前例的，同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也明显加深。美国在战后伊拉克所受到的武装袭击，出乎布什政府早先的预料之外。即使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国，也不愿积极参加美英两国在伊拉克的治安行动。最近由美国传媒曝光的驻伊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暴露了美国在国际上鼓吹“人权”的虚伪性，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由此看来，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软实力”（即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是一个严重的消耗。
美国同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关系以及战略力量对比，是美国实力地位的重要因素。欧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年5月，欧盟成员国由原来的15国扩大到25国，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欧盟同美国虽然同属西方发达国家，但欧盟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欧洲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法律体系和新的主权观，同美国有很大差异，形成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欧盟在地缘战略利益上，主要关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希望俄罗斯、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并努力扩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影响。在对伊拉克、以色列、朝鲜等国家的政策上，在美国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等国际安全问题上，欧美分歧都十分明显。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美欧矛盾，是长期积累的分歧的总爆发。虽然战后欧美双方都企图修补关系，但可以预见，它们之间的战略裂痕在未来几年里将会进一步加深。
但是，欧盟的经济发展势头和科技水平不如美国，欧盟各国之间在实力、利益、观念上的差异制约着其整体实力的发挥。在许多战略问题上，欧盟各国还不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而美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控制了北约。北约中的欧洲盟国军事力量远逊于美国。美欧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都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而没有把对方视为安全威胁。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方面，美欧的共性依然远远大于分歧。
日本在过去的十来年时间里，经济增长缓慢，体制改革滞后，近年来保守势力上升，执政集团不稳定并且丑闻不断，缺乏独特的政治信念和长远的国际战略设想。因此，未来的日本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仍然高于德国，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的军费高达每年500亿美元以上，军队的装备和作战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以后，日本突破了向海外派兵的地域限制，修改和平宪法的动议得到更大的国内政治支持。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巩固，日本在国际安全和外交上，总体上仍然追随美国。例如日本在中东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仍然向伊拉克派出支援部队。但在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朝鲜半岛、经贸关系等问题上，日本也会对美国显现更多的独立姿态。
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仅次于美国，常规武器也很先进，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实力一路下滑，目前正在回升。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1/14，相当于西班牙或韩国的水平。由于国内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困扰，俄罗斯不得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退出世界一流强国地位的角逐，同时努力改善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以获得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对其国内政策的支持。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只得采取默认的态度并保留加入北约的选择。同时，俄罗斯也将继续在中亚、中东、东北亚等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扮演一定的独立角色，维持大国的地位和影响。
美、欧、日、俄之间在经济、地缘政治、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军备控制、地区政策、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等问题上也经常出现意见分歧，其中俄罗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更大，歧见更多。但是，这些大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战略利益方面的共同点大于分歧，以8国集团等机制为标志的大国协调与合作格局业已形成，在未来5-10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美欧、美日、美俄之间的双边关系比欧、日、俄之间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更为紧密。今后，美国同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矛盾还会加深，也会出现类似伊拉克战争前法、德、俄等协调行动抗衡美国的某些局面。但是，暂时还不存在一些大国结成长期的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可能性。
从整体上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通过77国集团、15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国际机制进行相互合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团结自强，协调立场。近年来，马来西亚、伊朗、南非、阿尔及利亚、古巴、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身权益和发挥地区影响方面相当活跃，作用明显增强。朝鲜、伊朗、古巴、利比亚等国家的内外政策都在调整之中，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松动或变化。
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在继续加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更为严重，外债负担增加，金融风险增大。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国家集团具备抗衡西方世界的实力。当前世界出现动乱和冲突的地区，分散在中东、非洲（尤其是大湖地区）、中亚、南亚、东南亚、巴尔干半岛和部分拉美国家。恐怖主义、生态恶化、传染病传播、毒品走私、难民等问题也在这些地区最为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和民族宗教纷争，不同程度上存在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失控现象，有的还有国家分裂的危险。因此，“北强南弱”，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全球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冲突、动乱和危机，成为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干预的理由和借口。一些发展中国家感到自己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在增加。还有一些国家想利用这一形势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力。
全球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决定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世界经济、国际安全等领域继续保持现存秩序和有利于它们的规则。因此，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和政治势力都在围绕美国的动向加紧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安全战略。
二、9·11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1.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国内背景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全球战略一以贯之的目标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在1993-2000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确定了外交的“三大支柱”，即经济扩张、国家安全和在世界上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有比较强烈的民主党色彩，即鼓吹全球化、经济开放和人权。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相对高速增长，而军事开支一度下降。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主导北约发动了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由的科索沃战争，实现了北约东扩。虽然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也经常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行动，但总的来说同欧洲大国和其他传统盟国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协调合作关系。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服务于、服从于国内政治，美国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观察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首先要看它国内政治的变化。2001年1月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标志着右倾保守势力在美国政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都是主张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和增强军事力量的实权人物。伊拉克战后局势动荡、美军虐待战俘等问题对这些人造成了政治上的打击，但尚未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9·11事件对美国国内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部、中央情报局和新成立的国土安全局，都控制在强硬的保守分子手中。军火工业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也增强了。在这一国内背景下，美国发动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一系列军事扩张行动，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大幅度增加军费，在外交上大搞单边主义，一些美国人公开鼓吹“新帝国论”。布什在2002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地将反恐斗争和国内治安作为“重中之重”，确保了右翼保守势力在决定政府全盘工作的轻重缓急中，也处于中心地位。
美国政治的右倾，也表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争斗态势上。伊拉克战争之前，由于布什政府在军事、外交上频频得手，民主党在国防、外交等领域无力挑战共和党的政策。在2002年底美国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遭到失败，国会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据多数，更有利于布什政府强力推行其强硬的外交战略。9·11激起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仍然高涨。布什政府充分利用了这种情绪，加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支持政府的反恐措施”（包括在国外以反恐名义进行的战争）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使自由派意见饱受压制。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布什仍然强调他是“战争总统”，美国处于“非常时期”，表明布什政府相信继续高扛“国家安全第一”的旗帜有利于保持共和党的政治优势地位。
布什政府声称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是“专制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支持国际恐怖活动，于是不顾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和安理会大多数常任理事国的反对，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虽然美国许多公众也坚决反对这场非正义战争，但国会和民主党的主流仍然站在布什政府一边支持战争。因此，当战后人们发现发动战争的主要借口都不成立甚至是谎言时，当驻伊美军频频遭受袭击时，民主党人无法就此大力抨击布什政府，而是企图在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同共和党抗衡，让经济增长、税收政策、社会福利、医疗保障、族裔关系、非法移民等问题重新成为国内政治的中心议题。但是，美国经济现在已有一些起色，就业人数增加，民主党可打的牌不多。抵制布什内外政策的政治力量目前比较分散，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是，美国经济、伊拉克局势等等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变化，预料今年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为时尚早。
2.将国家安全列为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首先表现在战略侧重点的调整上。同克林顿把对外经济关系列为外交的首要支柱不同，布什政府把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9·11后布什政府发表的一系列政策报告和领导人讲话，都深深刻上了右翼保守、单边主义、追求绝对霸权的印记。在当前，美国要全力以赴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而从长远来看，还要阻止任何国家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企图或努力。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结合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提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制造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把国际恐怖主义和和所谓“邪恶轴心”挂钩，是布什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2002年1月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提出，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还指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构成了世界上的“邪恶轴心”，而且“他们可能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这些武器，让他们得到发泄仇恨的手段”。 “事实证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与试图开发或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是同样一些国家”，这样，布什政府就更加明确地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邪恶国家”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提出要防止它们“联姻”。。后来美国还指责古巴、利比亚、叙利亚、苏丹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把这些国家也列入“黑名单”。
美国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后，又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目标锁定在伊朗和朝鲜两个国家身上。伊朗对联合国核查机构采取了较为合作的态度，而朝鲜则坚持要在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的前提下，才考虑放弃其核武计划。因此，朝核问题在美国战略中十分突出。
但是，朝核问题现在还不可能发展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中心问题。9·11后的一系列事态，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教激进势力，成为美国眼中的主要安全威胁。为了对付这一长期威胁，布什政府企图通过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建”，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以“改造”伊斯兰国家。
9·11之后，美国决策者在伊斯兰世界和全球范围推出“非友即敌”的“布什主义”。但出于策略考虑，避免打击面过宽，美国未将恐怖主义同伊斯兰直接挂钩。它把朝鲜放在“邪恶轴心”中，后来又把古巴加进“支持恐怖活动”的“黑名单”里，既反映了对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对朝鲜的敌视和警惕，又有掩人耳目的考虑，即避免给人以美国仅仅以伊斯兰世界为敌的印象。其实，无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美国战略家的主观意识上看，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都是难以掩盖的事实，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情结。当然，这种冲突不仅仅是长期的民族、宗教矛盾积累而成，而且有经济、社会矛盾的深厚基础。但是，出于种种的政治和战略考虑，这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美国决策者是不能捅破的。因此，为打击穆斯林激进势力，美国人不惜编造伊拉克同本·拉丹勾结的口实，并纵容以色列以暴易暴，军事进攻巴解组织。然而只要美国坚持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它在伊斯兰世界就会继续触犯众怒，所谓“改造伊斯兰”的目标就根本无法实现。
3.在单边主义抬头的同时，明确了同其他大国长期合作的意愿
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的概念，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
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平衡概念，主要是指在各个强权之间，通过实力较量、纵横捭阖形成的一种均势状态，或者追求这种状态的一种政策，以图维持和平与秩序。今天美国提出的权力平衡概念，是把“握有无可匹敌力量”的美国摆在这种平衡之外，即美国要高高在上，自己不需要受别国的制约，而其他国家必须受制于美国，并且它们之间还要相互制约。所谓“有利于自由”，说穿了，就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在这里，布什政府把意识形态引进了“权力平衡”的观念之中。
9·11之后的形势表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布什政府称，大国不仅因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而且“因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站在美国一边。布什政府认为，俄罗斯、中国正在发生积极转变。美国可以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传统盟国共同努力，建立有利于美国、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但“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由其他国家的立场来决定”。
美国在大国间玩的这种“平衡游戏”，具体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要同时和中、俄、印、日、欧盟国家同时拉近关系，目的是不让这些国家之间任何一对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大国结成反美联盟的情况。二是在地区内部形成各国相互制约的局面，例如，企图让日本、中国、韩国和朝鲜在东北亚互相制衡，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相互制衡，让欧洲国家中独立色彩较强的法国、德国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英国、意大利相互制衡，美国从中渔利。虽不能说“权力平衡”思想里不包含美国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以共同维持国际秩序的含义，但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处于超强地位的谋略，是企图把别的国家当成砝码，由它去摆平，搞的是“单极霸权稳定论”，或者叫“美国强权治下的和平”。
4. 扩大美国军事优势，企图达到“绝对安全”
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说，“我们的军队要强大到足以阻遏潜在的敌手，使它们不致在追求军事力量增长时，抱有能够超过美国力量或与其相匹敌的希望。”
美国扩大军事优势的政策，使同军工有关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反过来又促进美国的安全战略向更强硬的方向转变。在新武器的研发和购置、新的海外军事部署（如在中亚）、电子战等新的作战手段等方面，美国也在加快步伐。美国增强军事力量采取的具体步骤有：
——大幅度增加军费，2002年2月，布什向国会提出2003年财政预算案，其中军事预算增加到3790亿美元，比2002年度增加2.7%，是20年来军费的最大增幅。美国2004年度的军事预算更高达4000亿美元。到2006年，美国军费可能达到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
——调整核战略和海外军事部署，加快军队转型的步伐。美国在东亚等地区的驻军正在进行重新部署，以加强其机动性和从海上发动进攻的能力。
——退出可能束缚其手脚的“反导条约”，继续推行导弹防御计划的实验和实施。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理由，限制其他国家发展军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将军事存在扩展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
——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布什声称，冷战时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已经不完全适合9·11之后的形势，美国必须准备对“恐怖分子和暴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并不说明说美国要放弃冷战时期形成的对大国的威慑战略。至于“先发制人”的对象是谁，美国在官方文件中指出了两种敌人，一种是非国家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另一种是反美的所谓“无赖国家”。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先发制人”战略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5.在对外经济和社会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情绪抬头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南北关系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摩擦，经济全球化遇到了一定挫折。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现象严重，于是就寻找替罪羊，指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倾销”劳动密集型产品，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争夺战中，布什政府为了国内政治的目的，缓和对其外交政策的批评和压力，会将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国内经济。这样，美国国内关于就业问题的争论更为激烈，对外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也更加严厉。与此同时，美国的移民政策也进一步收紧。
三、美国战略调整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对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和中美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美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势力视为主要敌人，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不但在一段时间内排除了它把我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同我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要。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使我国的国际战略回旋余地加大，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中美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在金融、执法、情报、海关等领域深入开展反恐合作。这已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美方的充分肯定。
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年初，当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国际危机深化时，我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原则，主张通过联合国寻求危机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没有同美国发生正面的外交冲突，使美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并不蓄意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和维持和平问题上也正在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协调合作。事实证明，让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深陷于中东难以自拔，对我国的国际环境是有利的。
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对我国的最大战略需求是朝核问题。即使是布什政府内部的反华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承认中国发挥了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一方面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向朝鲜使用武力，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调整后的美国安全战略强调必要时对敌手要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其目标目前不是针对中国的。在军事上对中国的防范，仍然是运用威慑战略。同时，先发制人战略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美国政府内外都有人公然鼓励台湾当局研究对中国大陆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可能性，表示愿意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
其次，在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重点目标中，安全处在最前沿，经济次之，民主化和人权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减轻了美国对我国在人权等方面的政治压力，而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对中国的合作需要呈增加趋势。
虽然布什在同我国领导人会见时总要装腔作势地提出人权问题，美国反华势力也仍然在利用我国境内的民族宗教等问题制造事端，但美国政府已经不再像90年代初期那样，将“中国人权状况改善”作为发展对华关系的前提条件。2004年美国再次提出反华人权提案，主要出于大选年的国内政治考虑。布什政府明显弱化了这次提案的内容，并采取比较谨慎的处理方式。
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扩大，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在美国不断制造对华经济摩擦、提出贸易赤字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背后，是国内政治考虑和利益分配。实际上，美国领导人和企业界都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对稳定亚太经济、促进美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重要意义。对中国的出口每年为美国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大量开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七成以上的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实现了赢利。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用来购买美国的债券，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美国在调整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崛起抱着复杂的心态。布什政府全球战略中的大国合作、“权力平衡”的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就中美关系而言，它既有借助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去打击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一面，又有对中国的崛起加以制约、防范中国同其他国家一起制衡美国的一面。美国永远不会放松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警惕和“西化”、“分化”的策略。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四，必须看到，今天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虽然不是中国，但它追求绝对军事优势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美国对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保持高度警觉，因此不会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和中美实质性军事交流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第五，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台湾问题也是有影响的。美国最关注的安全问题和战略问题集中在中东、中亚和欧洲。反恐斗争、伊拉克问题、巴以冲突、朝核问题、美欧矛盾牵扯了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大部分精力，美国领导人还要集中精力于大选。因此，从它的战略全局考虑，布什政府不希望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不希望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干扰它的战略部署。同时美国领导人也明白，只有在台湾问题上理解中方的立场，对“台独”加以某种约束，才能指望中方在朝核等关系美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同美国加强合作。
因此，美国对陈水扁2002年8月提出“一边一国论”和当台湾当局举行的 “公投”，都明确表示不悦，声明美国不支持破坏台湾海峡现状的任何行动。布什在同我国领导人的会见中，多次使用了“反对台湾独立”的措辞（但在美国官方的正式声明中，仍沿用“不支持台独”的说法）。在台湾领导人选举的过程中，美国在“泛蓝”、“泛绿”的争斗中脚踏两只船，最大限度地维持美国对台湾的影响。但是，在口头声称“反对台独”的同时，布什政府却加紧发展同台湾的军事关系，大力提升同台湾当局的政治关系，实行同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时发展关系的“双轨政策”，使台湾当局有恃无恐，在“台独”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我们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但决不能放弃军事斗争的手段。只有让美国和台湾当局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遏制“台独”。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美国支持台湾同祖国大陆长期分离的一面，又要善于利用美台矛盾。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是十分复杂而尖锐的。
应当看到，美国仍然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中美关系还有很多暗礁浅滩。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的原因，决不仅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更重要的是我国实行了稳定、正确的内外政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现在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加快发展自己，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