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毛捷:重大战略决策成败在实事求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 次 更新时间:2012-11-29 21: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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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进入专栏)   毛捷  

  

  打开和阅读中国这部天书,需要从纷繁的国情、国史、国策中把握影响国家变迁的核心要素,抓住影响国家长期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是一个不断认识中国、设计中国、发展中国和改造中国的过程,是一个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断进行实践、决策、检验、调整的反复循环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重大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求索“中国之路”,总结“中国经验”,就要探究中国的决策成功之道。

  邓小平同志讲过,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决策的思想路线,也是决策的组织路线;既是决策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决策的第一原则。

  胡锦涛同志在总结中国决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时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清楚地表明,什么时候能够实事求是,决策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什么时候违背实事求是,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大。“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哲学,是中国的决策成功之道。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决策哲学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哪个政党如中国共产党这样,以最高政治文件的形式确定执政党的决策哲学,甚至根本不具备决策哲学。以刚刚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例,大会所提交的是总统“竞选纲领”,大会选举的是总统候选人及竞选伙伴(指副总统候选人),其关键词就是“竞选”。衡量大会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当选”。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客(Politician)特征。诚如维基百科所言,西方有这样一句话:“政客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政治家却是为了下一代”。

  世界各国执政党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具备将最持久的决策哲学探索和最大规模的决策哲学实践相结合的经验。

  这决定了实事求是决策哲学的独特性,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极富创造性,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决策哲学。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是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决策的行动指南。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是中国决策经验的理论概括,是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西方学者惯用西方的概念模式来解释中国,甚至将实事求是认为是西方实用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缺乏对自身的清醒认识,而且是典型的“有色眼镜”。

  

  实事求是决策哲学的三个来源

  

  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概括:“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求是是有关如何科学认识中国的决策哲学,是有关如何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掌握并根据客观规律,包括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科学改造中国的决策哲学。实事求是有三个重要来源: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首先,实事求是借鉴并超越了中国古代哲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一方面,实事求是借鉴并改造了古代哲学有关“道治”的决策观,倡导在发展中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积极摈除了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部分,明确“求是”的基础必须是对“实事”,即对客观事实有充分的认知和思考。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体现,避免了“道治”的随意性和滥用。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改造了古代哲学带有封建政治依附性的“解释哲学”,使决策哲学从为封建治理提供解释、维护权威的角色中脱离出来,成为中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哲学”和“实践哲学”。

  其次,实事求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哲学,它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实事求是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的第一性是客观性。实事求是要求决策者尊重客观的国情,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是要求决策者坚持科学决策。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以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主线的,其本质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寻求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哲学。

  再次,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的两大基本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实事求是是强调反思的决策哲学,认为决策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客观的变化,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决策的进化论,认为正确的决策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不断递进的反复循环过程,主张处理好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辩证关系,发展的真理观决定了发展的决策观。同时,实事求是也是“以人为本”的决策哲学。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是在于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进一步解放了“人”的要素,强调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决策中的重要意义,这超越了纯粹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将此概括为“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求决策者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实事求是的决策,既不能是刻舟求剑,也不能是固步自封,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更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概念。

  

  如何实事求是地进行决策?

  

  实事求是是历史的概念、科学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只有坚持历史的、科学的、发展的决策观,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决策。那么,什么是实事求是决策的方法论呢?这不是来源教科书,而是来源于决策的实践、人民的实践和地方的实践。由此,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真知来源于实践。它是指认识和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飞跃。一般来说,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实践既是决策者检验真理和正确的标准,也是检验谬论和错误的标准,因此要重视政策实践(试验)在决策中的应用。重视实践,是当代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政策实践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

  二是政策来自于群众。它是指决策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党的政策就是党领导人民行动的指导。好的决策应当反映民情、顺应民心,符合民意,因此在决策时需要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即“问计于民”,需要充分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即“问需于民”。党的决策,就是要掌握充分多的情况,汇集充分多的智慧,代表充分多的意见,把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和利益变为可实施的行动手段。在中国,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过程,不是西方式的让渡决策权的过程,而是全面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国已经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辩证统一方面创造了崭新的中国经验。

  三是决策来自于地方。它是指决策是“从地方来”,再“到地方去”。这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改革的方法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进行决策,面临着极大的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也面临着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的风险,不可能用一种创新、一种模式、一种政策、一种标准来治理中国。这就要让掌握更丰富信息、更接近人民、更了解区情的地方获得更大的决策权限与空间,让地方决策成为中央决策的“源头活水”,让中央决策成为地方决策的“百川汇海”。

  以上三者构成了实事求是决策的方法论。它们之间不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彼此之间也形成了内在逻辑: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理论;有什么样的社会理论,就会指导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它们都贯穿于历史的、科学的、发展的决策之中,不断演进。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一项风险活动,并不能自动取得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常常会出现失败,这如同自然科学的反复实验,总会在多次失败之后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成功。科学的决策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少犯错误,并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不能重犯以往的错误和低级的错误,并善于以较少的失败取得较大的成功。

  决策哲学是综合的政策制定的哲学。实事求是不是孤立的决策哲学,而是一个决策思想集。要做到实事求是,还需深入分析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建设决策的软实力,特别是加强决策的体制机制和人才建设。那么,如何加强决策的体制机制建设呢?又如何保证决策成功,还能够保证及时纠正决策失误?

  实事求是有两大支柱:调查研究、民主集中制。这是党长期以来在决策中形成的优秀传统,也是决策过程的基本路径和核心机制。与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一样,它们也是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决策思想,是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

  第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体现了科学决策的价值观。邓小平同志指出,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开会也好,作决议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一切决策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陈云指出,决策最难的是要优先弄清楚情况,做工作要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用在研究情况,用百分之十的时间用来决策,这样的决策才有基础。

  调查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重视与群众路线的结合。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实事求是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决策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决策哲学。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调查研究不能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群众路线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有效措施,深入基层,倾听下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

  其次,强调发展的决策观。实事是永恒变化、发展、进步的,求是也因而需要永恒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变迁的国情为对象的决策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决策哲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第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民主决策的价值观,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决策的根本组织原则。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集中决策,为中国建构了一个以民主决策来驱动科学决策的模式。

  一方面,要求走群众路线,为群众意见广开言路,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集中,再坚持,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是重要的决策信息采集机制,是掌握“实事”的听声筒。

  另一方面,要求实行有民主监督的集体决策,建设既有核心,又有集体的领导班子,防范个人迷信和家长作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决策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这是重要的决策风险防控机制,是确保“求是”的安全阀。

  同样,民主集中制也是一个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反复循环过程,既有利于集思广益,也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识,既有利于高效作出正确决策,也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决策。

  

  坚持实事求是决策就是成功之道、取胜法宝

  

  实事求是是中国的决策成功之道:决策哲学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潜力;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软实力。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涵,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持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动中国的决策能力建设,增强中国的战略决断能力和调整适应能力。

  这里我们可以世界金融危机为例。这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暴露了西方政党和政府决策错误而不能及时纠正,应对方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束手无策,至今还处在危机之中。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所谓“西方迷信”,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西方无力应对危机的最好的又是最现实的反面教材。

  与此相反,在世界同一场大赶考中,中国的成绩最佳,在危机之前的2007年美国GDP是中国的4倍,到了2011年迅速缩小为2.1倍,同期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461亿人减少至1.399亿人,而中国城镇就业人数从3.095亿人增加至3.591亿人。这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决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中国过去取得成功,靠的是实事求是;中国未来继续取得成功,仍然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应当坚持历史的、科学的、发展的决策观,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坚持独立地探索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中国经验,坚持自觉、自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我们的伟大实践。

  总之,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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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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