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 朱惠忠:北京反腐的历史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 次 更新时间:2012-11-29 21: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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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   朱惠忠  

  

  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上届九人减为七人,有助于提高作出决策并予以贯彻的效率。这样的安排也可以避免权力和责任分离的局面,例如宣传系统和党务系统的职能,以及政法系统和全国人大的职能能够整合起来。

  胡锦涛“裸退”的历史意义更不应低估。这次胡锦涛同时放弃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至明年3月“两会”期间)这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实现了接班人交接一步到位,足以大幅度降低政治上的不可预测性。

  今后中共领导层显然是一个团队,成员任期有限,又有前几届政治局常委在旁边不时提点(从积极层面去理解,确实为党内民主奠定了基础)。可以预期,今后中共实行国家管理的局面,必定同个人专断或家族垄断资源绝缘了,这是可以未卜先知的。从国家管理制度化的角度着眼,不啻一个长足进步。

  北京新领导层中,多数人行政经验丰富,却以年龄关系,干完一届(五年)就要退休,在执政时对长期利益考虑难免不周,明显具有过渡性质。这可能是一个缺憾。

  对于新领导层,当务之急,可能还是如何煞住体制性腐败的趋势。这次习近平以强势登台,也有赖于党内核心层业已凝聚的共识:一党执政的局面正在国内外面临空前巨大的挑战。对此,萧规曹随的庸才是无法因应的。值此非常时刻,中共党内应当而且必须产生强势的领导人,以非常的魄力和手段因应挑战。

  可以认为,当年邓小平在中国民众中享有的人望,在习近平身上的翻版,则是真正具有危机意识的中国党政军各界翘楚,对于习氏施政绩效的期望。就此而言,党政军精英对于时局的危机感,却在北京领导层认真办几件大事之际,可以爲习近平背书。另外,当前全国民众翘首以待,纷纷对新领导层寄予厚望,这也是借力施为的一个有利条件。

  有利条件对准备好的人是一个机会,对于因循守旧者而言,条件再好,也不足以成为一个机会。迹象显示,新领导层是准备有所作为的。

  11月17日上午,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首次集体学习如何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习近平在说到反腐问题时表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他称事实证明:“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针对反腐问题,习近平用词之重,足以引起8000万中共党员的警醒。

  习近平的讲话针对性极强,揭示了严峻的社会现实。只要特权行为损坏了社会公平,个人欲望玷污了官员从政理应清正廉明的形象,民间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不安,一旦成为沉疴痼疾,终至于政权一朝崩溃,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官场腐败牵连面广,积重难返,设若反腐能一蹴而就,也不待于今日矣。犹如人患重症,欲施药石救治,温补宜为先,药峻则慎服;否则,反而促病人早日归西。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何时、何处入手,需要准备周详,才能奏效。总之,有所作为方妥。

  按照中国国情,即使当政者仅采取治标的措施,也会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以致形格势禁,政令难以贯彻。这方面,在国共内战中,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不作为的利弊得失。

  在国共内战中,国统区日益缩小,财政左支右绌,恶性通货膨胀随之爆发,民怨沸腾。1948年8月19日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自即日起冻结物价。商人为了继续赚钱,索性诉诸囤积居奇。《中央日报》刊文惊呼“赶快收拾人心”,认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决定下重手,挽狂澜于既倒,于是由蒋经国赴上海担任监督金圆券发行的副经济督导员,控制这个全国金融中枢的币制改革。蒋经国年轻气盛,率部在上海厉行“打老虎”。“打虎队”均由年轻人担任,上下四方搜觅、查处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终于上海头号闻人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居奇的罪行被拘捕。

  杜月笙救子心切,就给蒋经国出了一道难题。蒋经国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全面查处不法奸商的动员会议时,杜月笙把搜集到的证据当众面交蒋经国,证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也在大肆囤积居奇,逼迫蒋经国一视同仁,也予以查处。蒋经国遂即刻派遣部下前往查封扬子公司,并下令彻查孔令侃。一时国统区人心大振,民众对新发行的金圆券开始有了信心。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宋美龄。在她出面斡旋下,蒋经国仍然铁面无私,不买她的账。接着,宋美龄数次给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打电话,催促他紧急返回江南,迫令蒋经国罢手。在宋美龄的压力下,蒋经国迫于父命,只得半途撒手。稍后,蒋经国本人亦因此事而辞职求去。于是“打老虎”运动戛然而止,国统区物价管制归于失败,11月1日全面撤销。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即使在国统区上层社会,蒋政权也几乎人心丧尽。

  蒋介石不顾军国大事,为扬子公司的私事离京南下,致使币制改革无疾而终,甚至动摇了军心。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听闻此事,即摇头叹息,认为此后国事不堪闻问。这位国府华北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蒋政权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傅作义的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仍然对蒋政权抱有最后希望的中间派的政治立场。

  以上就是当政者因为顾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而失去挽救政权败亡的最后机会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薛理泰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朱惠忠是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主席

  来源: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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