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41 次 更新时间:2005-03-04 2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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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议论中,一些评论家将今天的中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苏联加以类比,担心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出挑战,而美国则会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从而出现中美争霸的局面。

  

  应当说,这样一个假设不是空穴来风,这样一种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中美关系曾经是大国关系中矛盾最深的一对关系。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军机在海南附近上空相撞等一系列问题和事件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国际立场方面的冲突凸现。

  

  世界上的许多评论都认为,中美之间互相说“不”,已经出现了一场“新冷战”,长期对抗不可避免。在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的甚至是实际的最大安全威胁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崛起的大国,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美国企图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应当警惕、防范以至阻止中国的崛起。还有人说,9·11以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对外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只是一种表象,两国最终还会势不两立,甚至因为台湾问题而“必有一战”。

  

  本文不打算全面回答“中美是否将争霸”的问题,而是从美苏争霸的历史过程说起,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探讨我们应当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同时,本文也试图比较今日中国和当年苏联所走的完全不同的崛起道路,指出中美对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一、历史环境的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极格局,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崛起和互为战略敌手。

  

  美苏两国都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两洋大国,具有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超级大国的禀赋;同时两大民族都有扩张的历史传统和动力。

  

  先看美国方面。美国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宗教环境中,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滋生了一种“救世主”心态,以及获取海外市场和政治霸权的强烈愿望。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遭遇重大挫折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重新找到了生路。

  

  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既源于欧洲,又带有更多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色彩,从根本上排斥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美国政治主流视共产主义思想为洪水猛兽,坚信“自由”必然战胜“极权”。在美国,基督教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超过欧洲,反共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美国的天赋人权观、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同当年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水火不相容。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使它认为应当将自己的思想和制度作为榜样推广到全球。

  

  美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对外实行经济扩张和战略扩张的国家传统。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和战后初期的超强实力使其扩张野心更加膨胀。5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猖獗,把美国政治推向右倾,压制了务实温和的外交思想。此外,同苏联的军备竞争、庞大的对外军事援助计划、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以及朝鲜战争,都刺激了美国的军火工业。国内形成的强大军工利益集团,反过来又推动美国采取遏制苏联的强硬行动,造成了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

  

  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基本上依照战时罗斯福政府战时构想的世界蓝图所展开。首先,美国倡导按照“大国一致”的原则创立联合国,在新建的联合国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联合国是确立战后美国政治霸权地位的组织保证。其次,在罗斯福政府策划下,各大国早在1944年7月便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则是美国战后扩大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重要工具。加上1947年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其他一系列金融和贸易体制,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在超强的物质基础上,又有了坚实的组织和机制保证。

  

  美苏冷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都是当时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欧洲。苏联在联合国频频使用否决权,在东欧封闭了西方干涉渗透的大门,使杜鲁门政府确信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是苏联及其支持的“共产主义扩张”,从而提出了将“共产主义威胁”同美国的国家安全挂起钩来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和冷战时代的开始。为了实施“杜鲁门主义,”美国提出了大规模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4月,美、英、法、加等西方12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美国在政治(杜鲁门主义)、经济(马歇尔计划)、军事(北约)上形成了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对苏联的全面遏制。

  

  亚洲是美苏冷战的另一个战场。美国出于反共反苏的动机,对中国内战进行干涉,但其后果适得其反。新中国的成立,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政府以为这场战争是苏联向美国发动全面进攻前对美国决心和意图的试探,于是迅速派军队直接介入。美苏之间的冷战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热战”。朝鲜刚刚停战,美国又大力插手东南亚事务,在越南南方扶植了亲美政权,于1954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还同台湾蒋介石政权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最终在亚太地区完成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体系。

  

  再看苏联方面。苏联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围攻之中实现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不久,便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消灭了国内资本主义,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造,将所有私人经营形式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卫国战争前的高速工业化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加强了苏联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信心。战后初期,苏联确立了重视国防工业和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轻视了社会的消费需求。斯大林坚持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阶段的战略判断,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水火不相容,只能有两个平行而且相对立的市场,因此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苏联的政治、文化、外交传统中,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批判过的沙皇俄国专制思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理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和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扩张和对武力的崇拜,都有沙俄扩张传统的影子。同美国的“天命观”类似的是,苏联也有一种文明优越感和“救世主”心态。苏联最初的成功崛起,更加增强了这种优越感,使它坚信其他国家也应当按照俄国革命和苏联的模式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苏联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自然是美国。

  

  按照“两个平行而对立的市场”的思路,斯大林认定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建立欧洲反苏集团。为了限制东欧国家同西方的经济往来,苏联在1949年成立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从此,相互隔离、制度对立的东西方两大经济集团正式形成。

  

  1947年9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国、意大利等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协调各党活动的情报局。在情报局成立的会议上,苏共代表日丹诺夫宣称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1955年5月,当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约后,苏联和东欧7国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由此在欧洲出现了同北约相对抗的军事集团。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两极格局,从此固定下来了。

  

  同美苏两个崛起的超强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大国的衰落。英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财力耗尽,昔日帝国风光不再,无力在欧洲扮演“平衡者”角色。曾被德国占领的法国,经济濒临危机,恢复殖民大国地位力不从心。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更是百废待兴。国际体系以欧洲为中心、世界事务由欧洲大国支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日本处于美国单独的军事占领之下,经济萧条,物资匮乏,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刚刚兴起,尚未形成“第三世界”。

  回顾两大阵营和冷战格局定型的历史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殊历史环境,给美苏各自的扩张和相互竞争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战后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在国力和国际影响上望美苏之项背。当时的美苏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可以说是互为“天敌”,而两国之间又缺乏经济联系和充分的信息沟通与相互了解。美苏两国同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两大意识形态严重对立,造就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美苏形成对抗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国家都对冷战负有责任。

  

  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不能重现、不可再造,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否认的是,尽管美国没有冷战初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那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超级大国,而且有巩固其霸权地位的决心。问题在于美国从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将任何一个大国确定为对它的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或者愿意担当当年苏联那样一种角色。

  

  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眼中的主要安全威胁,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有时说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朝鲜等所谓“无赖国家”或“问题国家”,有时说来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有时说来自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心目中的主要威胁,明确地定位于伊斯兰激进势力,尽管出于政治考虑它不愿意说出“伊斯兰”这个概念。2002年9月布什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最严重的危险”来自“激进主义和技术的结合”。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形势,证明了美国同中东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麻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可能越来越多,而西方国家内部的裂痕也呈扩大趋势。

  

  将今日的中国同当年的苏联相对照,可以肯定出现中美争霸局面的可能性很小。在主观上,中国没有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愿望。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决不当头”。在客观上,中国也不具备在东亚地区(更不用说在全球)称霸的力量、条件和环境。中国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战略威胁,美国也没有像对待当年的苏联那样,视中国为它的主要战略威胁。即使美国企图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也不可能成功构筑一个反华国际联盟。

  

  二、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如果我们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发现了的历史规律和客观趋势,那么这一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时期就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条件。总的来看,苏美争霸是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的,却未能阻挡大多数国家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

  

  在战后初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摆脱殖民统治的桎梏,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于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和机制,推行马歇尔计划,其初衷固然是巩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建立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但在客观上部分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4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经历了一些经济危机,但它们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启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由此而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大拓展,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相形见绌,以至最终瓦解。

  

  美国出于同苏联争夺的战略需要和自身的经济利益,支持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扶植日本的经济复苏,反过头来却让西德和日本后来居上,经济发展速度在冷战时期逐步超过了美国。西欧六国在50年代就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后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加速和扩大。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55年的36.3%,下降到1970年的24.5%和1987年的21.1%。 冷战结束时,美日欧在发达国家经济中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受到削弱。这是美国始料所不及的(然而冷战后美国在经济上重整旗鼓,现在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例,又上升到31%左右)。

  

  美国一方面促进西方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却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战略遏制,阻挠这些国家同外部世界建立经济联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经常对第三世界中有“亲共倾向”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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