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要等到明年3月份“两会”李克强才履新国务院总理，但他现在已经开始向外界传达希望推进改革的信号。上周三，在全国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称，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这一信号随即获得了外部众多积极评价。

问题是如何改。回顾过去30多年的改革，学界普遍认为是增量改革为中国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推动力。

所谓增量改革，指改革初期，中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采取一些修补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运转，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经济方面，寻找新的生长点。

对此经济学界也承认，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

按照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的理解，改革初期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线的增量改革，表面上看为决策层的无奈之举，实则有更深远的考虑。因为改革之初，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国企改革陷入困境，邓小平“不得不把改革的重点从城市的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伴随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领域的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

吴敬琏认为，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

但现实表明，增量改革必须依托存量改革，尤其增量改革到一定地步，如果存量改革跟不上，必然导致政府权力过多干涉市场，而国有企业也不能从竞争性产业退出，使得“体制外”力量与旧经济体制摩擦加剧，并最终导致增量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

所谓存量改革，是指通过对旧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政策着力点是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市场环境等。

理想的改革应该是全面推进的。1990年代中期，中国处于全面推进改革的最好时期，胡耀邦以及赵紫阳等改革派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开始尝试进行全面改革。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明确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党政分开”、“下放权力”、“以党内民主逐渐推进人民民主”。

但后来这些改革并未推进下去，尤其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整体推进改革的步伐在随后几年几近停滞。 虽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再次掀起了改革热潮，并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框架，但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仍然干涉过多，国企仍然控制着优质市场资源，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体制也并未建立起来。

在胡温执政的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益达到了顶峰。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速增长最快的十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发展经济并不等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比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行政放权、完善法治化的市场，本质上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

因此，过去十年，高层虽然一直在大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但始终未积极地推动存量改革。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不良后果，诸如行政权力在市场资源配置中更加处于主导地位、国企垄断加剧、民营经济生存艰难、官场更加腐败、更加的社会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便认为中国正掉进“转型陷阱”的危险。今年年初，他撰文称，所谓“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来平息矛盾和拒绝改革、绑架改革。

由于中国改革并未完成存量改革，这导致并未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分出一条清晰的边界线，相反更加模糊 。

在此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而围绕政府改革以及国企改革为核心的存量改革变得异常困难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危险。这也是孙立平教授提出“转型陷阱”的最大原因。

在中国，今天很多人仍对政府权力和国企辩护，并对现有体制充满盲目的自信，敌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建议。今年2月，世界银行和中国最大的官方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2030》报告。由于报告提出政府从许多经济部门中退出，不再直接经济干预、更好发挥私人部门作用等几点市场化建议，遭到了一些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激烈的反对，并被“阴谋论”为“用心险恶”。

显然，这些反对者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结果都会造成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核心的政府改革与国企改革难以推进下去。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把存量改革置于最优先地位，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与国企改革，否则，中国难以走出“转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