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官员与血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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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  

本文2010年初稿 2012年11月20日重修

早在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教授报导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孙永德主任医师发现血库的血被艾滋病病毒污 染,他大力呼吁,由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领导,无结果;1995年河南省周口市王淑平医生发现供血人员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她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结果被免除公职。负责国计民生的父母官们都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控制艾滋病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一. 大搞卖血致富 不管人民死活

90 年代「单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二百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这种情况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与蔓延的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长达十多年的艾滋病,又是不治之症,死者多是青壮年人。2004年,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是年10月就有12人因艾滋病死亡,最多时10天死了8人。同一年,后扬村有34人死于艾滋病。有8户人家祖孙三代全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的人家死绝了,有的人家剩下孤老和孤儿相依为命,形成了可怕的艾滋村。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他们不惜一切手段,用假药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真实情况,真是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将艾滋病疫情列入「保密」范畴,禁止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同时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瞭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揭露艾滋疫情的人们。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有很多艾滋病受害者,怕歧视,不敢暴露身份。他们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已成为鲜为人知的艾滋病的传染源。另外还有很多不被自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996 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地意识到因库血感染而患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不会只有这一个。这位病人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于是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从此我对以往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又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径与国外不同,病毒类型也不同,性传播机率低。其主要传染途径来源于「血浆经济」,而肇事的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与同伙的乌纱帽,不管人民的死活。见 "妙语"十则:

1. 某省农村艾滋病病人问主管卫生工作的张副县长:"俺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张副县长回答说:"人总是要死的,早死晚死不一样吗?死几个人算啥!"

(2001年春,程彦军)

2. 我原工作单位的医院杨院长说:"厅里(指卫生厅)还未发现一例艾滋病病人,再有记者来采访时你就说河南没有艾滋病病人"。

(2001年12月1日,国际艾滋日)

3. 河南艾滋病问题,只要封住高耀洁的嘴,打走桂希恩,河南艾滋病就解决了。

(2002年,河南省一次会议认为)

4."管艾滋病孤儿干啥?他们父母造孽(指染艾滋病)死了,该他们受罪"。

(2002年,某处级女干部 )

5."抓住高耀洁进艾滋村悬赏500元,其它陌生人奖50元"。

(2003年河南全省各地都执行这一指令)

6.我们河南艾滋病问题,关你们湖北什么事?发动村干部打走桂希恩。

(2003年,"论桂希恩教授下文楼村")

7.某县官员说:"张大夫,没关系,过两年这些艾滋病病人死完了就没事啦。"

(2003年,张可有感,某官员同感)

8. "建议把艾滋病病人关起来,杀死,烧掉。"

(2004年"国际艾滋日"北京名校的硕士生说。一位听到这话的女生反应强烈,她父母卖血供她上学,最后死于艾滋病。这位女生当场与那位硕士生争吵。此事传得沸沸扬扬。)

9."不卖淫,不嫖娼,不吸毒,不会得艾滋病。"

(2005年,防艾知识调查发现40% 的人如此说。)

10.河南艾滋病不是血传播,是共享针头传播的。

(2008年,十七大北京会议,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河南"美女"高官所说)

以上十条"妙语"多数出自官员之口,言为心声,可见他们对这场人命关天的灾难持何种态度。他们对平民百姓的性命熟视无睹,只有权利至上,其龌龊可耻的灵魂昭然若揭。

二.我的防艾救孤工作多年遭受打压

自1996年秋,我开始编写并自费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5万多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十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二百多万册。这些费用包括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我的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也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当局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和电脑。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宣传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让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自称"国宝"的退休工人,号称自制中药酒专治艾滋病的骗子,要与我合作,我不答应。他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并再次禁止我出国领奖。

2007 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动用50多名警察,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到美国领奖时,获得希拉里单独接见(图一)。我启程之前,当局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还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其中有国会议员)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于是,我又回到郑州的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多次送我食品,还送常用物品和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来访者经常受阻,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计算机和信件。

2007年4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星"。这一消息被河南当局封闭了,至2009年春我还没有收到任何证明。出国后2011年,拿到小行星奖牌。

2007年秋季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就行了,稿费是你的。」

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本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我替他们说假话,吹嘘来欺骗他人。由此可见,众所周知的"徐光吹"果真名不虚传。

2009 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北京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家保安局便衣警察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没有找到我,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近年来,艾滋疫情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输血感染艾滋病者日渐增多。虽然官方宣传强调以同性恋,吸毒传播为主要渠道,但我目睹儿童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者达几十人,成人因疾病、外伤和手术输血感染者更多。这些感染者中,年龄最小的周枫林只有10个月,于2006年6月死亡,当时才19个月(图三)。最大年龄的农民赵承月,74岁,2006年2月因"胃出血"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难道说这些人也是因吸毒和同性恋传播的艾滋病吗?

结合本人的调查,艾滋疫情严峻,艾滋病受害者上访省、市、北京的事件多不胜举。还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向我诉苦求助,仅2008年元月就达58人。这时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依然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 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才能保住乌纱帽。为此他们用了五种 "妙法":

1.金钱收买,请吃请喝,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 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公款旅游,这种活动最多。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吓、监控、软禁,甚至造谣诽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他们说,艾滋病防治得力,现在,有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而那些领导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目的。他们互相吹捧,互利互惠,大官高升,其乐融融。只要没有人敢说真相,互掩互盖,外界便无人知晓他们黑暗的内幕,更无法知晓艾滋病的真实情况。

在河南和外省各地,我可以举出大量例子来说明许多人被五个"妙法"击倒了。我不想伤害他们,他们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这种现实。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造成大量艾滋病感染和死亡的「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去尽力捂盖子,中国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这场艾滋病灾难死去多少人?只有天晓得!说白了,官员造成了血祸,血祸造成了艾滋病泛滥。

三.为了揭露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走出国门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4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误了法国方面的谈话时间,至今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年5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我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6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免遭更多麻烦。同时可以把我手中这些书稿修正完毕,发给出版社。我曾经多次想,如果我遭遇不测,这些书失去了历史价值,我就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多年!在坎坷的道路上,在艾滋疫区,不知见过多少艾滋病带毒者的磨难与贫困,病人的痛苦与呻吟,临死前的眷恋与泪水,家属们的悲哀,孤儿们的怨恨,还有被艾滋病魔夺走了全户生命的人家,只留下空荡荡的卖血钱盖的青砖瓦房。在野地里增加的新坟,村子已被坟墓包围。2002年,政府号召开始平坟。近来,河南发起了平坟运动。2012年艾滋重病疫区河南周口地区3个月内铲平230多万座坟墓,这是对掩盖艾滋病疫情又一新招。更让人痛心的是艾滋病患者在歧视和冷漠中过着非人的生活。近几年来更出现了许多患有艾滋病的弃儿,请看被台湾关爱之家收养的弃儿们。当今世风每况日下,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已见怪不怪。

岁月不饶人,既老且病使我力不从心。自2006年4月老伴去世,再没有一个家人帮助我的工作,子女们总怕招惹是非,更怕惹怒了贪官们的私欲。还有人看到我那几万元奖金而眼红,骗子们更是不停地骚扰我。我孤苦伶仃,度日如年,若不是这些书需要留在人间,我早该安息了!死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是我真 实的想法。我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这是被社会逼出来的。我不是艾滋病病人,也不是家属,只是凭我这颗普世良心,替这个艾滋弱势群体说些真话,做些实事,苍天无眼,逼得我走到如此地步。

举个例子来说吧,官方悬赏五百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它人赏五十元),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14日,我和复旦大学高燕宁教授,香港杜聪先生(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旁系后裔)在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当地警员抓住。我去艾滋病病人家中送东西,村干部站在屋顶上监视着。若把东西给这些村干部,病人就一点也得不到了。我往贫困疫区寄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计算机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我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我的工作被迫无法进展,只好闭门静心总结这十多年来的艾滋疫情见闻。

2009年6 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使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让后人评说,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此时我已不知哭了多少回,有时我流的泪把枕头湿透。当时本人已八十三岁了,在世年日为时不多。为了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告知世人,我离开自己的国家,飞越重洋,冒险远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除权贵阶层人员之外,还有很多人关心我,拥护我,支持我。我到美国三年多了,很多人从国内来看望我,还有华人华侨,美国白人黑人,我昔日的学生,纽约各大学来的人更多,很多每周都来帮助我工作,抗艾工作者经常来信。既有美国的基层人员,也有美国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国务卿希拉里女士,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等,他们都很关心我的生活与健康。我三年来又出版了五本有关艾滋病的书,有的书在香港获奖,并译成英文出版。我虽然身居异乡,精神并不孤单。我住在纽约快三年了,生活很快乐充实。本人86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希望尽量搞艾滋病有关资料,不想再与其他事务联系,不愿再添加任何麻烦,故婉言谢绝与外界的各种不必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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