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钱天鹤 哦,你是我父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2 次 更新时间:2012-11-20 21:24:23

进入专题: 钱天鹤  

钱理群 (进入专栏)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惟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 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

  

  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惟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事略

  

  钱天鹤(1893—1972年),字安涛,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创始人。191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3—1918年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并获农学硕士学位。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25—1927年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7—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社会教育组(司)第一股(科)股(科)长,1929—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顾问。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农业行政工作,先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对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有重要贡献。台湾光复后,置身台湾,参与农业政策和实施纲要的制定,对恢复和发展台湾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投身金门、马祖两岛的农业建设,成绩卓著,甚受两岛人民的爱戴。《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钱天鹤》作者评价:钱天鹤一生清廉,对人仁厚友善,肝胆相照,对于后进和部属,常予扶助提携,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精明干练,思考周详,审慎从事,用人唯才,实事求是。其品德行为,令人敬佩。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时设天文、气象、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历史语言等8个研究所。1929年1月,蔡元培院长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颜复礼、李济、过探先、钱天鹤7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立于南京成贤街46号。当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筹备委员中有出国者,有病故者,当年7月,由院长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及钱天鹤6人为筹备委员,仍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过程中,通过职员名单、筹拟计划,装置标本,修建房屋,布置园场等项工作相继完成。至1930年1月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院长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为顾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本馆以主任综理全馆事务。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全馆之事,则由馆主任钱天鹤综理一切。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本馆组织,可分三项述之:(甲)研究:动物组、植物组;(乙)事务:主任钱天鹤;(丙)顾问: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所载组织如二十年度。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仍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甲)研究:动物组主任伍献文,植物组主任邓叔群;(乙)事务:主任徐韦曼;(丙)顾问:钱天鹤、秉志、钱崇澍、王家楫。并列出一表,伍献文、邓叔群、徐韦曼三位主任与四位顾问列在同一层次。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总报告·动植物研究所报告》载:“本所原名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自本年度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本院组织法中所规定之名称起见,乃改为动植物研究所,仍暂分动物植物两组,王家楫任所长,七月到所视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徐韦曼相继辞职。顾问七人:钱天鹤、徐韦曼、秉志、钱崇澍、胡先骕、李四光、李济。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动植物研究所报告》载:通信研究员四人:秉志、钱崇澍、钱天鹤、胡先骕。

  

  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作如下分析:

  

  1929年1月-1930年1月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时期。钱天鹤既有学者之望、又负官员之责,故受蔡元培院长之聘,以常务委员负责筹备工作。

  

  1930年1月-1934年7月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发展时期。初期百事待举,钱天鹤以主任综理全馆之事。

  

  中期全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并重,加之钱天鹤兼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1930-1931)、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31年),钱天鹤主任之责稍减。

  

  后期钱天鹤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1933-1937年),故辞去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一职,改任顾问。此时期研究工作逐渐加强,动物组主任伍献文,植物组主任邓叔群与负责事务之主任徐韦曼并列。

  

  1934年7月起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动植物研究所。钱天鹤任通信研究员,类似于今日之客座研究员或名誉教授,又恢复了他原本的学者身份。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钱天鹤长期兼任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2005年10月一稿,2008年9月补充。)

  

  参考文献:

  

  1、《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

  

  2、沈志牛,《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卷1·钱天鹤》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钱天鹤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284.html

1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