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

——莫言《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4 次 更新时间:2012-11-20 20: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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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活泼的夜晚,因为在这个夜晚里,探险与发现手拉手,学习与工作肩并肩,恋爱与革命相结合,天上的星光与地下的灯光遥相呼应,照亮了一切黑暗的角落。”11

  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二元表达:“探险与发现”、“学习与工作”、“恋爱与革命”,通过对革命与社会主义传统的道德编码,构成了对“利比多”具有讽刺性的辩护,同时也为这些“官方意识形态”空壳那种苍白的唯名论式的能指,找到了一种悖谬的“利比多价值”(以此加以平衡),这些官方意识形态空壳的诸种“能指”在这儿,更像是在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奇异风景中对过去生活的一种闪回。尽管丁钩儿将诱惑的“塞壬之歌”理解成一种凶兆,一种坏运气的标志,但他再也没有能量或决心鼓起某种“史诗般”的意志,即奥德赛将自己绑在桅杆上以抵御诱惑的意志。相反,丁钩儿所经历的,是在后社会主义语境的海洋中无舵的漂流,它呈现出一种充满震惊而又饱含情欲的自我探险与自我实现——通过诱惑与勾引而达成。丁钩儿的快乐与满足,总是被厌倦、自我怀疑与“忧郁”不合时宜却相当有节奏地扰乱。女司机不是象征远离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而是通向下一个虚无主义幻象的虚无主义幻象。在热情地拥吻女司机之后,丁钩儿和她一起爬上驾驶楼,像一匹找寻猎物的狼。但当他看到“前方酒国市区辉煌的灯火”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孤孤单单,好像一只失群的羔羊”。12

  经过一系列迂回与转折,丁钩儿最终承认,事情发展得比他最初想的还坏:“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已经爱上了这个魔鬼一样的女人,好像一根线上拴两个蚂蚱一样。”13当这样一种致命的结合已经建立起来,并且丁钩儿也认识到了这种状况,这一不合法关系的中心,就从意识坍塌到无意识,从理性坍塌到非理性,坍塌到一种无意识与非理性的“心灵之眼”——作为“再现”的寓言化“真理性”(truthful)视点。这样,小说中的形象在虚构的维度上越奇异、扭曲、不可信、超现实,在“社会—寓言”的维度上就越客观、明晰、可信、真实。从这个瞬间起,女司机不再是性的陷阱了,反而转变为一个导游和旅行同伴,伴随着丁钩儿开始经历“酒国”那种卡夫卡式的都市迷宫。

  这种受到压抑的“思乡病”似乎成了丁钩儿“感伤情绪”的内容,这可以从这样一个情节中看出:当他在那个异化与自我异化了的、深不可测的酒国中越陷越深时,他的眼前突然跳出了自己儿子的形象。在这个不可返回的放逐与自我放逐的过程中,甚至最熟悉的人和事都变得陌生了。那些在过去某个时期与社会主义生产、技术、国家机构、单位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种名称——解放牌卡车、胜利大道(Victory Avenue)、英雄金笔(Hero 800 gold fountain pen)……还包括一整套、几乎无所遗漏的各种官僚部门列举:技术科、生产科、统计科、财会科、档案室、资料室、实验室、录像室14,这是丁钩儿在“特种粮食栽培研究中心”那儿看到的——丁钩儿与女司机到达酒国,一时无路可走,一头撞进了这个“特种粮食栽培研究中心”。必须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列举中有一种对社会主义时期“单位”的怀旧。这样一种怀旧其实很难和熟悉的事物以及正在展开的事物区分开,后者现在仍然引起我们的排斥,让我们心生厌恶。另一幅更为生动的图画,可以在接下来对于通向酒国郊外罗山煤矿的道路之描绘中看到:

  通往矿区的道路肮脏狭窄,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肠子。卡车、拖拉机、马车、牛车……形形色色的车辆,像一长串咬着尾巴的怪兽。有的车熄了火,有的没熄火。拖拉机头上竖起的铁皮烟筒里和汽车藏在屁股下边的铁皮烟筒里,喷吐着一圈圈浅蓝色的烟雾。燃烧未尽的汽油、柴油味儿,与拉车的牲畜口腔里散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汇成一股屁屎狼烟般的潮流,满散流淌。为了向矿区前进,他有时不得不紧贴着车皮,有时必须用肩背蹭着矮树干上的疤节。驾驶棚里的司机和靠在车辕杆上的车夫几乎都在喝酒,可见那条不准酒后驾车的规定在这里已经不起作用,不知往前挤了多久,猛一抬头他便看到了矗立在矿区中央的卷扬机高大铁架子的三分之二。15

  事实上,这里所呈现的一系列隐藏的符码(管理单位、级别、分区、交通工具、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方式),也可以从小说的第一句话中找到:“省人民检察院的特技侦察员丁钩儿搭乘一辆拉煤的解放牌卡车到市郊的罗山煤矿进行一项特别调查。”16

  “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察员”、“解放牌卡车”这样的名称,在一种奇异的、陌生化的层面,同时代表怀旧与遗忘。它们总是突然出现于无名地带,或完全脱离了语境。对于这些“专有名称”的列举,围绕并标明了某个“社会主义过去”被孤立了的、“石化了”的空间,它就如同商品与欲望荒野中的废墟。在丁钩儿追逐快乐幻象的过程中,他注定会不期然地撞见这一空间。从这一点看来,丁钩儿生存意义上的“坏心情”与情欲意义上的“好心情”之间所缺失的联系或中介,恰好可以坐落于这一由熟悉变为不熟悉,由不熟悉又变为熟悉的空间旅程之中,而这一中间地带恰好就是城郊地区,在那儿,旧式中国的乡村的消失,与1990年代中国未定型的、也并不令人愉快的都市兴起相遇了:

  丁钩儿有些恋恋不舍地看她一眼,提着桶,拨开路边柔软的灌木,越过干涸的平浅路沟,站在收割后的农田里。这已经不是他熟悉的那种一望无际的农田了——那样的农田也就是广袤的原野——由于逼近市郊,城市的胳膊或者手指已经伸到这里,这里一栋孤独的小楼,那里一根冒烟的烟囱,把农田分割得七零八碎。丁钩儿站在那里,心里不免有些忧伤。后来他抬头看到层层叠叠压在西边地平线上那些血红的晚霞,便排除掉忧伤情绪,朝着那一片距己最近的、奇形怪状的建筑物大步奔去。17

  那些被“城市的胳膊或者手指”探入的农田铺展在那里,如同一个连接着过去与将来的时间通道。它也是一个迷宫,一个茫然的特级侦察员在这儿与自己已经失落了的归属感,一种寻找家园而不得的深刻悲哀相遇了。如同那些“专有名称”,它们更像一个从早已逝去的时代返回来探询此刻这个活生生世界的鬼魂或幽灵。但它们并非要在“存在的世界”中找回自己的权利,而是彻底地混入了“酒国”这个可怕的“魔鬼与怪物之域”,完全同那些构成其自然史沼泽的事物难以分辨开来了。

  这样一种被压抑的思乡病,并不能被丁钩儿在酒国迷宫中的迷失所平息,甚至也不能被女司机的陪伴和引导所治愈。更直接地说,或者从更技术的角度看来,丁钩儿从英雄堕落为罪犯,以及之后在酒国无目的、无效果的逃亡,并非由敌人所设的陷阱造成,也不是因为敌人的追赶,而是因为他杀了女司机——那个“魔鬼般的女人”,那个“蛇蝎美人”。

  

  自然史

  

  如果说在小说中,以酒为基础的“迷醉”充当了叙事的润滑剂,从而将丁钩儿推入了一个“异化”的世界,并使他获得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模糊认识,那么,这种迷醉也是一种自然史意义上的“不变”,使身处“当下”的每样事物都获得了一种平等,并将它们抛入了一个无边界的、无时间性的过去——这个“过去”也在向远古时代回溯延展。在李一斗的小说《猿酒》中,通过大段摘抄岳父的讲义,李一斗列举了“酒”在不同语言中的名字(汉语中的“醴”,古印度语中的“Bojah”,埃塞俄比亚部族语中的“Bosa”,古高卢语中的“Cer visia”,古德语中的“Pior”,斯堪的纳维亚古语中的“eolo”,盎格鲁—撒克逊古语中的“Bere”,蒙古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语言中的“Koumiss”,美索不达米亚人用的“Mazoun”,古罗马人用的“Aqua musla”,凯尔特人用的“Chouchen”),并继而下结论:“酒的自然生成与地球上出现含糖植物的时间应该基本同步,所以我们说,在没有人类之前,地球上就已经酒香四溢。”18这样一种自然史取景,很快超越了单纯的想象视角,将自身展开为一种寓言性的相互关系,正是这“寓言性”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酒国》的叙事本质。在《猿酒》中,人类与动物、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借”、“交换”、“挪用”,都演变为一种讽刺性的欢闹:

  更加令人兴奋的是,我岳父袁教授只身上了白猿岭,蓬头垢面,鹤发童颜,与猿猴交友,向野兽学习,汲取了猴子的智慧,继承了祖宗的传统,借鉴了外来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猴为人用,终于试验成功了独步世界,一滴倾城的猿酒!19

  如果在这篇李一斗“严酷的魔鬼新现实主义”(severe-demonic-neorealist)小说中,袁教授去原始地带是为了发现传说中“猿酒”的配方,那么在酒国中,在莫言的“全然虚构”里面,丁钩儿也被相同的困扰所驱使,被驱入一种自然史的场景,去找回寓言的财富。在这里,超越理性抵抗的引诱装置显然是:性——不是作为目的,而是触发了某种略带抽象的追求,触发了“焦虑”、“心不在焉”、“空无”、“无目的”状态。一路上隔着超然、失落、厌倦与忧郁,通过这条酒国之路,展开了一片陌生又熟悉的风景:“路两边是几株遍体畸瘤的矮树和生满野草杂花的路沟,树叶和草茎上,都沾着黑色的粉末。路沟两边,是深秋的枯燥的田野,黄色和灰色的庄稼秸秆在似有似无的秋风中肃立着,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时间已是半上午。高大的矸石山耸立在矿区中,山上冒着焦黄的烟雾。”20

  正是在这阴沉的背景下,丁钩儿遭遇到了城市(酒国市)。那场怪异的偷情(“偷情”搞得这次调查心乱如麻),将他最终从酒国外围带到了酒国都城的消费、颓废、阴谋、神秘的中心:“驴街上空空荡荡,坑洼里的积水像毛玻璃一样,闪烁着模模糊糊的光芒。来到酒国不知多少日子之后,他一直在城市的外围转圈子,城市神秘,夜晚的城市更神秘,他终于在夜晚踏入了神秘的城市。这条古老的驴街令他联想到女司机的双腿之间的神圣管道。”21

  “狭窄的驴街阴森恐怖,是犯罪分子的巢穴。”22只要注意到驴街是酒国消费与娱乐的中心,就不难看到,这个“黑暗之心”不过是“商品”的神秘权力和“灵魂”。马克思所谓的早期欧洲的商品拜物教所提供的“神学外衣”,在此种奇幻、古怪、诡异的语境之中,在前资本主义或后社会主义语境的腐败、放任的权力关系之中,找到了自身的替代品,或者说寓言性的变异。驴街的鹅卵石带给丁钩儿的神秘感,恐怕正像19世纪的巴黎街道上,石头被搬动起来搭建街垒时带给那些资产阶级观察者的感觉一样。对后者而言,正如本雅明所尖锐地指出的,他们看不见的东西,正是无产阶级反叛者搬动石头的手。对于前一个例子来说,最终是初生的商品经济,所有社会、政治、性的能量及其所动员的活动赋予了石头某种神秘。在这里,驴街上的鹅卵石充当了一个被动的、古代的、没有时间性的见证,一个寓言的视角,甚至一种审美形式,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来把握历史本质全然的“无形式”(formlessness)。

  当丁钩儿在驴街滑溜溜的鹅卵石道路上摔倒后,他不得不靠在女司机的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女司机,看上去竟像一个“战地护士”。更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女性身体此时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社会—寓言”层面的对应物(反之亦然),向这一身体—政治层面的历险,也早已透过丁钩儿感伤的眼睛揭开了面纱。但丁钩儿看到的是却这样一幅毫无感伤可言的“形而上”画面:酒国在自然史意义上的存在,投射在了失败、衰落、忧郁的光影中:

  他们搂搂抱抱地走到驴街上时,天色已经很暗,凭着生物的特有感觉,侦察员知道太阳已经落山,不,正在落山。他努力想像着日暮黄昏的瑰丽景象:一轮巨大的红太阳无可奈何地往地上坠落,放射出万道光芒,房屋上、树木上、行人的脸上、驴街光滑的青石上,都表现出一种英雄末路、英勇悲壮的色彩。楚霸王项羽拄着长枪,牵着骏马,站在乌江上发呆,江水滔滔,不舍昼夜。但现在驴街上没有太阳。侦察员沉浸在蒙蒙细雨中,沉浸在惆怅、忧伤的情绪里。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的酒国之行无聊透顶,荒唐至极,滑稽可笑。驴街旁边的污水沟里,狼藉着一棵腐烂的大白菜,半截蒜瓣子,一根光秃秃的驴尾巴,它们静静地挤在一起,在昏暗的街灯照耀下发着青色、褐色和灰蓝色的光芒。侦察员悲痛地想到,这三件死气沉沉的静物,应该变成某一个衰败王朝国旗的徽记,或者干脆刻到自己的墓碑上。23

  当丁钩儿凝视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时,太阳正缓缓落下。他的凝视将这片陌生的土地消解为某个纯粹的自然,即某种被“去历史化”了的风景:它是外在的、无时间性的,但仍将他包裹在一个庞大的、细致筹划的阴谋之中,这样,这一风景就呈现为某个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中的“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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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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