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脸面运作与权力中心意识——官本位社会的心理机制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3 次 更新时间:2012-11-20 20: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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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摘要 脸面观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隐喻。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可以简化为一种围绕着权力中心的运行模式,它建立在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强大的官僚体制的基础上。同时,权力中心是多元化的,这勾起每个中国人的权力欲望,造成了一种争权夺利的大众心态,“争权夺利”与“权力无边”遂成为官本位的两个核心问题。普通个体同“官”正位博弈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只能采取调动社会网络资源、借助大众传媒、集体上访等非正常策略。

  关键词 心理机制 官本位 脸面 权力中心

  

  中国人的脸面观

  

  脸面观是海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基本认定,①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深刻,就越可以体会到,官本位在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性的、历史性的抑或文化性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心理机制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脸面观呢?由于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观点。依照笔者的看法,脸面观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隐喻。在中国,“脸”的基本含义可以表述为一个单位行动者(包括个人、群体、组织、社区、机构等)根据(为迎合)其所处的社会圈所认同的行为标准,比如道德规范、礼义廉耻、社会风尚、地方习俗乃至群体内部的规则等,而表现出来的自身形象。而当这一自身形象展现后,自然会受到来自该单位行动者所处社会圈的各种反应,诸如议论和评估。所谓“面子”就是该单位行动者根据他人的正反面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其中正面的自我认定叫“有面子”,也就是由此表现获得了良好的名声、声誉、社会赞许或感到光彩;负面的自我认定叫“没面子”,也相当于名誉扫地、斯文扫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之类。因此从理论讲,一单位行动者的“面子”有无或大小,是根据其“脸”的展示情况而定的。一个人要想获得良好的社会赞誉,首先他得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可以说,儒家所谓的“君子人格”以及对“修身”的反复强调,如今中央多次要求共产党员及各级政府要加强自身道德建设或者要进行廉政、守法教育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官员的以身作则,即形象的塑造来赢得民众的好评。

  但这一理想型的脸面观在现实运行中会遭遇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由于受官本位制度与心理的影响,中国人的脸面观很容易走入一种更为势利的心理机制中去。我们先来设想一下,一个社会要想实现从一单位行动者的自身表现出发来得到他人可能出现的正反议论,首先要假设这个社会是一个畅所欲言或者民意畅通的社会。如果人们有不同意见可以表达,或者不必顾虑得罪什么人,那么该社会就无所谓什么面子问题了。可是,中国社会首先假定的大原则是“和为贵”。这点根植于儒家的传统理念,也是家国结构的实际需要。由此美国社会学家韩格理(Gary G. Hamilton)的观点颇值得重视,他说,中国的政治组织应与西方上下层级的关系有所不同,在人们思索时,应使其顺应中国人对权力与服从的见解,对中国人而言,“和谐”与“秩序”是其首要的原则。用更具体的词汇来说明,中国对支配所抱持的现象学式之标准乃是基于“孝”的观念……他假定中国人关于权力的概念化建构,并非基于握有权力的人的绝对意志,而这在西方乃是国家权力之基础所在。相对而言,中国人的权力观乃植根于为达成秩序而在和谐中运作的角色项,以及由“礼”所界定的角色关系。韩格理称此种政治组织为“身份层级”(satus hierarchy),此组织是由具有层级化排列的角色组合所构成,这些角色组合大体而言是自我维持的,并没有与明显的命令结构有所挂连。②为此他做出了下面一幅图,表明了不同层级中的中国人都有自我维持的角色系统,在不同的层级中,各自的维持方式都是不同的,但总的目标又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和谐”与“秩序”。

  从这幅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有不同的场域,其中心是多元的,有的处于家庭之中,有的处于官场当中。但如果这样的中心多元化现象放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造成一个人即使处于官员结构的中心,也未必肯定自己是家庭结构的中心。这点将构成中心自身的复杂性,这将在下面予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和”(至少是面子上的)是中国人社会互动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一旦运行起来,则意味着人们在处世时总是避免得罪他人,或者伤及他人的面子。顺应着这种心理惯性,有面子和没面子问题开始变得尤为敏感,面子敏感度的提升与脸的敏感度的下降,导致单位行动者开始对脸面的理想模式发生了逆转,即不怎么在乎自身形象,而特别关注他人给不给面子。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一单位行动自身形象建立得如何,都期待获得他人的正面评价而使自己感受到有面子。④

  

  当然,在一般性的社会交往模式中,面子通常是要互相给予的,但一旦放入官本位中来考察,面子不但依然需要互相给予,而且拥有权力的一方通过自身的权威操纵,形成了一种单边力量(结构性压力),该力量总是强行要求无论自己表现如何,都要维护住自己的面子。或者说,维护住自己的面子正是权力的一种体现方式。面子一旦没有了,说明权力也就式微了。所以在中国的日常词语中,完全可以用一个人的面子大不大来表明一个人的权力或者势力乃至调动官场关系的状态,或者说面子与权威具有等价的意义。

  

  偏正结构与权力中心

  

  从上面形成的脸面运作框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构成上为了维护至少一方的面子,形成了一个与之相配合的表达性结构,笔者称之为偏正结构,或者叫权力中心意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结构和意识中,才会让脸面的运作尽可能朝着有利于给面子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可以简化为一种围绕着权力中心的运行模式,它建立于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以贯之的、强大的官僚体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该社会的层级可以简单地用“有权”或“无权”来进行划分。这样的划分可以把社会分成上下两种生活场域。底边是“民”的生活空间,上边是“官”的生活空间,而将它们两者隔开的,传统社会是文化知识及其相应的考试制度,现代社会则有一系列的考试、选举、考核、考察和任命等程序。由于社会资源的操控性所带来的等级上的优势,进入上层社会具有强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上层社会权威构成的基础,并导致了整个社会成员都向往特权的生活。

  偏正结构或权力中心,首先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的君臣结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儒家思想。由此,权力中心化、为政谋略化与学术政治化以及配套的文官系统等,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而这一逐渐发达的官本位意识在儒家所设定的五伦关系中初现端倪。在儒家讨论的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这五种关系中,家人关系是主导性关系,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由家人关系推论社会关系的倾向。其次,除了朋友一伦以外,其他的关系均显示出它们的不对等性,表达出一种结构上的尊卑、高低及遵从性。或者说,社会关系的秩序不在于需要另外设制度来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制约,而秩序就存在于这种关系本身。比较而言,假如社会互动关系是对称性的,那么如果没有双方认可的制度,则秩序是无法运行的。最后,从不对等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威凸显的必然性,因为此时用以维护秩序的不是双方的约定,或者不是什么可以制约双方的条文规章,而是权威。直接从关系中建立的秩序不需要章法约定,只需要权威本身,而这层意义上的权威又是随意、灵活且弥漫性的。权威的重要性一旦凸显,那么它就会成为官场高度关注的话题,一切细节也随之而来,比如会场座位、出行时的先后顺序、发言的安排与时间长短等一切都具有了象征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大家共同确定或认可了一个中心人物,就确保了关系上的控制力,也就维持了社会的秩序。

  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上述的儒家人伦思想又同儒家修身思想相矛盾。儒家要求做人要正直,而衡量一个人正直与否,就是看他能不能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如王充所谓“贤儒,世之方物也”(《论衡·状留篇》),可见,追求正直是显然要得罪他人的。面对这样一矛盾,儒家在这里却拐弯了。这个弯子拐得让我们看到了儒家的变通性与情境性,而非原则性。《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是孔子在自己价值体系内发生内在矛盾时所做的变通,或者说坚持原则是要看对什么人的。可见,儒家思想内部一直存在着直言和顺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的化解之法在儒家体系的内部别无他法,面对权威,只能做到“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那么还有什么可能让权威改过呢?只好等待权威者自己“吾日三省”了。由此,在一个给面子的社会,当权威者不再有批评者的时候,他的自省与自律就会变得十分重要。但如果他没有这一反省能力和倾向,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个人私欲或权力欲的膨胀。

  我们知道,设定“中心”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意识观念。可以设想,所谓确定中心的过程同时也是要求他人聚拢围绕的过程。如果没有向心倾向和修饰作用,中心地位就得不到突出,得不到强调或体现不出光彩。所谓“众星捧月”、“夫唱妇随”就是对此恰当的形象比喻。从这些含义来看,权威构成不但含有父子结构和主从结构中的服从、遵从、归顺、依附之意,而且还有抬举、美化、吹捧、颂扬的含义,而后者体现的社会学意义,正是通过面子的运作才可以反映出来。但这里需要进一步注意的问题是,后者的作用,不单是对前者作用的添加,其结果也可能造成对前者作用的部分抵消,即将原先的唯命是从转化成面子上的光环作用。

  

  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与政治正确

  

  在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中心的确定既可以是一个既定的社会事实,也可以是一个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托马斯(W.J.Thomas)所谓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⑤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做到自己在任何场合都处于中心位置,而只能根据特定的情境来对具体的权威情况进行认定。所谓“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等,就是情境定义的结果。如果皇帝不出现在此情境中,那么这个中心就不是皇帝,当然也可以说属于另一个土皇帝。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几乎可以勾起每个中国人的权力欲望,因此官本位的社会则造成了这样一种大众心态:社会上没有权力的人都想得到权力(哪怕在家庭或者学校里),有权力的人追求更大的权力,有了更大的权力还想更大。结果,“争权夺利”与“权力无边”遂成为官本位的两个核心问题。梁漱溟形象地指出:“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⑥

  权威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合法性地)可以同正确性画等号,即所谓“一言九鼎”:权威即是正确,正确即是权威。所以说肯定权威就要肯定其正确,肯定了正确也就是肯定其权威。这种肯定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处在偏位上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权威者正确,更不能试图质疑权威。当然这不是说不处于中心的人就不正确,没有机会或不可能正确,而是说他的正确性需要被中心位置上的人所赋予。总之,在这样的结构里,所谓正确性要么是不容置疑的,要么其本身就得由权威者来界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旦权威者被质疑,那将意味着丢脸,或者叫“让这张脸往哪搁”。为了保全面子,权威者有时明知自己错了,也不能承认,因为认错(包括家长对孩子)就意味着失掉了威严、威信或威望。

  从脸面观的视角来考察官本位,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权力构造并非那么具有刚性,比如父权、君权、专制主义、王权主义、集权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⑦因为面子运作其实给个体自身提供了很多施展才华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人们会以情境定义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境中寻找不同层级中的中心,或者叫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看人脸色行事等。很多时候,地方官员往往成为争夺中心的胜方。因为在中国社会,地方官员有自己的权力分配场域和区位上的优势,也有自己的非制度的运行逻辑和规则,比如一些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常用欺上瞒下、阳奉阴违、软硬兼施、攻守同谋或“压”、“拖”、“绕”、“推”、“转”等手段来让对方屈从。他们也许心里明明知道对方正确,但为了面子,是不会承认的。而其他权力中心因故进入其间来争夺地位,即意味着他们不顾大家都要恪守的最大原则——和谐和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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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0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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