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索: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6 次 更新时间:2012-11-20 19: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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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索  

  美国公共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的倾向。韦尔菲尔德在对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丑闻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6]在我国其他配套社会制度尚未达到理想标准时,这只能增加新的市场性风险。

  所谓打破传统安全垄断,并非是要把治安对外承包,也并非形成“民警阴凉坝里喝茶、协勤太阳坝里执法”的丑陋局面,而是要让公众参与到体制之中,实现自身的参政功能。而不是让公众站在社会安全体制大门外去充当“过客”与“愤青”。因此,在警务政策制定、社区警务创新上积极吸收治安积极分子,听取、采纳意见;由基层民主推选适当人员为人民警务监督员;定期或不定期的实现警民角色的互换,让双方都有一个将心比心的体验,逐渐促成改革。这样的警民联合体占据了大量的社会空间,排挤了犯罪运行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犯罪带给社会的风险。

  (2)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的完善提前结束犯罪生命

  社会变化、后工业化过渡使某些群体增加了新的需求。在国外学者看来,这种需求对于社会是一种新的风险,伴随的是人口层级混乱、传统的家庭模式解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失序。陈刚博士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控制住“非法”与“合法”工资以及失业率等变量后,地方政府无论是增加救济费支出还是社会保障支出都可以显著的降低犯罪率,总体而言,人均社会支出每增加1%大约可以使犯罪率降低0.19%。[17]这些都需要福利国家的改革来实现。北欧国家的公民享受福利的目的在于国家为其提供防范社会风险的高水平全民保护,注重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德国则是根据社会层级的不同享受不同的福利;英国则在自由主义倡导下鼓励公民积极进入市场,国家提供保障。

  我国目前竞争体制的公平内质尚还处于探索过程之中,竞争制度与诸多社会制度的准入机制挂钩。换句话说,如果在我国人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能适得其所;在市场中竞争失败的人能消除后顾之忧;底层人民能够获得国家的就业培训,失业保障,重拾自身价值认同感,那么长期困扰社会的底层性质的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将急剧下降,前赴后继参加犯罪的人群数量也就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犯罪生命。但同样的担忧也会出现,在底层犯罪消失后,白领犯罪必然将大幅增加。鉴于此,在福利保障之后,国家的监督体制也必须在评估体制发展风险后得以改革与创新。

  4.个体性风险治理:管控而非排斥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各种关于犯罪风险管理的分析工具已经开始更新换代。从最初的普通心理学人格测量工具(比如MMPI、 16PF、 SDS、 SAS等)发展到以统计数据精算为特色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评估(比如Offender Group Reconviction Score、 Offender AssessmentSystem等)。该类工具的使用精确的区分了不同程度的分类需要,改变了对犯罪人一以贯之的态度,取代的是更加理性、多样、透明的看待犯罪。

  就我国实践而言,个体性风险成员主要包括无正当职业人员、涉毒人员、具有多重身份人员、情绪紧张人员、前科人员、再犯经历人员等。但这些分类的来源并未使用具有说服力的风险工具,而仅仅是刑事司法经验的长期经验所致,很容易遭致国内外的非议。个体性风险成员的聚集则将构成犯罪风险因子群,加大风险的易变性。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因子群聚集程度越高。作为犯罪运行的主体,各种行为人具有客观存在的数量衡定性,采取驱逐异地或者停止福利都不能降低客观常数,其实质是做无用功。那么面对已被定义的“高危”人群,则只能在管控机制下逐渐的化解其所带风险。一是要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测量工具,二是在平等基础之上采取道德控制、信仰塑造、精神培育等方式逐渐消除风险。

  (三)犯罪风险关系治理

  犯罪与风险关系的宏观总结可以梳理出关系的变迁。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而引发的犯罪与被害是后续关系的始因。风险的逻辑性分配是社会阶层抵御风险实力对比的必然结果显现。风险的沟通是人们对待犯罪的合理反映。而随着社会进步,犯罪也会在风险放大中寻求自身的进步。所以应采取以下措施阻断犯罪与风险的紧密联系。

  第一,在通信无障碍的社会里要隔绝人们对犯罪可能性的感知是不太可能的。国家应该通过风险调控让犯罪人能够超越感知极限而出现感知错误,误以为风险过高而始终保持“有限理性”状态,让潜在被害人能够对于被害风险保持完全理性状态。具体的方式可以是在评估犯罪智能总体水平基础之上摸清犯罪心理动态和犯罪认知过程来进行风险的人工导向。“宽”与“严”的打击政策同时出台,“红脸”与“白脸”交相辉映让犯罪群体无以适从。也可以是对A行业加强打击,对B行业放松打击,迫使犯罪由A向B转移后再同时加强力度。

  第二,犯罪风险的分配由于国家未能及时介入而已经导致了“市场失灵”。自由走势并未延续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则而走向了对立面。对于犯罪风险的自由抵御已经在地理上划出了阶层图块。此时国家应及时化解有可能发生的对立危机,通过社区对犯罪风险的自我抵御已成为政治议程争议的重要背景。尽管不能阻止高档小区、富人区的形成,但可以在城市范围内消除城中村、“蚁巢”、流动人员聚集区,改造成与富人区具有同样空间防卫机制的公租房小区,通过环境的提升以达到人群自信心的提升,犯罪情境所能够起到的催化作用也会相应减弱。国家也要加强对普通公众的价值、身份、形象等相关包装来为其提供力争上游的广泛机会。

  第三,现有的犯罪风险沟通体制因缺乏国家的积极参与而并不完善。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公众与媒体之间的交流通常是不成功的。而政府在当小道消息、谣言被广为流传时再出面沟通则只会给伤口上撒盐。政府不应再把控制犯罪当作是神秘不可估量的事物,治理理论的提出也正是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在犯罪问题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政府应当保证的是最大多数的人能够在完整的沟通体制中受益。“多安全的社会环境才是安全的”?“谁是风险沟通的受益者”?是需要政府思考的首要问题。哪些风险是公众自愿接受的,哪些风险是公众有能力规避的,哪些风险是必须在政府参与下规避的是沟通的目的。而风险沟通的技术则是尝试构建广泛公众参与犯罪政策的长期过程。

  第四,风险的放大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放大站主要包括传媒、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的风险顺变能力。个体放大站则包括个体认知结构、过往经验等。风险放大之所以能够促使犯罪进化就在于被放大的风险也加大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量。在风险放大不可避免的条件下就只能对放大的过程进行过滤。所以传媒出版的严格审核、网络的无缝隙管控以及知识更新的主流引导就成为必然选择。

  

  师索,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

  [2]Andrew D. Newton Crime on Public Transport:‘Static’and‘Non-static’(Moving) Crime Events[J]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2004(3),p25-42

  [3][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宏观动力学—探求人类组织的理论》,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吴宗宪:《罪犯改造论—犯罪改造的犯因性差异初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2页。

  [5]Barbara adam, Ulrich beckand Joost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5,3rd,p 136-137.

  [6]我们可以用严打来说明三方实力出现短暂失衡,一方由此强化的结果。我国在1981年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犯罪高峰,发案率达到了0.9‰。在1983年严打之后,发案率显著下降。但随着严打服刑人员的逐渐重归社会,犯罪率在1991年再次达到顶峰,全年发案达到236. 5万起,发案率高达2‰。由于严打期间重典滥用,造成了轻罪重判的普遍现象,被判刑人员普遍带着自身的怨气和社会仇视感,服刑过程中交叉感染严重,导致了在出狱后报复社会,升级犯罪的现象,形成了恶性循环。

  [7][美]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上):公众、风险沟通与风险的社会放大》,童蕴芝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版,第93-110页。

  [8][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2页。

  [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10]Peter Taylor-Gooby, Jens O. Zinn. Risk in Social Scienc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87.

  [11]Kasperson et at.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Risk Analysis, 1988(2),p178-186.

  [12]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4]William L. Holahan. Getting Tough on Crime: Exercises in Unusual Indifference Curv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1998(4),p 14-21.

  [15][英]马丁·尤因斯:《解读社会控制—越轨行为、犯罪与社会秩序》,陈天本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16][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17]陈刚:《社会福利支出的犯罪效应研究》,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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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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