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索: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6 次 更新时间:2012-11-20 19: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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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索  

  7‰,暴力犯罪在美国总是由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最终聚集在穷人区,这和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金钱决定社会地位,种族歧视等等是分不开的。我国推行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来,在享受市场充分激活后的改革成果时,也因与竞争体制相配套的其他的体制不健全而必然承受竞争起点不平、竞争过程不明、竞争结果不公所带来的竞争性风险。城市农民工聚集在“城中村”、大城市毕业的大学生聚集在“蚁巢”,底层阶级正在被“风险精算”工具贴上“高危”、“高风险”标签。

  (三)风险沟通与犯罪“虚化”

  日本海啸大地震后引发核电站核泄漏后,由于政府并未及时就核辐射所带之风险以及规避与公众交流而导致了贻笑大方的“抢盐”风波。风险沟通是现代政府治理社会的必要善治手段,构筑社会信任体系不能缺少政府、公众与传媒的共同参与。但是风险沟通往往都是以最终责任的分担为结果,考验着政府合法性的犯罪问题很难让政府就此主动同公众进行交流。专家体系与平民体系之间的隔阂也很难达成真正平等的沟通。于是乎对于犯罪风险的沟通在绝大时间内就成为了公众之间或者公众与传媒之间的互动。这样不完整的风险沟通必然带来风险性弊端。

  一般来说,犯罪的风险=被害率*后果,被害率通常是实际测量而无法改变的,但后果的体验一方面由被害人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由其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处理构成。当一个被害人产生后,其风险经验就会通过归因于该犯罪事件的有形伤害与形成对该事件的解读的社会与个体的互动传送给其他潜在被害人。其他个体可能会在一个仅遭受抢劫的被害人那里交流到自己还可能被杀害或强奸的虚像,犯罪在这个意义上仿佛越来越得以恶化,每种犯罪行为都在公众的印象层面得以极端化的扩大。事实上,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呈现分散化、细小化、低伤害化的发展趋势,而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全球性大规模恐怖主义时代的来临。对人身、财产的侵害方式与受损结果总是控制在一定的框架以内。即便网络犯罪也是更多的对人们财产侵犯的方式多样化了。一种被“虚化”了的“被害意识”与“犯罪恐惧”实际上增加了不必要的焦虑,并不利于人们有效的进行被害预防。公众对虚化犯罪风险特定时期所保持较高的警惕也就决定了在其他时期被害可能性的增加。

  (四)风险放大与犯罪进化

  1988年6月,克拉克大学和决策研究院的研究者们提出一种新的框架,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理论。卡斯帕森注意到,被行业专家们评定为较小的风险事件往往引起巨大的公共反应,伴随着对经济社会的重大冲击。心理、社会、文化之间的风险互动进程将会强化公众对风险的反应,进而形成风险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所产生的次级社会效应也将增加自身的实体风险。风险的社会放大也需要通过对风险信号的过滤:信息源→信息渠道→社会放大站→个体放大站→机构与社会行为→涟漪效应。[11]因此,传统的传媒,网络上的个体传播者以及专家对于风险评估的争论都有可能造成风险放大。

  对于人们的行为而言,风险放大机制将会增大与犯罪有关的两种风险:一是犯罪人可能在该环境中得到的风险信息更多而放大了犯罪风险;二是潜在被害人在该环境中可能承受更大的风险压力而放大了被害风险。对于犯罪人来说,风险放大将直接刺激其风险感知能力,实质是能够为犯罪思维提供选择的信息增多,从而在传媒失范、网络监管不力,大量犯罪信息汇集的环境中进行犯罪知识体系的更新与犯罪能力的提升。与之相对的是,潜在被害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关注的是与自身专业相关的领域,对于正在逼近的被害风险只能被动承受。双方实力对比在不断拉大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由于风险放大导致了风险的蔓延过快,犯罪的全球化交流正在日趋成熟,犯罪风险也打破地域限制而成为全球性风险之一。

  

  五、通过风险治理的犯罪治理

  

  国家单方对突发危机风险管理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犯罪运行具有非常复杂的运行机制,涉及许多共生体的衍化与互动。风险已跨越了专业局限之间的界限而无孔不入,这只会加大运行的复杂性。那么为更好的掌控风险,只有阻断风险所能进入的领域,构筑低缝隙的社会架构。治理理念的提出则正是为弥补此单方局限性,强调的是政府与民间、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不限于政府的多主体、多中心风险管控机制。同时也应转变一种话语体系即改变传统的犯罪预控为对犯罪发生有关联的风险进行治理,由宏观虚幻的语境向务实具细的语境进化。

  (一)犯罪运行治理

  1.起点控制:要建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

  我国在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公共卫生、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已经逐渐建立起风险预警。在犯罪治理中,犯罪预防是一项长期效应过程,一旦预防措施完成,人的能动性在体系中的作用就会弱化,并不具备预警的功能。而预警则是从风险的角度将可能引发的损失与不确定性后果放在可控范围之内,人的能动性与对事物的控制力充分体现。从近来的一系列个体反社会型极端暴力犯罪来看,犯罪风险的预警要优先考察社会总体情绪的稳定程度,这需要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的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确定社会紧张情绪的等级,对于等级较高的地区要及时做好对突发事件,极端犯罪的控制工作,对于被列为危险阶层的人群要进行跟踪管理,让犯罪不能爆发。

  当然,社会思想的稳定性也至关重要。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已将阵地转移至互联网,利用网络特工在各大门户网站,权威论坛散发各种不利于政党权威、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的谣言,通过网络的风险放大功能,极大的影响青年群体的思想稳定性,为现代化进程增加了许多阻碍。为了不让青少年卷入到犯罪运行主体之中,有必要对社会整体思想稳定性,网络言论影响进行预警,发现事态有恶性扩大倾向时,应通过国家安全部门、网络管理部门及时消除负面言论,作出澄清。

  2.过程控制:通过市民社会的结构优化

  社会结构之间的失衡与冲突酝酿着巨大的体制风险,犯罪根据其特有的风险性引导路径穿行于社会结构之间。也可简单的认为,犯罪通常会聚集在社会政策漏洞较多、风险较低的领域。就风险抵御的能力来说,一个内部结构分化合理,对外一致性强的实体显然会强于内部结构单一、对外无凝聚力的实体。传统的社会结构由国家与人民的二元结构组成,但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组织将在其中发挥维系两者关系纽带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以及非政府性,在国家与人民冲突过程中成为了增加沟通渠道、发挥诉求机制的缓冲带,这将有效预防极端的个体反社会型犯罪的能量爆发和生发路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和人民将与国家形成强大的权力对立极,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就目前实践来看,民间针对反腐败的社会自治组织已经逐渐形成气候,但专门针对预防犯罪的社会组织尚未形成气候。公安机关也可考虑动员一些退休民警自愿的形成该类组织。

  市民社会同样也将以完善法律体系以外的社会自我控制的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桑本谦博士提出,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源”(即由私人监控与私人惩罚来维持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12]当人性风险在法律不被普遍信仰的环境中作为犯罪运行动力时,法律的可预期性与可操作性的震慑并不能消除人性风险。恰恰相反,国人对于道德,对于“面子”,对于他人对自身的评价所形成的特殊认知却和人性保持零距离而阻碍风险爆发。若人与人之间能够自发的形成巨大的监控网络,那么犯罪运行的社会空间与人际空间的缝隙将不再宽松。

  3.终点控制:控制犯罪转移的下一站落脚点

  各地公安机关已逐步采用视频监控技术以及空间定位技术覆盖城市所有街道,通过加强街面执法力量打击“看得见”的犯罪。但只要国家的控制过于强大,犯罪就会转移。街面犯罪消失后,这些犯罪人又会在哪些领域开始新的犯罪?在犯罪人数量恒定的假定下,治理犯罪必须通过对犯罪进行风险分析,对当前社会环境、社会制度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将犯罪转移的下一站找到。对犯罪要形成前追后堵的局势,然后将其困在其中无所适从。国家在这个时候务必及时提供社会保障来结束其犯罪生命。这样,在监狱以外的现实环境中也能顺利的进行“犯罪改造”。

  (二)犯罪风险源治理

  1.人造性风险治理:通过法律的过程规制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违背人的尊严的一些做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已经纷纷出台法律禁止克隆人研究,但实际上克隆人研究仍在秘密进行。科技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自身发展的“市场”。这种市场环境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这样的机制越具有全球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尽管存在着全球化机制提供的高水准安全,但事物的另一面是又产生了新的风险;而且也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动摇了,因而影响着每一个使用它的人。[13]

  对于法律调控领域具有负面效应的新生事物进行严刑规制是行不通的。法律功能的最佳发挥在于对客体的全过程规范以达到在过程之中全面消除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风险的意义在于探寻结果发生之前的可能性,而对结果的严密管控并不能达到风险管理效应。所以对待高科技犯罪,重点不应放在为这些现象专门修改刑法典,增设专门罪名,而是要对整个导致犯罪风险实现的技术过程通过进行立法达到流程图式的处理。技术研究审批、技术产业化、技术产品的市场化与应用领域的法律规制是急需完善的。整个法律应要达到双重“有利于”标准,即既不阻碍技术发展,也要保护人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立法也应在国际法层面充分展开,发挥全人类的智慧,实现国际化合作。

  2.激发性风险治理:重构信任关系

  犯罪运行主体间的关系从未是以信任而告终,风险社会则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达到极致而变成信任危机。一个动荡中的国家最终还得依靠政权与民众的协调与信任才能解决危机。三方同时激化危机,则能量恶性循环的增强;而一方主动减弱自身能量,由于三方不存在弱肉强食关系,所以另外两方能量自然也就减弱。最终在一个心平气和的平台上达成信任。国家作为社会掌控者,应首先放低姿态,主动反思自身的形势政策。、美国学者William L. Holahan对犯罪打击度、刑期与犯罪率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缩短刑期能在短时间降低犯罪率但不是长效的;社会已有犯罪率所消耗的成本能被增加刑期带来的制度所减少,同时将剩余的钱奖励拥有良好行为的市民。[14]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对某些常发犯罪增长刑期,对于某些泯灭人性的犯罪人要判处死刑,减少社会的犯罪流存因子载体;废除刑法中的短期刑以及可有可无的罪名,采取其他非罪型替代规范来治理,避免增加行为人因被贴“标签”而加入犯罪运行主体之中。

  也有论者支持通过实施“零容忍”警务来将与犯罪的促成、实施等相关风险降到最低。美国纽约警察局通过实施零容忍成功的降低了犯罪率。但Silverman并不认为这是零容忍的结果,纽约犯罪控制的成功在于警察组织机构的改变,包括扩充12000名警官;提高与COMPSTAT相关的犯罪信息分析技术;改变命令与控制系统。[15]零容忍在当下看来更像是“严打”的精编版,长期以往会带来与严打同样的效应。主体关系的实质就是“弹簧效应”,要增加三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国家必须把握好一个度:既要最大可能的减少犯罪人的数量和隔绝犯罪继承的机会性,同样也要增加被害人对于国家的信任,最终达到全民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信任。鉴于此,笔者更倾向于零容忍的“相对合理”,推行警察执法的“适度容忍”。作为社会纠纷与冲突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对于街头涂鸦、“办证”、“黑枪”、“迷药”等犯罪链条要一网打尽。但针对具体相对人,警察执法应当兼顾民众的传统道德认知,实行人性化执法,弥补法律的僵化与冰冷带来的风险。总的来说,就是要逐渐的让犯罪人的社会总量降低,呈现一个无限接近于消灭的曲线。

  3.制度性风险治理:警务改革与社会福利

  (1)必须进行全新的警务改革

  警务改革不能再以地方特色为突破理念,而是如何考虑制定全国性的公众参与性的改革方案,打破警察部门对社会安全的完全垄断境况。很多学者目前热衷由警务社会化,论证了警务公私伙伴关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但笔者不敢苟同这种未经社会主义改造的西方产物。根据美国的民意测验,超过2/3的公民认为,联邦政府“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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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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