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礼:从“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0 次 更新时间:2012-11-20 09: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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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伟礼  

  

  “中国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必然趋势

  

  自“后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之后,“中国模式”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必然趋势。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在1989年发表了题为《“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是一种“后社会主义”,主要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相区别。他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页)在德里克看来,后社会主义既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既要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相结合,又要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强调,社会主义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民族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开放创造了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紧急发展手段的余地,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选择余地还要大。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清醒地意识到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斗争。(同上,第43页)在这里,阿里夫·德里克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

  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以极大的热情说:“我认为中国会有较好的条件,至少国家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还存在公有制等。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造就的。所以,我想很显然,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接受进步的思想。但是,我想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中国的发展进步。比如,美国就不希望你们成功,不希望你们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人不想要什么新模式。他们宁可要金钱、消费等。所以,我想不管怎样,一定形式的斗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揭露这些势力。”(《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308页)

  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由此开启了国际上一个不小的研究热潮,出现几十本研究“中国模式”的专著和上千篇论文。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人最伟大的话语创造,况且当前需要有新的理论概括来提振我们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那么多世界级的学术人物已经为我们作了学术铺垫,我们没有理由不旗帜鲜明地介入。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失语”,意味着失去中国的明天。今天“中国模式”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仅归结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结合,而且涉及中国不同于欧美各国的独特的社会政治体制特点,譬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创新优势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兼容并包的文化包容优势,等等。机会难得,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展示中国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创造与智慧。

  当前需要有新的理论概括来提振我们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展示中国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创造与智慧。

  

  “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具有历史必然性

  

  “实践创新指引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十三亿人走了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没有理论思维,也不可能永远“摸着石头过河”而没有理论模式指引。社会主义作为十三亿人的一种共同社会理想,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形成一整套理论模式,从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并进一步成为制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基本政策和具体制度,虽然还不成熟完善,但正逐步从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虽然已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而政治体制改革尚有待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在提炼和概括之中。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迫切需要理论和理想的体制模式来指引,干部群众也迫切需要共同富裕、共同道德标准的理想信念来引导。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的理想范式应运而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从世界文明演进史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几代人探索创新“第三种文明”的历史结晶,是融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结论。李大钊曾明确提出 “第三之文明”,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从全球现代化运动进程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世界志士仁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的理性思考,是关注世界进步发展的人们合力探究锐意丰富创新“现代性”的共同愿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现代性”增添了“和谐”、“公正”、“尊严”等具有中国色彩的丰富内涵。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是越南、古巴、朝鲜等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多样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主流理论形态。邓小平把中国现代化理想变成可操作的“三步走”战略,并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他第一个系统阐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理论,找到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可操作的具体模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但成了“地球村”的一个成员,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央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走出去,加强与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互动,争取国际马克思主义界的话语权,善于传播中国学派、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常常是在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状态下得到研究的。其实,如果把“中国道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那么“中国模式”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的成果,显然这两者不应该相互分离、相互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动力。从这层意思上讲,割裂“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更是不符合现实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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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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