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及其对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 次 更新时间:2012-11-19 09: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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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战略的主要特点及其未能及时退出的后遗症。工业化战略退出的延误不仅带来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而且埋下了未富先老社会危机的隐患。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需要在未来10年加速推进。本文进而探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对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向市场化、现代化金融体系转换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工业化战略 经济转型 年轻化产业 金融转型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了极具扩张性反危机政策。虽然这些短期政策开始生效,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但是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风险和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泡沫的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正在上升。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变化趋势在于: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移;伴随贸易保护主义复兴和贸易增长的减速,世界经济也将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但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更高通货膨胀目标的定位和央行承担更多提供流动性的职能无疑会产生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利的外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在此种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危机平息后,中国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并且要求我们力避战略决策层面的失误。本文的目的在于强化经济转型的紧迫意识,并指出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金融的转型。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支柱:廉价劳动力与廉价资本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其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因为这种高增长是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实现的。在前30年,工业化战略主要通过“价格剪刀差”,即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工业部门生产的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将农民的剩余产品转移到工业部门,并通过工业利润的全部上缴形成国家的资本积累,快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新中国面临西方封锁的背景下,此项工业化战略无疑是合理而成功的。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与三农问题的恶化。三农问题使占比7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消费仅占全部消费的1/4左右,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另一方面,农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也造就了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农村的平均收入加上城市的额外生活费用决定的,因此城乡的巨大差距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通过制成品的出口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除了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支撑外,中国行政垄断型的金融体系也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资本供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从无到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金融业的行政垄断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管制、证券市场融资的发行审批、新业务新产品开发的审批、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的行政管制和政府对银行贷款发放的行政干预。官方利率持续控制在市场均衡水平之下,证券发行审批更是通过融资规模的控制将发行市盈率保持在国际水平的1-2倍之上。通过价格管制人为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通过股票发行审批和信贷干预将廉价资本导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产业。这些金融管制政策对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些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管制抑压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的空间和活力,使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给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瓶颈制约,抑制了本国居民通过消费信贷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并且几乎消除了本国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工业化战略未能及时退出,一定程度上埋下了社会发展危机的隐患。政府行政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的惯性延续(源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未能适时退出)已使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重大的战略风险。[2] 五大压力体现出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首先,中国相对低端和低效率制造业的过度扩张已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瓶颈。

  表2.1列出了美国苹果公司iPod产品在世界各国产业链上工资所占比重,反映出中国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制造加工环节的低附加值性质。

  

  表2.2 对12个国家人均的投入、产出和生产率进行了国际比较,显示出中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是相当低下的,仅比印度略好,与韩国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

  

  图2.1给出了2007年国际能源署关于全球能源需求的预测。这项根据本世纪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态势对中国2030年能源需求所作的预测与2002年的预测相比提高了79%,从21亿吨石油当量提高到38亿吨。并预测那时中国将占全球能源需求的22%,超过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总和。由此产生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和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

  

  图2.1 国际能源署关于能源需求的预测[3]

  

  其次,制造业生产在原材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两头产生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已造成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国家利益的流失和外部市场收缩引起的产能过剩。

  国内学者陈长缨对1993-2008年中国贸易条件的研究表明,以1993为基期,1997年我国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9,得到9%的改善; 而1998-2008年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 降至0.786,与1997年相比恶化28%。[4] 图2.2更显示出2010年以来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商务部指出近期的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条件恶化引起。

  

  图2.2 中国贸易条件恶化:进口价格快速上涨、出口价格处低位

  

  另外,随着金融危机中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需求萎缩中国制造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例如2009年粗钢生产能力达7亿吨。而市场需求仅5亿吨,过剩产能达2亿吨。

  第三,上世纪50年代与70-80年代出生的两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或国民财富面临储存或投资的战略风险,在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各国人口结构的差异和劳动力不允许跨境流动。青壮年占比高的中国有更高储蓄和更多贸易顺差。10余年来,我们期望通过制成品出口和持有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资产,来实现现期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的转换。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实力的下降和货币的贬值,我们所持有的外汇资产面临市值下降的风险。这将使我们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国际市场将今天的生产能力转换成未来消费能力的计划受阻或落空。中国的高储蓄如果继续转化为制造业的投资和出口,中国很可能面临重大的战略风险。

  国民财富面临战略风险主要是因为国民财富更多掌握在政府手中,更多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储存。据陈志武测算,2007年中国民间资产约为27.6万亿元,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约为88万亿元,合计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但是民间资产占比不到1/4。多达76%的资产掌握在政府手中。[5] 据中国外汇管理局2010年5月初披露,至2009年末,中国整体对外金融资产的数额为3.46万亿美元;其中,中央银行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达2.451万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1%。2009年末官方外汇储备达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30.7%。其中2/3都以美元资产或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未来10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周期步入衰减阶段,经济增长低迷,主权债务风险大幅度上升。即使美国不再发生伯格斯坦所言的金融危机或硬着落式的美元危机,[6]美元相对亚洲货币和资源出口国货币的中长期贬值趋势几乎也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国家财富更多掌握在政府手中,更多以官方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不仅资产收益率极低,而且流动性差,贬值风险巨大。

  第四,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滞后使得10年后的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潜在社会危机。

  图2.3给出了跨世纪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如果在横轴的时间维度上向前推移30年,中国人口结构与日本的人口结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图2.3 1950-2050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图2.4是以人口抚养率的形式对中日两国人口结构进行的比较。2010年是中国人口抚养率最低从而人口红利最大的一年。这种人口红利的优势要比日本80年代大得多。但是2020-2030年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因为这一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1990年相同,并且此后人口结构将以比日本更快的速度恶化。如果2010-2020年间中国不能将投资的重点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型转向效率增进型转换,不能实现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向市场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的转换,不能将社会高储蓄导入高成长产业并高效积累起更多社会财富,中国经济将可能步入长期衰退,并可能面临发生社会危机的高风险。

  

  图2.4 中日两国人口抚养率比较[7]

  

  第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金融开放与稳定的“两难”。

  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迅猛增长,其中以追求流动性和短期利润的证券组合投资和对冲基金的比重也日益增大。金融危机以来以及金融危机平息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失业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并且有着调高通货膨胀目标,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在需要,金融危机平息后全球将面临新一轮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拉美、中东等资源输出国家都将面临热钱流入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投资者对这些国家货币的需求还会导致这些国家货币的升值,后者进而会造成他们经常项目的逆差。此外,由于资本流入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欠发达,如金融市场狭小而脆弱,银行体系的金融中介和资本配置功能弱小,从而未必能够管理好大量涌入的资本。因此在未来亚洲地区的资本盛宴中是资本输入国和国际资本的双赢格局,还是国际资本成为赢家,资本输入国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未来3-5年内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经济转型对金融转型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大趋势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加剧,中国需要顺势而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步伐。经济转型将涉及以下重要领域:

  1、经济转型要求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比例,并按照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大力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核心要素的劳动者自身年轻化的产业。

  笔者提出年轻化产业这个概念或产业领域,具有四层内涵:其一、一国居民的最终消费水平的高低是一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终级目标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体现。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产业的发展需要围绕本国居民最终需求来推进。其二,消费与投资并非对立,与人力资本投资相统一的消费存在严重不足,需要重点鼓励。消费中“衣食住行医”的重要经济功能在于劳动力这种核心生产要素的再生产,低收入阶层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劳动力体质和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而“教科文体娱”等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通过扩大供给来促进消费。其三,普遍提高居民消费比例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税收与补贴对居民消费进行引导,鼓励有助于劳动力年轻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消费,避免对环境产生压力的奢侈性物质产品的过度消费。其四,提高劳动者自身生产能力并延长其生产周期的年轻化产业需要政府采取鼓励政策加快投资和发展。

  如前所述,2020年前后中国将面临人口结构不利变化的挑战。虽然我们并不排除通过鼓励生育调整人口结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考虑到过大人口基数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经济、非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潜能的限制性影响,更为合适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创造全新的投资领域,即有助于延长现有和未来劳动者工作年限的年轻化产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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