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中国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个性化。这就要求生产体系转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在生产体系发展演化过程中，中小企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细胞。为适应这一趋势，现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体制需作出重大变革。
一、中国经济发展取决于内部消费市场的开发
30年来，中国经济主要延续了1950年代以来工业化战略所铸就的发展模式，即通过高投资拉动高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得到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支持。由于制造业劳动市场的无序竞争状态，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农村平均收入加上农民工在城市的额外生活成本决定。城乡差距越大，工资就越低廉。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使中国的制造业因工资低廉而极具国际竞争力，并同样因工资低廉而无法拓展国内市场。1990年代中期，我国在人均收入500多美元时就已出现产能过剩。我当时称其为经济早衰症，因为从国际经验看，一国人均GDP只有超过3000美元才会出现产能过剩。1994年通过汇率并轨实现的人民币大幅贬值刺激了制成品的出口。但这一轮出口增长势头被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断。中国加入WTO后，这种通过投资和产能扩张拉动增长的潜力终于因为有了外部市场出口而得以充分释放。
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组织、各国政要和经济学家都在反思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2007年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占世界30.2%的份额,并因此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功臣”。但物质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消费正给地球带来难以承载的压力。美国凭借美元特权实现的负债消费及世界经济增长靠美国消费拉动不可持续。瑞银信贷对全球消费增长的预测报告认为，美国消费占全球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30.2%下降到2020年的20.8%,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消费占比将从5.3%增加到23.1%。考虑到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作出调整，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国内消费拉动。
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中国消费占全球比例将大幅上升。那么未来10年，消费市场将有哪些结构性变化？
G30主席Jacob A. Frenkel博士以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2009年最新数据预测，在2010-2030年间，中国50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2.2亿左右，其中50-59岁的增加4000万，60-69岁的将增加1亿，70-79岁增加5000多万，80岁以上的增加2000余万人。50岁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1亿多,其中20-29岁的人口将减少近5000万人。凭生活的直觉就能知道：人口老龄化的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消费需求中对住房、道路、交通和众多物质产品的需求将减少。相比较，对健康食品、保健物品、医疗服务、护理服务及其器具、家政服务、继续教育、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需求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
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小康社会，并正在向中等富裕社会迈进。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同一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并且还在扩大。这使中国的消费需求比任何国家都更为复杂。由于人口众多，当同一收入阶层具有买家电、买车、买房的能力时，会出现一阵排浪式需求，形成对某类产品的井喷式消费。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包容性的增强和产品服务种类的日益丰富，对少数产品井喷式的消费将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
目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中低收入阶层的中端和低端消费，增加了国内此类产业对境外市场的依赖性。比如2006年，我国出口服装高达287.9亿件，中国以外的世界人民几乎人均购买6件。用于御寒和遮体的、没有社会文化内涵的、标准化大规模的服装生产显然已经过剩。很难指望国内需求的增长弥补外部市场的收缩。不过，满足中高等收入阶层对时尚、品味和品牌需求的、具有更多精神文化内涵的、个性化的消费物品则明显供不应求，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严重外溢，才有各类进口奢侈品的热销与海外购物狂潮。由此可见，即使是制造业，也不能一概而论已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确切而言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制成品相对过剩，而个性化、小批量、度身定制、或作为社会文化载体的消费品一直是供不应求的。此种结构失衡源自企业组织结构的扭曲失衡，源自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小型企业的缺失。
要特别强调的是，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比如众多物质产品的消费、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与健身等属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教育娱乐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学家和政府忽视消费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已导致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之间的严重失衡。
未来需求快速增长的消费服务是不可贸易品，因为不可移动而不能从国外进口，只能由本土提供。消费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同一过程，而后者则是先后继起的、三个相互分离的阶段。消费服务业更多的是一对一的、建立在体验和相互了解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的本地客户关系，无须运输、广告，也没有统一的质量认定标准。消费服务业与制造业最大的不同是其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内在要求。而消费服务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实现依赖于供需之间的互信与尊重，依赖于服务供应商拥有的熟练专门技术。因此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更需要诚信有加的知识型小企业。
三、改革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行政体制
金融危机发生后，扩张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回升，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经济转型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倾向。
一是在竞争性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趋势。金融危机发生后，出口下降、资金链断裂使众多中小企业陷入破产境地；出于产能过剩和国内外能源环境压力，有关政府和部门出台了关停并转小煤矿、小钢铁的调整政策；受危机冲击的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甚至制定了吸引国企和央企的政策；而国有企业凭借银行信贷的支持收购民营企业的案例以及央企“地王”的案例也频频显现。众多竞争行业已经出现了民营经济萎缩和国有经济扩张的局面。
二是政府力量的强化和市场力量的弱化。4万亿投资力度大、见效快、对提振市场信心和保增长有明显效果。但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过于庞大的投资计划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明显弱化，行政审批机制则大大加强。
三是金融风险正在快速积累。金融风险的积累主要体现在资产泡沫的形成和社会资源的体制性耗散。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比2008年增长95.3%。实体经济不景气，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急剧膨胀。
此外，地方政府扩张投资，信贷风险正急剧增长，以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为中介的社会资源耗散系统进入新一轮坏帐生成周期。
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政府对银行信贷活动等资源配置过程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资源的低效率或无效率使用，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积累的实质是社会资源浪费。政府通过财政注资、央行再贷款、外汇储备注资和高利差补贴等方式维持银行体系的运行，构成了一个社会资源耗散的循环系统。这个循环系统由前半期的银行坏帐生成和后半期的银行坏帐冲销构成。1990年代银行体系通过高利率吸引居民存款用于低效率国有企业的维持，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超过40%的不良资产。加入WTO后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也是通过多种方式冲销坏帐和注资。由于市场准入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被延误，中国金融体系的行政垄断性质和系统风险并没有根本改变。
四是民企受到挤压，对增加就业、创业创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都在产生负面影响。民企具有机制活、效率高、适应能力强、就业弹性大、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等主要特征，是促进经济增长最具动力的力量。但是，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巨大困难，除了受到危机冲击外，还面临私有产权受到侵犯、遭遇不公平竞争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等众多问题。中国经济转型面临民营企业家人才和资本双重流失的风险。
上述问题的产生有其体制根源。其根源并非30年前的计划体制，而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僚行政体制的影响。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08）在其《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讨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时指出：“在农业以外，官僚体制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官员和士绅是典型的寻租者。他们法定的、习惯上的特权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主导着城市的生活，阻碍了欧洲式的独立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在一个缺乏法律保障的环境下，企业活动是没有安全性的。任何有利可图的活动都会受到官僚的盘剥。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被限制在国家或得到国家特许权的垄断集团手里。”
显然，中国要从世界经济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仍有待于对这种阻碍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制度进行彻底变革。
四、制造业如何升级换代
因此，如何保护私有产权，善待民企，给自由创业和小企业发展提供宽松便利的制度环境，是经济转型中体制变革要重点突破的领域。
民营企业家严介和近期有个悲观的判断。他认为，在未来5到10年，99%的中小企业将消亡。笔者以为，制造业企业数目的减少并非坏事，但是从整体国民经济来看，小企业数并非必然减少。现有大部分企业将面临重要的转型。一种是适应中国消费市场未来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小企业必须作出重新定位，在消费品细分市场寻找自己的位置，通过增加产品的技术和文化内涵，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第二种是加入行业龙头企业领导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走专业化的配套加工道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内在要求是从产业增值链（开发设计、加工制造、销售品牌、售后服务）的加工制造最低端过渡到覆盖整条产业链，民营中小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在其中也可以各有各的定位。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收缩战线，做好专业配套产品。第三种是转让或出售退出现有制造业，进入消费服务业。
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一定程度上由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同构化（即不同地区发展相同产业）造成。后者导致产业内企业数目奇多，并引发产业内企业的无序竞争和肥水外流。消除此类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来推进以资本双向流动为特征的并购和重组，对地区间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结构进行优化。金融危机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契机，其意义就在于为产业内的整合和升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对此，我的建议是：中央政府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和行政管制制度的变革，来激励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和协调。例如，中央相关部委可以制定产业重组指导细则，给出具有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产业整合的基本要求，并将跨地区并购重组的绩效列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指标，同时提供相关税收激励或财政补贴。通过地方政府的协调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的两重作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并购、资产置换、换股和挂靠等方式对现有产品生产关系进行梳理，并在企业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促进企业间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
行政垄断型产业的国有大企业可以分拆和出让其分公司，实现产业链中的制造加工环节从企业组织内部向企业组织外部的转移，促进市场化协作分工体系的形成，原国有集团公司则可重点向研发、品牌培育、销售渠道建设和售后服务等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并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国有中央企业更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技术开发、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指导和服务、海外销售渠道建设等涉及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的重点领域。这方面，国资委将发挥重要推动者的作用，明确给出国有企业瘦身计划和国有资本投资新领域的指导性意见。
五、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
市场准入限制和过高的存贷款利差，导致商业银行的创新和进取精神不足。贷款过度向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倾斜。2009年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高达4.8万亿，其中给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仅占5%。融资难无疑使危机中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条件需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切实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打破金融业的行政垄断格局。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外国投资银行和外国基金管理公司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直接给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促进金融业的竞争，促进金融人才的集聚，并激活国内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
除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外，还可发展城市社区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的多样化金融机构。
取消贷款利率管制，加快发展无限责任公司和合伙制企业，完善破产法和抵押法规，完善小企业征信和抵押信息系统，引入中小企业贷款发放和管理的国际成功经验和方法。
六、调整服务业产业政策体系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产业政策，隐含着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成分。例如国外不存在而我国开征的服务业营业税、工资作为税前成本抵扣的标准仅相当于纯体力劳动者水平等，都不利于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发展需要作出以下主要调整：
放松并逐步取消大部分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或审批制度，引入便利的注册登记制度。服务业市场准入存在众多限制，有以下多种原因。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是为了给工业化和赶超战略提供廉价资本而设置的，这种日本称之为开发主义的迟迟未能退出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结果。相比较非义务教育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滞后则在于政府部门在意识形态上保守所致。因此需要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加快消除阻碍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阻碍。
取消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并对需要加快发展的服务业采取所得税优惠或减免政策。例如，目前对服务业征收5%的营业税显然具有不合理性。因为营业收入包括所有经营成本，对营业收入征税实际上已使众多服务业处在无利可图的境地。而且营业税显然也不利于服务类企业服务外包的发展，进而不利于服务业专业分工的发展。因此政府需要考虑取消服务业的营业税，并对需要促进的行业实施必要的减免税政策。
政府设立服务业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服务业所需要人才和从业人员培训、提供服务业发展的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引导并帮助需要退出制造业的民营资本向服务业转移。
七、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呈现较强的数量扩张和急功近利倾向，缺乏技术积累。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到10年。有历史底蕴的、产品精益求精的百年老字号寥若晨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小企业缺乏长期稳定的、正当权利得到保护的平等发展环境。我们需要通过修宪，写入保护私有产权的条款，并在司法公正性和执法有效性方面作出重大突破。考虑到需求结构的复杂性，政府除了需要有效发挥其保护私有产权和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外，还应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1980年代以来，德国80%的就业岗位是由不到20人的小企业创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未来20年企业发展的趋势。
文章部分内容曾以“民营企业发展与经济转型”为题在《解放日报》2010年1月27日“新论”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