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素质”人群生育二胎，对农民等素质不高的人加强人口控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建议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这种建议并不新鲜。早在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际，就有人提出过类似建议。据专家们说，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逆淘汰现象”曾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类似观点在一定范围内颇有影响。那么难道真如俗语所说“龙生龙，凤生凤”吗？难道生育的口子为高学历的人开就能提高全民素质吗？
生育的口子要为“高素质”者开？
据近日南京《服务导报》报道，日前，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正在审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草案）》。其中委员们建议将生育政策进行微调，为博士、硕士这类高素质的人开个口子，使这些人可以生二胎，借此来提高人口素质。而对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则更进一步控制人口的增长。
记者查阅了6月19日的《扬子晚报》，上面报道说19日上午，江苏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分组审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范了群众关心的生育政策。然而在所有条件中并没有所谓的允许高学历人多生孩子的规定。也就是说，所报道的委员提出的建议并未纳入到草案中去。
7月3日，记者电话联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工作人员，询问今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会否进行类似调整，她对此表示否定。该工作人员表示，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国家已经确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允许生育第二胎各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然而不太可能用所谓高学历来对人群进行划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高学历人的孩子不一定具有高素质。看看清华这样的学校，就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出生于农村。”
为高学历开口子的三个理由
尽管该建议目前还没有成为政策，但还是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赞同者不少，反对者更多。综合起来，赞同为高学历在生育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
■学历高的人能优生
学历高的人生出的孩子素质普遍也会较高，这种观点在记者采访的对象中颇有市场。在朝阳区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孟女士大学本科毕业，她认为虽然不是绝对的，但高学历的人普遍素质的确要高于低学历的人。因此“生出的孩子智力也应该比较高。更重要的是，高学历的母亲懂得怎么教育孩子”。
■高学历意味着高收入，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
在我国，“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得到改变。根据前不久国家有关机构进行的一次调查，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基本和学历高低成正比。基于此现象，不少人认为孩子如果出生在高知家庭，就意味着会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照顾。
“一项政策的制定更多地需要科学和理性，而不能有太多的感情色彩。高学历人群毕竟在当今社会普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些就可以保证新生人口具备基本的教育条件和良好的成长环境，这也可以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一位名为“缨子”的网友说，减少一些贫困母亲，减少一些失学儿童，将是家庭之福、社会之福。同情弱势群体是应该的，然而相比于同情来，去除贫困的根源更为重要。适当放宽城市高学历人群的生育，对未来国家发展有利。
■救急不救贫，对贫困地区应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为什么要高素质的有钱人去养活一群没文化的超生人员？可以救急，不能救穷！穷，有外界因素，更有自身原因，对贫困地区就是要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网友“求实”发表评论说，现在有些贫困地区多生超生，只生不养，只养不教，人口素质越来越低。“全国都应实行江苏委员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民族人口质量非常有效。”
在某医院工作的李医生说，在北京他经常看到一些外地民工牵一个、抱一个、背上再背一个。“生一大堆孩子，自己却又养不起。给国家以及那些严格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造成了极大负担，这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必须对贫困地区人口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
反对特殊优待的四个理由
相比起赞同之声来，记者听到更多的是反对之词。
■龙未必生龙
“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一些杰出人物大多数都是出身贫寒！”这种观点在网上占了大多数。网友们认为，高学历并不代表高素质，何况目前靠关系拿个学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次，高素质的人生出的孩子未必也是高素质。
正如网友“XXX”所说：“那些博士，硕士中有一大部分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吗？博士、硕士、甚至院士的子女不也有犯罪的吗？不也有为国家造成危害的吗？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让谁生不让谁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教育普及化，如何提高现有人口素质的问题，如果我国的所有农民子弟都能享受到城市人所有的教学水平，肯定能够出现许多袁隆平似的科学家。”
■变种“高贵血统论”，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个民主的社会不应该这样，这是对人类数千年追求的平等的否定，是倒退。”在某知名外企工作的鲁先生是硕士，有一个两岁半的儿子。他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政策，社会上不应该出现“高贵血统”这个概念，它违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将会带来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佟新博士认为，母亲素质高与孩子素质高的确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不能为此出现歧视性政策，这会剥夺一些人的基本权利。“学历高并不意味着要拥有更多的权利。”
网友“蚂蚁姑娘”则认为，这样生出来的孩子会被打上烙印，就像和古时代的阶级一样。那样的社会令人恐惧。“中国现如今高层大部分来自农村，如果拒绝了我们的根本，没有保持开放的接受形态，那么我们的社会能走得了多远很难说清。”
■可操作性不强
“即使给了硕士、博士这个权利，他们都不一定会用。”在东三环附近某写字楼工作的李女士拥有硕士学位，丈夫已在某名牌大学博士后出站，他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她明确告诉记者，即使有这种政策，她也不想再要第二个孩子。“首先，自己没有精力。作为职业女性，在孩子教育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其次，中国经济不发达，即使是高学历人群，他们大部分的经济条件也顶多能保证一个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优生之后更要优育，所以我只求质量，不求数量。”
李女士还告诉记者，在她周围，因为主客观原因晚要孩子甚至不要孩子的高学历者不在少数。“不愿意生的还是不会生，而想生的仍然会千方百计地超生。因此，这个政策实际上操作性不强。”
去年12月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五届二次全国理事会上向媒体表示，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一些地方已经实现了人口负增长；但是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生育水平还比较高，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还比较大，不少贫困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治标不治本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众多采访对象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十多亿人口，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才三千多万人，硕士博士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让他们多生孩子治标不治本。
在西城区某杂志社工作的程先生说，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过剩，如果经济不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业不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就不会转变。这种情况下，高学历的人多生孩子无疑会进一步增加人口，这不仅有悖于减少人口数量的政策，对于提高高素质人口所占比例的作用也不大。“少数高学历的人毕竟生不过绝大多数文凭不高的人。何况你根本不能保证高知人群生下来的一定是高素质。所以还不如创造条件，通过教育将众多出身并不‘高贵’的人转变成高素质。”
从安徽来北京打工的小徐夫妇已有一个女儿，他母亲希望再生一个男孩，然而他妻子瞒着父母偷偷到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再生一个，我拿什么养？我妈生了这么多孩子根本没什么用。”在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外来打工者结婚年龄与在农村的同龄人相比有所推迟。他们说，现在到外面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想得开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即使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也不再想要第二个，要第三个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见，多生少生，关键是生育观念的改变。
特殊化、“血统论”不应该存在
7月4日，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蒋副教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让高学历的人多生孩子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它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一些学者提出的“人口优生论”。该论点后来成为纳粹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依据，并因此使得人口学专业臭名昭著，在当地的研究停滞了将近四五十年。“研究表明，母亲文化程度高对子女的优生优育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能证明，在遗传上父母文化程度与子女智商有确定关系。一个人的能力、优秀程度更多是后天培养的。中国提高人口素质不是一蹴而就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曾经出台过政策，规定具有大学文化水平以上的妇女可以生第二胎，政府给予补助，文化水平低的则不允许多生。到了80年代，由于人口下降，于是又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但是文化水平高的还是不愿意生育。”
蒋副教授说，80年代中国国内不少学者在讨论“人口逆淘汰”即高素质人生育少、低素质人生育多现象。“然而这是一个复杂、敏感的问题。如果出台的话，这种政策往往容易成为歧视性政策，成为一部分群体歧视另外一部分群体的工具，引
起社会动荡。”
“明明是歧视性观点，却能在中国长期流行，并且出现在人大常委的建议中，这本身就令人费解。”在西城区某杂志社工作的程先生认为，此观点跟现在出现的排外现象、歧视民工以及地域之争等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它们都是根据所谓‘血统’、出生区域来划分人群并给予不同待遇。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贵族’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种‘贵族’应该靠自然的经济关系来维持，不应该出现在国家政策以及媒体的宣传之中。否则这种提倡就会产生或者进一步强化精英意识，使他们享受更多的特权。这在民主国家不应该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