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笑:我所亲历的两次“土地革命”以及现在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12-11-18 19: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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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曾经搞了两次土地革命,我都亲身经历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端,一言难尽。把它记录下来,反思一下,是必要的。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贫下中农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简称“土改”。

  我所在的丰润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就扎下了根,所以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土地改革。由于有多年形成的群众和思想基础,所以党一号召就动起来了,来势很凶猛,进展很迅速,走在了周围其他村的前面。成立了贫民团,我父亲是其中的治安委员,负责维护全村的治安;组建了儿童团,我的大哥二姐(大姐参加了八路军)每天晚上参加儿童团组织的活动,很是活跃;我每天挎着书包去上学。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村里只有一户大地主,姓郝,我母亲也姓郝,有点亲戚关系,虽然不是近亲;一户富农,姓张,家大人给我认了这家的女主人为干妈。平时关系都很好,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可是运动一起来,就变成了敌我关系,真是“亲不亲,阶级分”。

  给我的印象是暴力土改,对地主富农一律扫地出门,不但生产资料分给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而且家里的浮财也被分掉。还不仅如此,地主分子还遭受了皮肉之苦。有一次我去上学,从学校下面一块平地旁边路过时,发现聚拢一伙人,近前一看,看见一个人趴在地上,我父亲扬鞭抽打着那个人,还激愤地喊着什么话。我很害怕,加快了脚步,急匆匆奔向学校。恻隐之心从我幼小的心灵中油然而生,感到那个挨打的人很可怜,不知他犯了什么罪;我父亲从没打过我,为什么打那个人?有什么仇恨?

  我们村和邻村黄家屯距离只有五华里,比较富裕,大户比较多,群众发动不起来。工作组就发动邻村的人到那个村去“抢大户”。在一天的晚上,我大哥跟随村里一伙人去了那个村,在众人哄抢中抢到一个狐狸皮围脖。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用,就在后来的“搬石头”中被村里其他人抢走了。

  有一天民兵从村西公路上截来一个年轻人,带到我家里,交给我父亲查办。这个人见到我母亲就跪下求饶,声泪俱下。经追问,得知他是遵化县人,家里是大地主,父母被打死了,自己害怕,跑了出来,恳求我们饶命。父母心一软,就把他留下了。过了不久,他灵机一动,“干妈、干爸”不离口,嘴很甜,就认了干亲,成了我家的一个成员。我又多了一个哥哥,一块吃饭、睡觉、干活,关系很好。后来由于我家也被斗,他只好回原籍,运动已平寂下来,没有再清算他,绕过了一劫。全国解放后,我们全家逐渐移居辽宁,他也到那里再次投奔我们,在我们的帮助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反右”一开始,他害怕被整,就回原籍了。这是后话。

  土地改革我家分得了土地,又多了一个劳动力,买了两头驴,放牧三十多只羊,真是小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过得很红火。

  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放学回到家里,一进屋,见四壁皆空,杯盘狼藉,母亲和弟弟也不见了。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问二审。她说来了一伙人,把我们家给抄了,把我母亲也带走了。二审给我做了饭吃。不几天,母亲抱着弟弟回来了,她说受到一些人的辱骂,愤愤不平。

  祸不单行。父亲在外村唱驴皮影(唐戏),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可是在一天晚上大祸临头,被一伙人强行带走了,带到了共产党的土监狱,关了几天。

  祸从天降,接连发生,蒙在鼓里,不知何故。直到父亲出狱后才得知是在“搬石头”,——共产党认为一部分党员土改后富裕起来了,不再革命了,成了继续革命的绊脚石,只有把这部分人搬掉,革命才能继续进行。我家就成了被搬的大石头。

  驴没了,羊没了,但土地还在,维持基本生活还行。后来也没有平反,被抄走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归还。斗完了地主富农,自己也没有躲过被斗的厄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也搞不清楚。

  两场恶斗过后,紧接着又来了还乡团。国民党接收地方政权,被斗的地主纷纷投奔,组成还乡团,回村反攻倒算,我家成了对象之一。由于村政权还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民兵有几杆枪,所以还乡团不敢白天进村,只在夜间骚扰。他们在南山顶上喊话,恐吓斗他们的群众,喊完话就溜之大吉,民兵也捉不到他们。

  为了躲避灾祸,无奈,我们全家人只好夜里离家各奔东西。每当黄昏时分,我母亲骑上小毛驴,抱着小弟弟,我跟在后面,越过一道山口,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到邻村亲戚家躲避,次日清晨再返回家里。

  我也曾和大哥在北山坡梯田上夜宿,铺着地,盖着天,身下是松暖黄土,睁开眼是满天的星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段时间后,感到太麻烦,就不再往外跑了,住在自己家里。但是有一天晚上却真的被还乡团堵在屋里了。全家正在熟睡,忽然听到窗外院墙上有人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披衣下炕,走到院子里。我们蜷缩在被窝里,一动不动,生怕那个人扔进来手榴弹。只听到那个站在院墙上的人教训我父亲:“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受了共产党的骗,不该斗我们,赶快反省吧,蒋委员长又回来了……”我父亲一声不吭。好在那个人把我父亲教训了一顿就走了,全家绕过了一劫,非常后怕。这个人就是被我父亲鞭打的那个人。他没有像我父亲打他那样打我父亲,更没有扔手榴弹炸我们全家,可见这个地主的儿子并没有恶意报复之心。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父亲又当了村干部,也没有揭发报复他,直到两家都在辽宁同一个城市安家落户,平安相处,其乐融融。

  有了这一场惊吓,再也不敢在家里过夜了,经与远在十里开外的三姑家商量,搬到那里暂住了一段时间。

  到了1948年,解放军开始反攻,还乡团不敢再来骚扰了,生活安定下来了。

  第二次发生在1956年。经过土改,农民都有了自己的耕地,劳动热情满高涨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是对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当然,有一部分农户由于缺少耕畜,几家共用一头牛或驴,耕地、拖运都很困难。共产党号召组织起来,理由是个体单干抵御不了天灾人祸,还会发生两极分化,贫下中农还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有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群众听党的话,热烈响应。起初成立了互助组,后来又成立了互助合作社(初级社),但土地还是自家的,所有权不变,入了社的土地还能分红。到了1956年,又前进了一大步,发展为高级社,土地归公了,不再分红。大家相信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纷纷把土地证和大农具交给公社,一心盼望着过上更好的生活。暑假我回到村里,自愿协助村里登记乡亲们入社的土地和大农具,并不包括房基地。不到两年的时间,又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公社不能上。人民公社既然是上天堂的天梯,乡亲们也就热烈响应,纷纷加入。无论是祖辈传下来的土地,还是刚分到手的土地,全部归公了。乡亲们两手空空,收获的粮食不能自己支配了,任凭上级征购,甚至把口粮也征走了。“瓜菜代”充饥,填不饱肚子。

  在一年的暑假我回村里看望相亲,一进村,不见人影,感到死一般的沉寂,家家户户烟筒不冒烟。进了舅舅家的屋子,只见舅母躺在炕上,皮包骨了,肋条骨一根一根暴露在外面。见我进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支撑起来,有气无力地说:“你大舅到东北逃命去了。不得了哇!咱村已经饿死人了……后院院子里还有几根黄瓜,你摘了吃吧。”我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离开了。回到唐山市姑母家,我谈了见到的情况。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就顶算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真不明白,既然宣传说个人单干抵抗不了天灾人祸,还会两极分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有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过上像天堂一样的好生活,为什么乡亲们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反而过上了这样悲惨的生活呢?!不但没有能够过上天堂般的美好生活,反而有人下了地狱呢?两极分化确实没有发生,可是普遍贫穷却是事实。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集体化为什么也战胜不了天灾呢?为什么把农民的口粮也征走了呢?

  这些问题,在当时是不能说不能问的,当然也就得不到正确解答。可叹的是,至今仍然在争论不休。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是耶、非耶,需要弄清。

  民主革命本来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其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进行集约化大生产。个体小生产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属于落户的生产方式,理应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取代。至于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方式是什么样的,以及何时才能产生、如何产生,那是将来的事,不但当时的人们搞不清楚,就是现在的人们也说不清道不明。既然由于我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承担不起民主革命的任务,只能由共产党来完成,就应该根据经济发展规律把个体农业逐渐引导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轨道上来,而不应该分田到户使个体经济普遍化。这样做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再说,既然明知将来要搞集体化,明知个体经济抵抗不了天灾人祸,为何还要分田到户呢?贫下中农根据共产党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分到的土地,是合法取得,后来又是根据什么法令予以没收呢?再说,房基地属于生活资料,不是生产资料,为什么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集体财产呢?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实践已经证明没收农民的土地是错误的,为什么还不改正呢?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六亿多农民仅靠那每人平均不到三亩地的使用权就能过上小康生活?真是不可思议!

  笔者在写了上面这些文字后,也在思考下面几个问题:

  (1)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发展个体经济?

  (2)资本主义是不是人类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它是可以越过或用法令取消的吗?

  (3)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是怎么产生的,能够用暴力创造出来吗?

  (4)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有好日子过,就认为不再革命了,就成了“继续革命”的革命对象?搬石头,把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当成革命的对象;以合作化为名搞集体化,使得刚刚生活好转的农民再度陷入贫困状态,饿死了几千万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也都是掌了权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的人;等等,为什么总是把富人当做革命的对象?难道真的只有“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毛泽东语)?

  (5)一个对人民负责人的严肃的政党,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正确评价自己创造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掩饰自己的罪错,不讳疾忌医,这是自信的表现。只有对过去自己创造的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做到继往开来,避免重蹈覆辙,开辟新的未来。中国共产党每隔一段时间就对过往的工作进行总结,已经有了两次,这个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前两次都是创造历史的人自我评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难免有不当之处。现在创造那段历史的人大部分已经作古,一部分虽然还健在但也退出了政坛。新一代领导人应该突破前人思想的局限,有新的认识,用新的思维以新的视角审视以前的历史,得出新的结论,指导今后的工作,开创新的局面。避免总在前人的结论中兜圈子。近日共识网登载了韩钢《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新版)》,介绍了二十个有争议的重大历史问题,很有搞清楚之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从前人的认识中解放出来,更上一层楼,创造新的局面。我相信十八大新选出的领导班子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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