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

——──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6 次 更新时间:2005-03-01 23: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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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进入专栏)  

  

  Has Modernity Outlived its Critical Potentials?

  -A Response to Wang Hui

  

  摘 要

  本文借用哈柏玛斯关于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比,说明现代性不仅不同于单纯的现代化,并且由于文化现代性具有反思与自我正当化的基本特色,现代性内部其实涵蕴着丰富的批判能量。从一个有限的意义上说,这种批判性格,在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可以见到明确的表现。自由主义乃是现代性的承载者;不面对现代性的严肃挑战,不会感受到自由主义的真正意义。值此各类传统势力甚嚣尘上、各种保守意识正忙着提供兴奋剂与避风港之际,正视现代性的严峻要求,乃是维持社会改造的动能、维护社会进步远景的重要一步。

  

  Invoking Habermas\'s distinc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societal modernity, this article-a response to Wang Hui\'s justly celebrated discourse on Chinese modernity-tries to salvage modernity from modernization by emphasizing self-reflection and self-legitimation a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odernity. It is argued that therein lies the critical potentials of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unbalanced state of Chinese modernity is then explained in terms of its ties to nationalism.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in this age of late modern exhaustion the critical thrust of modernity is best represented by liberalism, which stands as a bulwark of post-metaphysical sobriety against all sorts of conservative/romantic regressions.

  

  关键词:汪晖,现代性,自由主义

  

  Keywords: Wang Hui, Modernity, Liberalism

  

  边缘人对本文的评论

  

  晚近的中国大陆思想界,对于「现代性」这个议题,有一些以批评为主的反思。这个现象其来有自:中国社会内部规模庞大而进度急遽的变革、西方最新的思潮影响下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重新理解、以及中国民族意识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压境时的反弹,在在使得现代性成为一个触动层次繁复的敏感议题。不过,「现代性」的理解与评价问题均极为复杂,以全面的肯定或者全面的否定去面对它,几乎必然有失。那么它的复杂性何在?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之一。在这种复杂的理解之下,对「现代性」的评价必然也需要复杂化,这是本文准备探讨的主题之二。经过较为复杂的探讨之后,我们对现代性的进步意义,或许可以得出较为正面的看法。

  

  一、现代性的双重意义: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约二十年前,为了响应新保守主义与「青年保守主义」(也就是傅科、李欧塔等在哈柏玛斯心目中名为后现代、而实则反现代的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哈柏玛斯回到韦伯,检讨韦伯有关现代性的奠基论述。他发现,尽管韦伯明确掌握到了现代性问题的起源(世界宗教的 理性化趋势在世俗世界的延续),却由于概念架构的限制,他将「现代」局限在「社会现代性 ∕社会理性化」(societal modernity / societal rationalization)的面向上。结果,韦伯心目中的现 代,等同于目的∕工具理性所界定的理性化,也就是单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官僚国家所 呈现的现代。哈柏玛斯认为,这个片面、选择性的现代性观念,决定了新保守主义与青年保守 主义对现代性所采取的负面态度。

  

  相对于「社会现代性」,哈柏玛斯建议我们正视「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的历史 意义。尽管哈柏玛斯对于这个概念的经营既复杂又有争议,它的确有助于我们较辩证地理解现 代性的深厚内容,因为它既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性不等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也说明了为甚么 现代性始终蕴含着批判的潜能。在这里,由于惮于其复杂,我不能正面探讨哈柏玛斯的理论建 构。不过借用他有关文化现代性的说法,似乎可以为中文世界有关现代性的讨论,适度地增加 其复杂面。1

  

  文化现代性的出发点,立足在韦伯的「世界的祛除迷魅」这个戏剧性的意象。由于世界的 除魅,一统而融贯连续的整合世界观宣告崩解,生命所必须经营、呈现的价值,遂告分化成了 几个不连贯而自主的领域。哈柏玛斯借用韦伯的理论,再根据自己有关沟通理性的分析,说明 现代性的特色在于三大价值领域的分化:相对于客观对象世界的认知领域、相对于客观社会世 界的规范领域、以及相对于主体内在世界的感性表达领域,分别成为独立的价值单位。所谓独 立,意思是说领域之间没有概念与价值的延续性: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价值,均无法成为另外一

  个领域里的评价基础。

  

  在哈柏玛斯的心目里,文化现代性──以及随之而生的价值领域的分化──的重大意义, 在于自然、社会、与主体内在这三个世界得以独立地发展出丰富的文化意义。这里所谓独立, 一方面指独立于前现代的超越性(因而确定而且霸道)的根基,另一方面又指强烈的自觉与自 主。这样发展出来的科学、道德、与艺术,自内部自行营造、证立本身的价值认定,从而对这 类价值认定发展出了高度的自我意识。于是,面对自然世界,认知-工具理性预设了以「实」 (true)为导向的妥当性主张;面对社会世界,道德-实践理性预设了以「对」(right)为导向的妥 当性主张;面对内在世界,感性-表达理性预设了以「真」(authentic)为导向的妥当性主张。 根据哈柏玛斯的语用学(pragmatics)分析,妥当性主张(validity claims)最后指向一个公共性的、 开放性的规范世界:参与这些领域中活动的人,对于这些价值的妥当有共识;而若对这类共识 发生疑义、争议,还可以藉理想的沟通与讨论去修改共识的内容。换言之,在文化现代性之 下,价值与规范必须由当事者藉沟通自行提供正当性。

  

  在此引述哈柏玛斯这套规范性的现代性概念的建构,不是因为他的建构完全服人;而是因 为他的问题意识,为我们评价现代性的批判潜能,提供了一些启发。建构一套现代性的概念, 需要满足两项形式的要件:第一、我们需要有一套论述,能够在现代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作出一贯的区别;第二、这套论述能够在现代性内部作分辨,也就是能够发展出现代性本身的 内在批判,而又不沦为反现代。哈柏玛斯的理论,似乎满足了这两项要求。

  

  于是,哈柏玛斯的现代性概念强调,在传统的、形上的、或其它种类的规范基础流失之 后,文化现代性指向一种用后传统、后形上、后理性主义的方式,建立引导性的(regulative)价 值理想的可能。这也代表一种建立内在的批判标准的可能。这种引导性的价值理想,虽然内在 于特定的实践活动,却由于不是任何特定实质传统的禁脔,又对挑战与对话保持开放,它们具 有超越一时一地实践脉络的普遍性。反思与批判,于是有了实践中的立足点。放弃他这套问题 意识(或者具有类似自觉的问题意识),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让社会现代性、也就是资本 主义与官僚国家作为代表的现代化意识,垄断所谓的现代性,批判者于是走上「启蒙之辩证」 的悲观绝望,或者如后现代一辈思想家,转而诉诸感性主体的反现代姿态。又或者,为了反抗 这种现代性的窒息铁笼,于是追求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现代性,也就是非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经济 发展、非官僚国家式的政治组织方式。后面这种态度,在中国这样一个矢志发展出「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国,对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可观的影响,虽然这条路几十年来的经验(文 化大革命应该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还很难令人对前景乐观。

  

  二、当代中国语境里的「现代性」概念

  

  由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曲折遭遇,无论是在「启蒙」或者「救亡」的论述取向里,现代性几 乎都等同于社会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每每悄然无声地变成了「现代化」。早期知识 分子的努力在此不论,到了1949年以后大陆的情况,藉由汪晖先生的大作〈当代中国的思想状 况与现代性问题〉,我们清楚地见到,社会现代性如何业已泛滥成了现代性的全貌。

  

  这个说法可以分成两个部份。第一、汪晖说明了当代中国各类思想主流──无论是批判的 或体制内的──如何均陷身在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架构里。这个论断可能极可争议,不过汪晖的 看法,是值得当事各方认真响应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史意义,更牵涉到了当 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定位;它是一个有重大前瞻意义的议题。第二、有趣的是,汪晖自 己也认为,凡是肯定现代性价值──例如自由、解放、启蒙──的思潮,必然因此肯定了现代 化(社会现代性)的价值,从而对于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批判能力。 换言之,不仅中国的思想主流将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汪晖这样一位对于社会现代性有强 烈质疑(质疑社会现代性本身的价值、质疑接受社会现代性的人如何能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保 持批判的距离)的批评者,也一样将社会现代性等同于现代性。2中国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 共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思想上的共识,我愿意相信是现实的忠实反映:中国的现代性,确实始终是由社会现 代性所包揽的。不过汪晖的论述,也让我们看出,在中国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不同部门对 现代化的迎拒、以及思想文化界对现代性及启蒙理想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连带。这 种连带的基础何在?为什么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多时代与多空间的交错杂陈如此令人目不暇 给,居然在首肯社会的现代性这一点上,表现出如汪晖所描述的惊人一致?

  

  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不过汪晖的一个论点,值得特别重视。他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 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关怀。而启蒙主义(精确地说,1979年改革 开放以来蹒跚出现的新启蒙主义)版的这个诉求,到1980年代末叶为止,发挥过很大的批评功 能。可是一旦追求现代化成为中国国家的目标,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由于新启蒙主 义自己陷身在现代化方案的局限里,它业已「丧失了诊断和批判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份 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

  

  说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发展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动力,应该是很确实的。可是不难理 解,民族国家所仰仗的道德论述,也就是民族主义,正好是一项以现代为形式、却以前现代为 实质的论述。它的现代形式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分(国民、公民、人民),将个人由 传统、自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政治性的身份界定;它的前现代实质在于,民族主义的 论述,莫不企图提供某种自然的、文化的、或者历史哲学式的超越建构,作为民族的集体身分 所寄。民族主义这种半现代、半前现代的特色,会影响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走向。

  

  这种影响之一例,就是前述的文化现代性的发展,总是保留了一些前现代的胎记。从社会 生活的一般面貌、到思想文化的演变、到个人的身分认同,都可以见到一些传统的、天人合一 式的(cosmic-ethic)价值与规范,借着民族主义的论述发挥著作用。这类社会可能在社会现代性 方面相当先进,却无须直接面对「世界解除迷魅」的全部后果,因为这样的社会,总可以攀附 着某些无须由它自行正当化的价值基石。这样的社会,享受着前现代的安适,同时又追求着现 代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可是它的幻觉很容易遭惊动,而它的整体正当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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