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洪锡: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靠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2 次 更新时间:2012-11-12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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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洪锡  

先要弄清‘中国奇迹’的原因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高速增长的时间之长堪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承认这一点只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并无给中国政府脸上贴金,掩饰改革以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意思。陈志武等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不以为然,好像只要有‘后发优势’就能理所当然地做到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中国奇迹’可言。

但有同样‘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免费获得发达国家发明的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发展经验,而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中国却做到了。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和政策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付出的血汗值得大力赞扬并感到自豪,中国政府顺应民心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许其中有的是歪打正着的产物)也应充分给于肯定,不应该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要知道,世界上羡慕中国成就的大有人在。

而秦晖等一些学者承认‘中国奇迹’,但过于强调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为经济‘奇迹’所付出的代价,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于类似于过去南非的‘低人权优势’。他对经济发展中受惠较少的弱势阶层(尤其是农民)的同情值得钦佩,所举出的根据也不容轻视。但要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内所有的人群和阶层都获得好处。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但它很多是改革以前形成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1978年以后对它的哪怕是微小的改善也都应该得到肯定。

改革过程中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时刻不在维护自身的利益,如何弱化乃至粉碎他们的反抗,为弱势阶层争取权益是一门重要的政治艺术,我们不可能离开历史环境去苛求短时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更何况今日很多当权者已成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阻挠这样的变化。

至于那些只谈改革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绝口不提中国改革成就的人要么是不懂政治经济的门外汉,要么是居心叵测的人,不值得同他们费口舌。因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年平均9.8% 以上的高增长,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的改善,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老外们不再小瞧中国,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几十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那时因为,只有弄清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才能理解今后的中国经济靠什么才能持续发展下去的问题。现在报刊,网上到处都在谈经济下滑以及中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去向。企业盼政府给点什么政策优惠,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盼中央政府给点钱,作为投资或生活补贴。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本身不是创造财富的地方,而是花钱最多。而且花得最随便的地方,只要我们看‘三公消费’的规模和用处就知道了。靠中央政府出钱或用一些调节经济的小打小闹的政策措施来改变目前中国存在的结构性的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

那么什么是过去几十年来造就‘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呢?中国官方的正式解释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我也认为说得很对,先别给我扣帽子说我对中国政府拍马屁。要细想想,不能因它是中国官方的见解,而本能地想回避甚至否认,以此来刻意表现学者的独立性。

尽管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出现过很多问题,但毕竟是把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改革掉了,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出很大一步,而正是市场经济制度激发了13亿人追求生活质量的热情,给了为发家致富发挥个人能力的机会(尽管因人而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中国政府又把闭关自守的那一套对外做法改革掉了,使个人和企业有可能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从而使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终于把我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宝座。

改革开放不是客套话,它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我国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开口闭口谈改革,始终不说‘改革已结束’之类的话,使‘改革开放’这个词汇在中国成了类似于文法上的‘进行时’。反观美国的主流学者夸夸其谈什么‘历史的终结’,唱‘华盛顿共识’的高调,待到自己惹出来的金融风暴发生后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他们的制度也确实有一些问题。而中国从政府到老百姓一开始就公开承认目前自己的体制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不管怎样在辩论逻辑上占了点便宜。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起到强大推动作用的是那些能给最贫困的老百姓发财致富机会的改革措施。比如允许农民承包土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耕作,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做到粮食增产30%以上,水果和油料作物则增产1倍和两倍,使中国在历史上头一次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如加入 WTO使大量农民得以离开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活动,成为出口企业的打工者学习技能并增加收入。

过去这些由中国政府鼓励甚至带头进行的改革措施,使中国最穷苦的人群得到改善贫困处境的机会,尽管辛苦,但是还能看到一点希望,看到未来。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由那些为改善处境不怕吃苦的千千万万老百姓推动的,而尽可能为他们创造致富的机会则正是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最终目的所在。

谁见过8,90年代中国政府搞什么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那时候中国社会存在数不清的难题只能用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才能解决,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那样的改革措施引发老百姓的致富热情的结果而已。比如国有企业发生大量亏损,让它破产或者改制等鼓励民营化的措施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它们吸收了广大的下岗工人,民营企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要搞清楚,如今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这样规模和程度,并不是按照哪个人事先设计好的道路走过来的结果。连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曾亲口讲过,他也没有想到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竟然能够带出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惊人成就。因此他才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靠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过时了吗?

而按照近来鼓吹‘顶层设计论’的人们的说法,上面的官僚‘砖家’现在好像都已经事先知道哪个是好猫,连水有多深,暗礁在哪里都已经调查的一清二楚,下面百姓用不着搞既费时间又费力气的试验,只有按上面‘设计’的路子走就可以。但是,现在连政府当局也在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强调‘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预示‘顶层设计’的改革也不会那么顺利。

当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的时候由国家借债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等所谓的‘财政,金融政策’来刺激经济本来是发达国家政府根据凯恩斯理论调节经济波动的‘独门绝技’,但其疗效在老家也受到广泛质疑甚至批判,引发了英国的‘撒切尔改革’和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怎么如今它成了中国政府力挽经济下滑的救命稻草?难道过去中国靠深入改革,创造改革‘红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子现在就行不通了?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和70年代末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不同,没有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样广泛影响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产生的机会。这是错觉。当时的农村改革之所以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是因为它符合最贫穷的农民阶层的利益。现在也一样,只要推行符合最贫穷的老百姓利益的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唤起他们发奋图强的热情。

现在中国最穷苦的老百姓是谁? 他们是收入水平低下的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包括已经来到城市里打拼的广大农民工)最盼望得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竞争机会。也就是说他们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仍然想主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

为什么生下来农民就必须永远当‘二等公民’呢?正如张五常教授大声疾呼的那样,政府只要让那些最穷苦的老百姓拥有发挥自力更生发家致富的机会,那么,其他部分人们的生计是完全用不着担心的。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是主要由那些原来收入最低的人们通过自力更生提升收入而推上去的。

人们都说中国贫富差距和内需不足严重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除了那些城市郊区因地价上涨而暴富的‘地主们’)的收入仍然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是其根本的原因。他们遇到的条件和环境使他们想发家致富也力不从心。

尤其是那些农民工,把人生的黄金时期都贡献给城市的建设,为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流血流汗。但是他们自己却享受不到城市的文明生活,在城市里干不动了还得乖乖地回到农村老家务农,看着自己的儿女重复着自己的人生。

上述悲剧起因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制度’(要注意它和路易斯的‘二元经济’完全是两回事)。‘户口制度’同‘共产党领导’和政治制度和‘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制度一起,至今仍然成为支撑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铁三角’制度基础。

尽管‘户口制度’是形成和扩大中国城乡差别乃至贫富差别的最根本原因,但是由于长时间形成的利益结构使然,它的改革会触动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立即废除的可能性近于零。但是只要歧视农民的‘户口制度’存在一天,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扩大的趋势依然无法扭转。所以对目前的‘户口制度’要尽快改革乃至彻底废除是不容置疑的改革方向。

改革的突破点在农村土地的私有化

那么在还不能从根本上废除‘户口制度’的前提下,有哪些改革措施最能起到改善农民处境的效果呢?那就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

张五常教授历来主张土地的所有权并不重要,只要把使用权,受益权,自由转让权完全落实就同样起到完全界定产权的效果。这在理论上没有错,但它是考虑到政治因素的婉转的说法。而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能够证明完全自主支配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地契)的分量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替代不了的。

当有些地方村干部拿着为集体利益的幌子,无视农民的承包土地合同书,肆意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利的时候,农民作为没有组织力的个体只能任人宰割,毫无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而只凭承包合同,当农民离乡打工时获得的转包费收入比起私有土地的转租收入相差巨大,而且麻烦很多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更不用说有明确的私有产权的土地可以作抵押得到贷款,甚至出售后拿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作为发家致富的物质基础。

其实,中国政府迟迟不愿意把土地的完全支配权交给农民的原因,除了‘维护公有制度’的政治考虑之外,很可能是为今后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或方便的方式收回土地,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留一手的考虑。说什么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村两极分化,担心无地农民没有生活来源,会流入城市形成贫民窟的陈词滥调已经没有几个农民相信。

农民比没有种过地的政府官僚更懂得维护自己利益。再说第二代农民工们几乎没有几个人愿意再回老家务农,也不可能为了务农从头学习对他们来说生疏的农业技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和父辈不一样,父母也希望他们走出农村,不再重复父辈的人生。因此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们抱有在城市里打拼的明确意愿,不想把‘二等公民’的帽子再传给下一代。

中国若暂时不能废除导致斗志‘二等公民’的‘户口制度’,不让农民摘掉‘农民帽子’,那么应允许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关于承包期限和重新调整承包地而产生的种种麻烦,让所有的农民都有可能做好发家致富的长远规划,摆脱目前那种在城市里拼掉青春后不情愿地回乡的尴尬局面。既然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就不应该把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仍然看作是继承父辈务农的后备军。

也可能有人会担心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对今后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建设社会基础设施设置障碍。简单地说就是怕分到土地的农民都成为‘钉子户’,从而造成土地资源使用的浪费。其实‘钉子户’阻碍合理的经济发展,损害社会利益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不是没有。常常举的例子是印度的个别农民出于个人利益阻止国家级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损害社会整体的利益。

但是中国的农民也不都是那么特别地不顾社会利益,蛮不讲理的人群。近年来农民反对强征土地的事件屡有发生,其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被征地农民们漫天要价,而在于土地征收款被克扣或拖欠。也就是说由于政府没有做到应尽的责任来保护农民利益而引起的。

另一方面,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按市价全部拿走土地增值的收益,一夜成为‘暴发户’的做法明显是不合理的。因为土地增值是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那些外地来的农民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工业化和城市化才使郊区土地从生产农作物的低价值用途转变为收益高很多倍的工商业用途。土地的主人(或者有承包使用权的人)不应该不顾他人的贡献而自己独享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

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也以累进所得税的方式取走地主卖地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当‘钉子户’损害社会利益的特殊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也就是在他们那里也有‘强拆’现象。因此在中国千篇一律地主张不准搞‘强拆’,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如果以牺牲社会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来一味地迁就一小部分‘地主’的利益,那更是不可取的愚蠢做法。

但这和把土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保障农民当然的经济利益的措施是两回事。当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通过协商,合理地决定补偿金额,而且确实保障不被贪污或挪用。其实市场价格机制本身最擅长于解决此类的问题,而中国有些地方政府的暗箱操作,不顾农民利益的做法才是产生中国那些众多的土地征用纠纷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将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

把土地的真正支配权交给农民的措施产生的波及效果不亚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飞跃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会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实际资产,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消费能力,缩小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让农民能够作出发家致富的长远规划,减少巨大的交易费用或浪费。

比如,目前很多(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工尽管不想回乡继承父辈务农(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有的想继承也没有条件),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不可能在城市得到稳定的发展机会,所以把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收入大部分首先用来在家乡盖房子,以作为将来不得不回乡时的一种保险。

他们在家乡盖房时用掉的是同样的土地资源(宅基地),但住宅结构简陋,基本上是按回乡务农的考虑建造。最要命的是这些房子盖起来后长期空着无人居住。在全国范围内这种浪费巨大。农村小产权房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民们想借用市场的力量来改变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度和低效率的土地使用制度,减少土地的租值耗散。

像交通不便,缺水等生存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本来就不应该人们继续居住下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让他们自主选择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尤其是城市)。而目前的‘户口制度’却让他们只能厮守原来的户籍所在地,断了他们彻底改变居住环境,过现代化文明生活的梦想。

政府对那些穷山边寨投巨资修路送电的做法与其说是对那里住民的关怀,还不如说是得不偿失的蠢事,远不如允许他们离开那里。把农业生产条件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改成保持自然生态的国家级公园或旅游地可能更符合经济原理。至于极个别人喜欢过刀耕火种生活,把它视为‘世外桃源’,那是不需要政府支援的。要知道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在羡慕城市里的现代文明生活,盼望尽早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其实,农村有如今的城里人所向往的自然居住环境。农民过惯了,不稀罕的乡村生活和自然环境对城市中等以上阶层的家庭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东西。随着公路建设的扩大和汽车时代的到来,有钱人选择城市郊外的地方居住是自然的趋势,它自然而然地提升农村土地的价值,从而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城市和农村的自然分界线变得模糊,是世界各国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而中国却偏偏用‘户口制度’来即阻止农民进城,又阻止城里人出城,在寸土如金的城市中心建高档别墅,而玉米地旁边的公寓楼价格却奇高。由于政府限制土地供应而出现的这种怪现象恐怕只有中国才有。

在中国政府决定土地的最终用途,改革以前连农民种什么都管,现在虽然放松到农民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但仍然不允许农民改变种植意外的用途,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的土地产权。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连原油消费量的50%以上都要依赖进口。但却以保证粮食安全的理由,定了所谓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严控土地用于商业和住宅开发,以至于造成目前房价奇高,生活费用疯长的恶性循环。难道中国不怕敌对国家封锁石油进口,只怕封锁粮食进口吗?

土地如果私有化,农民受益很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预料其效果将比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还要大,从而整个国家得到‘改革红利’。但是近几年用较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取得土地,转手以拍卖的形式高价卖给地产开发商的地方政府有可能减少‘土地财政’的收入。所以土地私有化有可能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对。

当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不是完全没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地方政府来自土地的收入不见得会随着土地私有化而完全消失。前面已经说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带来的土地增殖收入不应该由农民独享,地方政府拥有通过个人所得税等手段取得其中相当一部分收入的权利和可能。土地私有化消除政府和农民因征收土地而产生的矛盾,使商业开发时的土地转让得以名正言顺。它还能切断有的开发商勾结贪官倒卖地皮轻松赚钱的路子。

总之,中国要想今后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靠那些在西方国家也广泛受到质疑的凯恩斯理论。也就是说不应该采用那些副作用很大的财政赤字政策,不要频频改动利率,增发货币来使个人和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要搞清楚,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奇迹主要靠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调动广大老百姓的积极性得来的。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政治遗产。应将改革深入下去,再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奇迹。

(完)

韩洪锡 韩国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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