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 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5 次 更新时间:2005-03-01 10: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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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而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学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因而也是每个国家的学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问题。

  

  但是,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是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在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论者们在研究中往往未经批判性的审视,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

  

  但是,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

  

  这种实践的展开,还会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一如我们所知,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都规定有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设置甚至是与聘用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对这种制度安排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说,第一,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因为批准项目的人员主要来自这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第二,项目的获得意味着项目承担者肯定能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因此,第三,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更容易发表或出版他们的论著。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一方面,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大大超出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而另一方面,获得项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只得“对付”这些项目,进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见,那种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经由在中国未加批判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此,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知识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这个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应。

  

  或许我们的回应不会很有效,但只要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我们的这种努力便能够标示出我们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意识,已然确立起来了。

  

  争鸣:薛涌: 学术就是学术

  

  邓正来先生在2月26日《新京报》上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并称“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

  

  这样的解释,未免避重就轻,转移话题。中国学术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和制度问题,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狭隘的“本土主义”思潮。从甘阳的“华人大学的理念”,蒋庆的读经,到邓先生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呼声,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阵脚大乱的现实。什么叫西方的“文化霸权”呢?“文化霸权”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舶来品。邓先生文章本身,就充满了诸如“语境化”等艰涩的西方词汇。用这样的语言来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本身就是对这种“本土主义”的一个嘲讽。

  

  学术就是学术。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借用一下人家的,这就像国产车的引擎不过关,引进一个国外的引擎一样,是起步时之必须。中国的学者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看到一个理论,不讨论这个理论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对我们认识世界有帮助,而首先要看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一种“文化霸权”。这样的习气,笔者在国外读了十年书,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一些大学,许多学者是外国人,许多讨论会都是国际性的,你很难用“西方”来定义。在人家那里,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摆脱自己文化中的思想习惯,看看“外来人”是怎么思维的,能不能借用。我们中国学者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那些西方人会马上搬过去。事实上,所谓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思潮,大都是在西方的大学校园里开始的。中国学者的问题是自己拿不出东西来,所以才一天到晚在那里谈保这个反那个。

  

  邓先生提出的移植西方学术制度的失败例证,也似是而非。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要求相关人员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当然要学。据邓先生说,我们学歪了,那些善于搞“公关”的人常常拿到科研经费,发表更多的论文;那些有真才实学但不会交际的学者反而被淘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科研经费的审批程序、出版社的经营等制度都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是不是我们的学术制度也能会更公平一点呢?如果邓先生认为不该向西方学习,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否应该不硬性要求有关人员发表论文呢?如此一来,学术评审的标准又该是什么呢?

  

  “本土主义”者们一会儿发表个文化宣言,一会儿又要反对人家的“文化霸权”。但自己却提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来。其实你到学术文化发达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人家那里,是绝没有我们这样热闹的。学术就是学术,关键是拿出成果来。嚷嚷得凶,干得少,只能说明创造性的匮乏,学术文化的衰落。(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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