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诚信问题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68 次 更新时间:2002-07-19 16: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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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红  

    

  提到经济伦理,谁都不能避开马克斯·韦伯及他的《儒教与道教》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本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名著,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韦伯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提出了独到的看法,100多年过去了,尽管对韦伯的观点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甚至认为韦伯当时由于缺少对于中国的足够详尽的资料,对中国的认识不免偏颇甚至错误,但他关于中西方的宗教社会学的比较和基本认识,所具有的指导性价值,在中国将要走向世界,要与世界接轨的今天,尤其具有意义。

  对这两本经典著作的解读文本,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也不过分,其中对韦伯的观点有褒扬也有批驳。本文无意于对这两本典籍本身做太多的评价,只想就我所关注的中国如何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做一些了解。韦伯当年试图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只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的弘扬,而在东方却没有发展,这种问题意识正是每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所应具有的。

  本文拟通过对韦伯这两本著作的学习,从中国社会所普遍缺乏的商业信用问题出发,通过对东西方信用机制的比较,从而对中国不能实现西方所盛行的信用消费的深层原因做一个了解,并且获得阻碍中国成为信用社会的答案。

  

  一、诚信

  

  诚信这个词,自从2001年中国的高考语文试卷中出现过之后,已经成为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从词汇学上说,\"诚信\"是个同义复词,即由相同意义的两个词根\"诚\"和\"信\"组成,\"诚\"与\"信\"都是表示真心,真诚,言而有信。①它反映出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在经济方面则表现为商业信用。诚信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恰恰说明了在转型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一种相互信赖的基础。中国要想发展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离不开诚信。

  现在诚信问题是困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大问题。据《江苏经济报》3月26日报道,中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

  尽管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在经济伦理的完善过程中,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中国来说,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尽量少走弯路,却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

  据说1904年韦伯到美国后,另外还写过一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对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作了补充。韦伯的这篇论文是从他的一个观察开始的: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

  原来,当时的浸信会对受洗人有严格的要求。只有那些从小就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加入。进了教派,就等于拿到了道德上的合格证,在商场上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过,就是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别人都会放心借钱给你,赊购更是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他,展延几天没关系。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原因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一般也不会隔得很远。

  关于这一点,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这\"说来容易,可是负债经营具有全面性的时候,政府发国库券,各公司发行股票,买卖房舍分期付款,学生借款上学,旅游者凭信用卡各处观光,工人以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而且人人如此,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那就并不十分容易了。\"②

  说负债经营不容易,关键是初始的时候特别不容易。在西方信用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中,新教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债权人知道顾客的新教教派,他们相信的是教派的声誉。现在的北美,负债经营早己有了一整套的法律和习惯作保证。而新教教派在在十六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时候,形成了独立自治的、坚持有道德的禁欲生活方式,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新教伦理是分不开的。

  

  二、新教伦理

  

  新教教派在十六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时候,从正统的天主教立场看,是不服教皇管教的异端,正因为看不惯当时教廷的腐败--不管做了多大的坏事,只要肯出钱,就可以买到赎罪的教谕--新教徒们才形成了独立自治的、坚持有道德的禁欲生活的教派。正是这样的教派,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没有他们,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可能就不会有那样迅猛的起飞。③

  新教伦理的主要特点在于相信救赎预定论。和所有的西方宗教一样,新教相信彼岸世界,认为人在世俗中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只有彼岸才是永恒的归宿;新教也相信原罪说,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但是新教在选择救赎的方式上不同于其他西方宗教,它认为上帝早就选择了可以救赎的对象,但是人无法得知谁能得救,人只有努力工作,完成自己在俗世中的任务,并且通过努力工作取得世俗成功,以此来表明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同时借此来增强自己的信心,信心本身也被视做上帝给予的恩典。韦伯认为,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体现在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样就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并把完成世俗事物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这种宗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得以发展核心观念不谋而合。

  新教教义的前提是对上帝的虔诚信奉,上帝的存在不能通过此生得到验证,必须等到末日审判之日,新教徒在此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在彼岸的永恒的追求,这种由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的教义使教徒们超越了血缘和地域的局限,形成广泛的深远的博爱之心,也达到了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的彼此信任。

  而据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中国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传统宗族主义,是阻碍中国人形成超越家族主义的普遍信任的原因。

  

  三、宗族主义

  

  中国有一句名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正是对中国家族主义和小宗派主义的世界观的写照。为了在大家庭中维持、调谐好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西方式的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显然不行,因此中国创立了一套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来维持家庭关系。

  韦伯在分析中国宗教的社会学基础时指出,中世纪西方发展了生机盎然的市民阶级,但是,这在中国不是根本没有,就是面目全非。中国存在的不是理性占优势的经济获取,而是一种内政掠夺的资本主义,由官员决定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家庭营利共同体受到了宗族的严格束缚。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意识使中国的宗族势力强大,也使宗族自身更加团结,并且发展成一种同政治上的统治者权力对等的势力。宗族除了支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外,明显地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限制作用,使得城市对它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异乡而非故乡。韦伯说:\"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 ④以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是传统家族文化的 外在构造。宗族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区分在于,前者主要体现出一种父系的家族结构方式和利益,而后者则是包括母系在内的更为宽泛的一个亲缘关系集合体。

  强大的宗族势力体现在对来自于族外的任何变革,都有可能发动顽强的抵抗,这不同于西方那种自由组合的工会,足以使西方大产业所需要的劳动纪律和市场对劳动力的自由筛选无法实现。虔诚的中国人的宗教义务,旨在促使自己在既定的有机个人关系里去发生影响。孟子拒斥普遍的\"兼爱\",认为这会扑灭孝道与公正;\"无父无兄,乃禽兽也。\"一个儒教中国人的义务,其内容总是对具体的人(活人或死人)、由于既定的秩序而对自己亲近的人尽孝道,但从来不对一个超世的上帝,也就是说,从来也不对某一神圣的\"事业\"或\"观念\"善尽恭顺之道。⑤

  中国人普遍信奉的\"道\"并非\"事业\"或\"观念\",它只是有一定约束力的传统主义礼仪的体现。它的戒律是\"虚无\",而非\"行动\"。因此对世人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就经济观点而言,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行为方式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因为它力图将个人一再地从内心上与其氏族成员和以氏族方式同时牢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他是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客观上的任务(\"企业\")。这种限制,是和中国宗教特有的性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宗教的理性伦理造成了阻碍,同时对经济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因为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在中国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经济上看,商务上的信赖是以个人在实际职业中经受考验的伦理品质为基础的。但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官方的独裁、因袭的不诚实、加之儒教只重视维护面子,结果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猜疑。而伦理宗教,尤其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这种内在世俗的禁欲主义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

  可以这么说,西方的信任机制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共同的虔诚信仰基础上的,而中国人的勤劳克己是一种外在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机制一方面是宗族主义对个人创造力的抑制和扼杀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人可以验证的信仰基础。世俗幸福基础之上的恩报观念能在世界上轻而易举地得到验证,那些行善者未必好报,作恶者却能长寿的现象使得信仰不能让人坚信不疑。

  

  四、双重人格

  

  在保守封闭的宗族主义的强大力量影响下,中国人对于未来缺乏一种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中国人非常惧怕未知的和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这种恐惧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表现为无法打消的怀疑,他们还排斥或者根本没有关于不算太近的东西和不是直接有用的东西的知识。\" 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的观念相当淡泊。由于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对神虔诚的信仰,心中没有上帝这个万能的神作支撑,因此缺乏单枪匹马地闯世界的勇气。

  宗族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家庭本位制的国家体制,这与西方人所持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不一样,个人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个人本位制的国家体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强调、甚至否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只有采用严格的\"君、臣、父、子\"的等级体制,社会才能安定。而西方文化中则强调和肯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各因素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缺乏一个发自内心、或由随便什么独立的中心立场出发进行调整的生活方式的统一性,这同那种由无数惯例产生的约束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这导致了中国人人格的分裂,中国人的人格自我具有外控制性特征,讲究脸面,崇尚人情,注重交往中的仪式性。

  翟学伟教授曾经运用乔治·米德的\"概化自我\"的观点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做了分析,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人可以理解成关系中的人,其中的自我就是由关系互动中造就的自我。在米德看来,人的自我由两部分组成:主我(I)与客我(Me)。主我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积极的动力,它为人自身的生存提供了内在的冲动,而客我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使主我的一种力量转变为一种可行的、最佳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行动。个体从父母和他人那里习得了交往中的各种符号的含义,并且努力去扮演他所理解的言行,最后,他已经有能力将众多的他人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概化他人\"的能力,并去符合他们的期待,这时,他就具有了全面扮演一个社会角色的能力,而他人的综合化的期待也就是社会价值、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⑦

  中国人所面对的社会期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是成圣成王的高度期望。作为中国人理想人格载体的是\"君子\",君子须讲究\"仁义礼智信\",须能顶天立地,须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须能忍苦耐劳。但是君子实在难求,即使是孔子也认识到,\"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由于中国社会资源的缺乏,中国人亦倡导节俭,倡导克制物欲,尤其反对人的寻利本能,然而即使在孔子的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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