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4 次 更新时间:2012-11-10 2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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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仅仅与助教和学生拥有相同的表决权,无疑是经由这些非学术人员的表决而侵犯了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诉愿人认为,相对于其他人员,大学教师在大学中负有特别的义务。因此,对于具备充分资格的学者,仅仅给予其与其他不具备资格的人员同等的表决权是不合理的。应当保证在大学的组织中,大学教师代表拥有明显的多数,而限制其他组别人员的参与。

  联邦宪法法院最终只是部分支持了诉愿人的主张。联邦宪法法院肯定了下萨克森州大学法的暂行法在组合大学中不同成员上的努力,但是也认为,该法在大学的组织设计上的某些措施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学术自由的实现条件,并认为在大学的各种事务中,应当区别其与学术自由的关系紧密程度而以不同的标准来建构相应的组织。这一判决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对“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的论证。其论证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二)学术自由的规范内涵

  1.学术自由的双重性质

  联邦宪法法院首先沿用了吕特判决 [22]以来界定基本权利规范内涵的“双重性质理论” [23]来分析学术自由。首先,宪法法院指出,学术自由是一种防御权,用来对抗国家的干预,“以学术的自我规定为基础的过程、行为方式以及关于探求知识及其阐释和传播的决定不受国家公权力的干预”。 [24]但联邦宪法法院重申了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规范内涵,认为出于对基本权利的效力的原则性强化,基本权利应被看作宪法的基本决定而成为适用于一切法领域的客观价值秩序。这种价值决定也包含了基本法中的学术自由。作为一个价值决定,学术自由就不仅意味着排除国家对学术自由的干预,也意味着,它要求国家的保护。国家要以积极的行为,保护并预防这项自由被掏空。

  2.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给付行政的个人参与

  那么这些保障学术自由的积极措施包括哪些呢?联邦宪法法院认为,首先当然是国家提供人员和财政支持。如果没有合适的组织以及相应的资金,学术活动就不可能展开。特别是,在当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是非常关键的。这在法律上属于给付行政的范畴。

  然而,要保证学术自由的实现,还必须保证研究者能够参与到这些国家给付的决定中去。也就是说,在此给付行政的过程中,大学中的不同成员应该都能有组织上的途径参与进去。享有学术自由的人,必须能够参与有权决定分配资金的组织,如果他们不能参与相关的组织,就无法保证获得学术活动所必须的资金和其他条件,从而学术自由也就无法实现了。在这种意义上,宪法法院认为,学术自由作为客观价值秩序,增强了学术自由在参与权层面的规范内涵,“参与公共给付的提供逐渐成为学术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那些由基本法第5条第3款的价值决定所产生的基本权利主体有权要求国家采取包括组织方式在内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其基本权利保障的自由空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唯此其自由的学术活动才成为可能。” [25]这里,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本案中最为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认为:基本权利的效力同时也及于组织措施。如果没有恰当的组织,学术研究者就无法决定学术活动所必须的资金和其他条件的配置,从而使得学术自由不可能实现。一个学术组织的特定构成方式,会预先地影响其决策的结果。如果组织方式不当,个人的学术自由就无法避免被妨害。

  (三)立法者在决定大学组织模式上需考虑的因素

  然而,在联邦宪法法院看来,就如何决定大学的组织,立法机关却拥有充分的形成自由。大学组织并无唯一的模式,也不应该遵循唯一的模式,“一个合乎宪法的大学组织的标准仅仅在于:借由此组织,‘自由的’学术是否成为可能,其运作是否能不被危及。” [26]也就是,立法者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大学组织的模式,只要能保证学术自由的实现即可。但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

  1.学术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协调

  虽然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并科以立法者如此重大的义务,但立法者在决定大学的组织模式时,却不能只考虑学术自由,还应该看到大学在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功能。现代的大学同时兼具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功能。大学的学术研究功能与教育、训练功能相互交织,不应该把大学看做是纯粹学术性组织。当今的大学,优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教育出大量的专业人才,以符合职场之需求。因此,在大学组织的设立上,就不应该只考虑到其作为学术研究场所的功能,还要考虑到大学的其他功能,也就意味着要考虑到大学里除大学教师之外的其他人员,包括教学科研的协同人员、学生以及服务人员的利益,使得大学中不同人员的利益能够协调一致。在此,学者个体的学术自由不可能毫无限制地、无条件地被考虑,而是要考虑其与其他人员的合作,以及大学里其他人员的利益。

  2.大学教师的突出地位

  基于此种考虑,立法机关制定大学的组织规范,就必须让不同类型的人员都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这样才能协调和保障所有成员的利益。尽管如此,却必须强调,就大学的基本功能而言,大学教师毕竟不同于其他人员,所以必须在组织规范中保证大学教师的“突出地位”。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考虑到大学教师是大学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学术活动的领导者,因此,基本法第5条第3款仍然赋予了大学教师以一个突出的特殊地位。“如果基本法第5条第3款设立了学术自由的原则,那么,对于那些在研究和教学上特别值得信赖的大学教师们,基本法第5条第3款也是给予了一个突出的地位的”。之所以认为具有教授资格或者其他相当资格的大学教师在大学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乃是因为,这些教师基于其基本训练,承担大学的研究与教学任务,被视为是大学学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对大学功能的实现和大学的学术地位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他们是与学术事务最密切相关的组群。而且,不同于学生和其他人员(包括学术和非学术人员),他们是大学中最具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人员,因而也是受到大学组织的决策影响最多的人员。由此,立法者在决定大学的组织架构时,就必须考虑到大学教师的特殊地位,而不能与其他组别等同视之。

  (四)区别对待:协调大学中不同利益的宪法标准

  基于对大学的学术功能和其他功能的综合考虑,以及对大学教授和其他人员利益的充分考虑,联邦宪法法院最终提出了一种对大学事务的划分方式,并认为,决定不同事务的组织,其形式也应不同,立法者针对不同组织的形成自由也有大有小。对于那些不影响大学成员的学术自由的组织规范,立法者具有较为宽泛的形成空间。但是,“对于那些‘与学术关系重大’(wissenschaftsrelevant)的事务,也就是直接关联研究与教学的事务,立法者的形成自由则受到限制。” [27]按照这一标准,凡是与学术关系有极密切关系的事务,就应该尽可能由教授们自己决定,在决策组织的构成上也以教授为主。这种做法可以保障大学教师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保障其学术自由。但这并非意味着其拥有超越其他组别的,在处理大学各种事务上的全面的决定权,也不意味着大学教师在大学自治行政组织中当然拥有多数的表决权,而是要考虑到各项事务的具体性质来配置组织中的代表比例和表决权比例,通过区别具体事务的类型,来分配决定权。

  (1)在教学上,在大学教师之外,其他学术人员也履行着重要的职能,大量的教学任务是由助教等学术人员承担的。因此,在教学事务的决策上,必须给予这些人员相应的参与和表决权。同时,教学事务也直接涉及学生的利益,因此,调和教学者和学习者的利益是正当的。与之对应,非学术人员在教学上完全处于服务者的地位,因此不必考虑给予其参与权。

  (2)在直接涉及学术研究的事务中,参与决定权在各个组群间的分配就应该遵循更为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唯有参与学术研究活动的人才能参与决定。在这方面,除大学教师外,其他学术人员当然不能被排除在外,但非学术人员则没有参与权。大部分的学生也并不符合参与学术活动的标准,虽然其在学术活动中可能有一些贡献。即使立法者认为也应该给学生一定的参与权,也主要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事务也可能对教学产生影响。

  (3)对于其他的一些事务,则应考察其“学术相关性”而加以区别对待。比如,对于教授的任命,应该看到教授是大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真实主体(eigentlichen Tr?ger),任命教授是与学术自由最密切相关的事务。对于教授的任命,不应该考虑由非学术人员的参与。而学生也同样缺乏考察拟任命教授者的学术水准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学生可以提供拟任教授者在之前的教学活动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同时教授的任命决定也会影响到学生未来的学习,因此可以考虑给予学生一定的参与决定权。但无论如何,由于任命教授与学术自由强烈相关,因此,必须让大学教师拥有决定性的影响。

  (五)《暂行法》在组织保障上的不足

  基于前述的标准,联邦宪法法院审查认为,“暂行法”组合了大学教师、学术人员、学生和其他人员这四个组别,并且没有简单机械地按照人数多寡来分配大学事务的决定权,而是依据各组别的功能、责任以及在大学中的时间长短来划分等级,并且也考虑到了教师群体在大学事务的决定中,应该具有超越数量关系上的优势。这些规定,都是合乎前述的学术自由组织保障的标准的。但是,联邦宪法法院也指出,这些规范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

  1.“暂行法”第2条第2款关于大学教授组别的划定,违背了“组别设置的同质性要求”(das Gebot der homogenen Gruppenbildung)。 [28]按照这一要求,同一组别内的人员应该具有同质性,由此才能真实反映同一类型人员的利益和需求。然而,在“暂行法”第2条第2款中,讲座教授、讲师甚至从事学业指导的人员,尽管其各自的资格完全不同,其所承担的功能和职责也不相同,但却都被划入大学教师的组别。这其中,有些是取得了教授资格的可以独立从事教学科研的人,而有些则只是受其指示而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有些是长期对整个学科负责的人,而有些只是短期地或者只是从事辅助和补充性教学工作(比如复习课)的人。

  这种组织设置显然会稀释那些真正独立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的参与权,使其基于自身的学术需求而参与决策的机会减少,最终大学行政的相关决策可能会妨害其学术自由。这种不适当的组织措施,对具备教授资格的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构成了威胁。

  2.任命委员会的构成,未能体现大学教师在决定“与学术关系重大的事务”的突出地位。任命委员会是由大学教师、学术人员和学生代表以4:2:2的比例构成。在这个比例中,大学教师并没有占据多数。大学教师的任命,属于“与学术关系重大的事务”,能够直接影响学术自由的实现,以及大学的学术功能的落实。对于这样的事务,具备相应资格的大学教师并不拥有多数的表决权,而不具备资格的人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具备资格的人应否被任命,宪法法院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会影响大学落实其学术功能的能力,也会妨害大学教师个体的学术自由。

  

  四、理论基础:从“制度性保障”到“客观价值秩序”

  

  大学判决所阐述的“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理论,并非是在某特定领域、基于特定社会背景而偶然产生的理论。其与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的传统思维,以及二战以后德国基本法时代对基本权利规范内涵的新的诠释有必然性关联。要理解“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的内在理路,就有必要对其与德国“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以及“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学说的关联予以考察。

  (一)施米特以来的“制度性保障”理论

  通过组织措施保障基本权利的理论,与自卡尔•施米特以来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理论有学理渊源。卡尔·施米特在其1928年出版的《宪法学说》中提出,应将基本权利与“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elle Garantie)进行区分,认为某些在宪法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制度,是由宪法所确认的,因此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而不能允许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而予以废弃。 [29]施米特提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基于两个背景:首先,在魏玛宪法之下,立法机关居于中心地位,除了立法程序外,其立法权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这使得宪法的规定有被立法机关掏空的危险。特别是针对基本权利,魏玛宪法基本都允许立法者通过法律予以限制,这使得基本权利的保护处于危险当中;其次,在魏玛宪法之下,还不存在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就是还没有像二战后的基本法时代那样设立宪法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是否违宪,特别是是否不当限制了基本权利还无法进行审查。在这种情况下,施米特提出区分“基本权利”和“制度性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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