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0 次 更新时间:2012-11-09 22: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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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陈宜中  

  

  四、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人口过剩、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陈:我们再转换一个话题。很想听你谈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你观察宏观经济问题的思想方法是什麽和大陆主流经济学家有什麽区别?

  朱: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三大区别:第一,我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不包含对现政府经济政策服务的意识,第二,不是讲短期,而是讲中期。所谓中期至5年左右的时间区间;第三,对长程有影响的经济现象。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其宏观经济中都会存在着增长放缓、失业、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之类的问题。人吃五谷杂粮经春夏秋冬没有不得病的道理。当代世界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瞬息万变,宏观经济自然会波动。在我看来,说中国宏观经济存在问题,是指这些问题具有独特性、制度性和长远性。

  陈:所谓特殊性制度性和长远性指什麽?

  朱:还是先从具体问题入手,再来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着若干过剩。第一是人口过剩;第二是产能和产品过剩;第三是货币供给、资本和投资过剩。这三大类型的过剩无疑具有中国特色,而解释这三大过剩的内在逻辑必须从制度入手。不仅如此,这三大类型的过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势必是长期的。

  陈:具体解释?

  朱:人口过剩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问题。在特定制度下,人口过剩不是仅经济问题,又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中国的体制下,特别是六四之後,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的第一大问题。为了实现这样稳定,必须解决就业问题。在人口本来过剩的情况下,私有经济严重压抑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依赖於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只有在政府参与下的投资,才能不断扩大就业机会,缓和人口过剩造成失业自然增长。而过度投资,必然导致生产产能的过剩。而产能的过剩,必然导致产品库存增大,产品过剩。

  刚才是讲人口过剩,就业压力,投资扩大,产能产品过剩这是一个逻辑。还有另一个逻辑。因为中国持续地扩大基础货币规模,储蓄居高不下。从贷差变为存差,存贷比持续上升,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人们把这种现象说成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供给过剩,也就是钱太多了,毛了。这麽多钱,导致了中国资本膨胀。於是,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开工,避免失业,拒绝减产,造成产品过剩的不断扩大。另外一个方面,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维持投资规模,形成更大的产能。这是中国经济最深刻的矛盾所在。其背後是由中国当下的政治制度所控制。

  陈:中国的产能过剩,产品过剩,是不是可以通过扩大需求开发市场来解决?

  朱: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中国实行金融垄断。各级政府公司化,所以对投资不仅有决策权,而且有操作能力。但是,中国的党国体制再万能,却没有办法解决国内民众的强制消费问题。不久前看过一个资料,是讲生产能力怎样大於居民消费能力。2010年的数字,居民的消费总额和工业生产部门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之间的差距大约在3.5亿人民币。其中以彩电为例,2000年前後,彩电生产量是300万台,销售量是100万台。2010年彩电生产到了1.18亿台,消费量是4000万台。但是中国的彩电生产依然在高速膨胀。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彩电行业消减生产,必然导致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减少彩电行业的生产规模。这是各级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於是中国政府就推动彩电下乡,让没有彩电的农民购买。但是,却因为电费过高,农民并没有因此刺激对彩电的需求。至於国际市场,中国彩电的份额早已达到极限。显而易见这样的模式可以躲过初一,注定躲不过十五。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是通过经济危机加以调节,失业扩大,经济萧条。但是,在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压低工资,维持相对低收收入,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恰恰又破坏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於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陈:不论是产能过剩还是产品过剩,其背後不都是资源浪费吗?

  朱:是的。不论是根据官方资料还是学者调查,中国制造业设备利用率仅有70%左右,大约1/4设备闲置是没有争议的共识。钢、铜,塑料材料生产,据说闲置率高达50%。有些新兴工业,集成电路板,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也过剩。生产设备的闲置,就是各种资源的浪费。

  陈:难道中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痼疾吗?

  朱:非常难。有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一个是中国是许多跨国企业的生产中转站。他们的生产量往往大於中国市场需求量。因为,多余部分用於世界其他各国市场。他们往往高估市场的扩张能力。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为了自身的财政收入和增加就业,大力扶植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扩张。说到国际市场,一方面西方消费模式在转型,趋向更节约更环保的消费模式。各个国家的企业家生产商供应商消费者,都开始警觉和抵制中国对世界市场的过份扩张。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销售阻力越来越大。反过来会加剧中国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

  钱:所以,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建立生产基地,以解决资本过剩问题。但是,是否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趋於紧张?

  朱:道理是这样。中国在过去五年间,中国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生产制造、贸易国,继美国之後的资本输出国。但是中国的资本输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一帆风顺。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抵制。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世界变了。海外资源越来越短缺。例如石油资源。不是说中国有了资本有了钱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到这些行业的。在中国所要进入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是民主制度。中国的投资要面临着这些国家的法律程序。还有,所有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工会组织。处理劳工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过在中国本土。当然,还有经营管理问题。管理人才和劳工培训。

  我注意到中国一些在海外的投资者不论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他们受到太多关於殖民主义时代的影响,以为可以在21世纪的今天重复20世纪,甚至19世纪殖民主义者的故事,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非洲一些经济相当落後的国家,也不是谁有钱就欢迎谁,中国在海外不仅遭遇到扩大中国制造产品市场的越来越多的阻力,而且还遭遇到购买资源产品和投资资源产业的有形和无形的阻力。

  陈:您怎麽看中国的房地产业?房地产也是否也是供大於求的行业?

  朱:房地产成为中国主要的产业,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地方财政造成的。还有一个是,中国过剩的资本实在没地方可去,只能够流向房地产业。中国因为国土太大,它的房地产业是从大型城市扩张到二级城市,从二级城市向三级城市扩张。於是,房地产、城市化、资本过剩,变成同一个问题了。

  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业所吸纳的货币的总量,是天文数字。只有当整个中国县一级城市都盖一遍房子之後,这个过程才会完结。我认为,这大概还需要三到五年左右。请注意,中国的房地产业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向二级城市、向三级城市推进,中国活生生地把城市化的水平从百分之30左右,变成了百分之50。

  陈:查一句话,这麽一种大跃进式的城市化运动。

  朱:没错。这次中国的城市化大跃进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其副产品消灭了中国成千上万的自然村和改变了中国的传统农村分布。

  还要补充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既造就了背负巨额房屋贷款的房奴,也造就了因为拥有房屋资产的有产阶层。例如,只要是原本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只要过去享受过单位分房,或者旧家拆之後的房屋补偿,大多数就不是真正的穷人。这种情况也适合二级城市,甚至县市的居民。

  至於中国的房地产也是否也是供大於求是事实,其指标是空置率。在中国,商品房的平均空置率不会低於百分之十,当然严重。如此下去,会触发中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2100年初,中央政府不惜代价和不遗余力的打压房地产业。

  陈: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解释,资本过剩是指因为利润率下降造成的。不存在着绝对意义的资本过剩。只有相对意义的资本过剩。中国现在的资本过剩是否也可以认为是相对的资本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呢?

  朱:这个问题又触及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要害问题。经过持续二十余年高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原本存在的二元经济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在加大。不但存在着现代经济也存在着传统经济。具体怎麽解释呢,在实体经济中,在区域中,存在着发达地区和落後地区,在金融经济中,存在着国家垄断的现代金融体系,和游离於这个体系之外的民间金融体系。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灰色经济,和灰色收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对於国家垄断控制的行业和部门,资本是充裕甚至是过剩的。但是,对於大量中小企业,私有经济,他们始终面临资本供给不足的压力,无法摆脱资本饥渴症。中国资本的相对过剩,其实和利润率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制度有很大关系。对於某些国家垄断行业和部门来说,他的利润率再低,资本也不会减少。对於民营经济有利润率再高的行业,也不意味着国有资本的供给就能进入。

  陈:再想和你探讨一个问题。按照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逻辑必然导致萧条和经济增长率下降,反之,货币资本投资过剩,势必推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这两个经济逻辑其实是矛盾的。在中国现实中,这两个逻辑是怎样互相影响的,又产生哪些後果呢?

  朱,这个问题太尖锐了!中国的宏观经济长期纠结於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压力之中。又要防止经济过热又要维持经济增长。所以,你看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关於宏观经济分析和对策,几乎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当经济紧缩时,主张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强调刺激增长,反之,又要避免经济过热,主张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翻来倒去。在我看来,中国的主要压力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这是因为考虑中国经济问题一定要把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变量。中国的财政收入多年来两倍於GDP增长。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实体和投资主体。在举国上下批评的公款吃喝、小汽车等问题,除了造成贪腐之外,也支撑了中国多大的GDP。巨额维稳费用,造成新的利益集团之外,同样也支撑了中国的GDP。只要维持现存的政治制度,中国就会以避免通货紧缩维持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继续投资下继续投资;在产品过剩的情况下,继续生产。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继续增加居民的名义货币收入。这是一个宁肯要经济过热也不可能要经济紧缩的政策取向。

  至於这样的政策能走多远,走多久,对於每一届执政者来说,是不关心的。对於受过正规经济训练,在西方社会生活人来说,理解中国这种特有的经济现象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还不让失业,中国生产的东西积压得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到达一个极限,其最终的後果就只能是失业规模完全失控。也就是说,中国的危机不会是一种从10度到20度、30度的逐渐扩散的危机,而一定是一次性大危机。

  我作一点具体分析,有助於人们理解这个问题。财政补贴是中国政府介入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可忽视的手段。为了刺激出口,政府可以用各式各样的财政补贴。在小骄车工业严重过剩,国产汽车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国产汽车进行补贴。我甚至想过,中国如果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重点行业和相当多产品的和类补贴,中国经济立即陷入到紊乱,甚至崩溃的境地。所谓技术创新产品几乎也得到各类补贴。

  陈:货币供给过大是如何抵销产能过剩或产品过剩,价格走低的?

  朱: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通过事例来加以说明。我讲以钢材和煤炭。先讲钢材。中国钢材严重过剩,导致产品积压。形成钢材价格下降压力。因为中国严重的货币过剩,相当多的资本流入钢材领域。当钢材价格下降到一定时候接近成本区间,资本就会涌入,超常吸纳屯积。但钢材市场情况变化,他们会抛售钢材变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涌入钢材领域,不仅可以有效地阻止钢材价格过度下跌,而且因为对钢材资源的垄断,会导致钢材成为推动下一轮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所以,钢材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生了一个复杂的交叉机制。煤炭也是如此。和钢材相比,还受制於运输能力。而运输能力是长线投资。因此,煤炭的价格波动,不仅受煤炭产量影响,也受资本对煤炭影响和运输能力影响,是这三者交叉平衡的结果。

  陈:看来您基本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本质上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你也非常重视,资源短缺和资源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朱:当下历史阶段的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货币供给过大,是推动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机制的形成是通过实体经济的。主要是通过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升实现的。这样说吧。中国必须经济增长,必须扩张投资能力。中国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剧世界范围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吸纳更多的货币。进而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最终导致整体性全方位的通货膨胀。

  陈:所以中国的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是不可分割的。

  朱:是这样。但是,如果不能建立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增长一定是少数人受益。这样的高通货膨胀一定是多数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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