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3 次 更新时间:2012-11-09 22:04:56

进入专题: 改革   国家资本主义   国进民退  

朱嘉明 (进入专栏)   陈宜中  

  

  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陈:「六四」之後,中国一度「反和平演变」,改革有可能倒退的局面。所以,人们一般认为,是邓小平的1992年「南巡」,扭转了这种可能性。所以,邓小平的1992年「南巡」得到中国官方历史和民众的高度评价。你如何看「六四」之後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形势?

  朱:邓小平「南巡」是重要的。但是,在评论邓小平「南巡」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六四」之後的中国,是否可以真的放弃经济改革和开放,重新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开展「反和平演变」?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置中国进入不可逆的历史时期。首先,几亿中国农民不允许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彻底土崩瓦解,完全没有可能复辟;其次,「计划经济」制度完全支离破碎,别的不讲,只讲价格体系。1988年价格闯关之後,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而且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已经开始由市场决定价格。双轨制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并轨;第三,中国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各种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处於全方位试验阶段。没有什麽力量能够停止这种大趋势;第四,社队企业没有因为六四事件而影响它的扩张和膨胀;第五,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区,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对外贸易扩张的局面已经形成。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实力,和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形势比人强。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势,并非是人们相像的,可以由几个反对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诸如陈云的「鸟笼经济」的思想,或者「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所能扭转和改革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重蹈苏联复辙,并非因为「六四」的镇压,实在是受惠於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换句话说,「六四」以後,江泽民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团成为了

  1980年代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邓小平「南巡」,并非是担忧改革倒退,不存在要重新启动改革,因为改革不可逆,而是关注他们开创的共产党制度十分可以延续。因为邓小平深刻的意识到,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他的「发展是硬道理」和「南巡」的根本意义所在。

  在这一点上说,邓小平是有历史远见的。但是,人们还忽略了邓小平「南巡」的真正後果,那就是:彻底排除了在中国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就是要避免人们重新解放思想和重新评价「六四」,是一种新时代的「愚民政策」。应该说,这套政策对延续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作用的。

  陈:按照您的意思邓小平「南巡」,其实是六四後经济改革开放道路和1980年代道路的分水岭?

  朱:完全是这样。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不可逆的经济格局,经济起飞,为後二十年经济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如何继承这份遗产对中国走向关系重大。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三个基本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遗留了至少两种选择。

  第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这样曾经经历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济改革中,选择市场经济取向,却需要政府来完成,使得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实际作用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并且形成对政府推动改革的路径依赖。以农村改革为例,1981-1985年,农村改革每年都是以中央1号文件,这个问是困惑了1980年代改革的全过程。或者是放任政府在改革中作用膨胀,或者是首先设计对政府本身的控制。因为对政府本身的控制是政治改革的范畴。所以,在1980年代,在中国决策集团形成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共识。然而,「六四」之後新上台的中国统治集团做了前一种取向,那就是放任政府的权力无限制地膨胀。後来的制度性的贪腐,其实是这种取向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应该允许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此,需要地方政府有自主权。赵紫阳有足够封疆大吏的经历,了解地方政府的需求,在1980年代尝试了包括「分竈吃饭」的财政体制,希望给地方政府较多的财政资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互动的关系。1992年之後,重新建立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政治和财政体制。设计了所谓的「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而地方政府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投资扩张,最终酿成人们现在熟知的土地财政,进而发生了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和房地产商的畸形结合,而且尾大不掉。

  第三个是如何平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在198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主要思路,一个是通过实现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单一所有制;另一个是通过刺激复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民营企业的比重。1992年之後,中国的重点集中在所谓国有企业的改制上,其後果一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为与政权接近的利益集团劫取;二是有些行业完全进入国家垄断状态,像石油,电力,通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改革遗产,并没有得到正面的使用。民营企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总的来说处於被限制,被压抑状态。总之,1992年之後的中国在面对1980年经济改革的遗产的多种取向中,在关系是抑制还是放任国家垄断几个关键方面,选择的不是好的,而是坏的。

  陈:您最近在台湾的几次讲话中谈及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能够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朱: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一个概念。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在市场和私营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残余计划经济制度和发育不良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有这样几个重要特征:第一,金融垄断。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资本、货币、金融、银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後,伴随着货币化和金融制度的货币化,原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非国家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以建立国有金融和非国有金融的良性竞争。但是,自1992年之後,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做过多次整顿。例如,关闭了众多地方信托投资公司,一次一次打压所谓地下钱庄,即民间金融, 压抑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最终实现了国家对金融的绝对垄断。後来, 人们一度以为四大国家商业银行上市可以改变这种垄断局面,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恰恰相反,这个四大银行股份化,集中反映了中国国家金融垄断的现代化。第二,政府控制资本市场。「六四」後,开放了上海了深圳股票市场,初期人们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赋予很多一厢情愿的解释。二十年後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不过是国有企业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上市国有企业左右着的资本市场。导致了中国资本、资源完全按照国家的垄断意愿倾斜和分配。第三,如前所述,国家完成了对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三大领域的垄断,不仅没商量,而且日益加剧。中国通讯业崛起与IT革命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然而,没有加剧自由竞争,却加剧了政府更为强烈的垄断意识。表面上,中国通讯业由三大公司组成,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公司的三个分公司。因为三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美国在20世纪,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任何财团对通讯业的垄断,最後一次是彻底分解了AT&T。与美国通讯业比较,美国是私人垄断,中国是国家垄断.进入2010年代之後的中国,真正的非垄断的行业,几乎都是那些附加价值相对低,技术含量相对小的,劳动密集的行业和部门。有些行业,表面上没有国家垄断,但是却是国家所支持的企业控制着市场份额的主体。例如,钢铁工业。

  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始於邓小平「南巡」後,1990年代中期?

  朱:这样说是对的。始於1990年代中期,经过加入WTO彻底完成是2008年。

  陈:在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中,2008年之所以重要,是不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大规模的实行了「国进民退」的政策?但我注意到,包括最近《经济学人》的评论,有很多人质疑「国进民退」之说。他们说,民间部门占GDP的比重愈来愈大,甚至说中国的经济奇蹟主要是民间部门的功劳。您怎麽看?

  朱:中国民间企业问题的要害是:他们如果离开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扶植,很难成长起来,无法独立生存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主要行业的上游和下游都不在国营资本手中,中小的民间企业只能去和大型国有企业结合,由国有企业给背书,才能获得贷款,或才能获得官方订单,解决市场问题。总之,中国民营资本必须依附国营资本,成为他们的附庸。2008年的「国进民退」之後,波及了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因为在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也要顾及资本成本,而国有企业的是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正在大举进入一切有较大利润空间的行业,例如,房地产业、零售业和餐饮业。中国的钢铁企业大规模地投资养猪业。零售业被垄断之後,小商、小贩、小工厂的东西卖不出去了,没有市场了。

  很多行业被垄断资本重组,包括修鞋业也没有逃脱。这种无孔不入的垄断,不仅意味着私人资本进入很多行业的门槛迅速提高,而且导致现存的私人资本生存空间日益狭小,逼迫私人资本退出也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

  陈: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地方和基层有哪些影响?

  朱:示范效应。中国是大国。虽然中国至今拒绝联邦制,地方自治程度普遍低下,即使法律上规定的各种自治区域的自治程度也是名不副实。但是,在经济层面上,各级地方政府都极其可能地扩大其实际权力。

  中国在垄断方面,中央一级的垄断不可能覆盖到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和地域。所以,各个省,在其控制范围内建立其可控制的垄断企业,甚至市和县一级,甚至基层也是如此。换一种说法,这个已经出现了从国家一级到省、市级化,县级化,甚至入基层化。以县一级为例,也会有由县政府投资和控股,不容许他人染指的单位、行业和企业。中国的当下的垄断已经高度的科层化,形成了渗透到基层的金字塔式模式。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会明白在中国的县一级,甚至乡镇和村一级,都会产生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和个人。

  陈:你刚才提到WTO,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起了什麽样的作用?

  朱:中国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条件,那就是冷战前後兴起的这一轮全球化。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经济主体跨国公司化;世界经济主体无边界化;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分离化,最终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因为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的成功,进入1990年代後,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最有潜力的、最有爆发力的新兴市场。在这次全球化的分工中,世界跨国公司,都愿意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基地,中国也确实成为了世界加工厂,最大的贸易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通过给予跨国公司一系列优惠,换取中国需要的外资和国际市场。相应地,中国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改造企业制度。建立中国国家垄断的围墙。对此,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愿意合作。例如,中国国家对金融业、银行业的垄断,其实是在西方大型金融企业的支持下完成的。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就是国家垄断的建设银行和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合作建成的。中国的H股,中国在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上市,都是与西方支持分不开的。

  陈:那麽你怎麽解释中国政府和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的bargain和一定程度的冲突呢?

  朱: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当代世界上,货币是国家垄断的。不同之处是民主制度下的货币毕竟受制於民主政治的架构。而在集权政治下的货币,则是一种绝对垄断力量。

  中国的人民币原本是没有任何含金量,也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和金属储备来支撑它的价值。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货币化,为了维持人民币的价格稳定,中国从来以人民币和美元直接挂钩作为既定国策。到了朱镕基时代,中国开始将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部分,购买美国国债。表面上是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债主。各别时候甚至是第一债主。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到达支撑人民币的价值的目的,巩固国家对人民币的垄断能力。2005年之後,所谓的人民币汇率变化,主要是升值趋势,其实是相对於美元的一种被动变化。人民币作为从属於美元的货币,美元的贬值使得人民币的升值成为不可避免。中美之间不仅汇率挂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朱嘉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国家资本主义   国进民退  

本文责编: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943.html
文章来源:《思想》

1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