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7 次 更新时间:2012-11-09 2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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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陈宜中  

  

  二、回顾1980年代

  

  陈:您是中国大陆第一届研究生,为何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业经济研究所?

  朱:当时,犹豫过是考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还是国有经济专业,最後还是决定工业经济。回忆起来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我相信中国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工业经济与工业化关系紧密。这背後还是「实业救国」的思维。其二,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於1978年4月,生机勃勃,主要负责人都很有传奇的经历和故事。例如,所长马洪曾经是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此人的能量很大,他是1920年前後出生,当时也不过60岁左右。副所长蒋一苇曾经是重庆共产党地下党的骨干,办过《挺进报》,又当过右派。党组书记是陆斐文,延安抗大毕业生,是共产党内少有的主管过大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女性经济专家。朱镕基也是工经所的。他们都参加过五十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对中国的工业和国民经济有丰富经验和实感。

  陈:从1978年至1981年,你读三年研究生期间,恰恰是中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时刻?

  朱:没错。生逢其时。刚刚开学不久,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听到公报十分激动。那时的我决定参与经济改革,从经济入手和从体制内推动中国变化。但是,对於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仍然十分关心,每天下课之後乘22路公共汽车去看那里的大字报。

  但是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址,是暂借北京师范大学,办公室和一些课程在临时木板房里。但是,老师有意思。孙冶方等名人都来上课。研究生院的院长是周扬,实际负责人叫温济泽是个生机勃勃的老革命。我是同学中最早发表学术论文的,我最早主张社会主义需要竞争,该文1979年夏天发表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引起关於社会主义和市场竞争关系的讨论。之後我参与创办校刊《学习与思考》。

  陈:你是如何参与到经济改革之中的?有你在内的「改革四君子」上书是否是你直接参与改革的重要契机?

  朱:我参与经济改革首先因为马洪。1979年,国务院组织了四个小组,着手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设计,其中的一个小组是「经济结构组」,我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全面的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演变和问题。由此,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见。

  至1980年年,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全面显现。人们在如何面对改革和调整的关系上颇有分歧。这年秋冬,我试着用当时所学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在「经济结构组」领悟的结构分析方法,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语言去分析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形成了一篇很长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与同班的黄江南多次讨论。黄江南曾经也是黑龙江兵团的,当过工农兵学员,专业是数学。黄江南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创见,他是中国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法,提出了实际上和科尔奈(János Kornai)相同的短缺经济学。而我们那篇东西的本质,就是建立在短缺经济学理论上。但是,黄江南的弱点是动笔不勤快,不能将自己的isx1变成最终产品。因为,这篇大文章涉及中国的农业问题,黄江南建议找翁永曦。文革时,翁永曦是高二,後来上山下乡到东北,当过农村大队共产党书记,也是工农兵学员,在北京大学学习国际关系。提出「跟工农兵划等号」。毕业之後,再次返回农村。

  1980年代初,因为中国农业经济的泰斗级别的杜润生,翁永曦回到北京,先後在《农民报》和「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翁永曦除了熟悉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外,还有历史大视野,曾经提出过「中国百年复兴」设想,很为胡耀邦赏识。有了翁永曦的加入,这篇文章改的进一步丰满。之後,因为林春或者李银河的建议,又结识了王岐山。那时,王岐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所民国研究室工作,之前是西部大学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在西安碑林工作过一段时间。此时,我们四人的领域包括了工业,农业,历史和国际关系。所谓的「改革四君子」的组合就是这样。最後定稿的文章的题目是《关於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这篇文章的定稿地点是车公庄旁边的北京市委党校。因为黄江南,我们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当时,林春或者李银河也在这里写什麽东西。

  陈:你们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什麽?据说也为当时中国经济决策领导人所接受。

  朱:这篇文章的思想其实很简单:1980年前後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实体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双重问题。我们用「结构性经济危机」概括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是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提出计划经济制度存在经济危机,确实是有历史勇气的。我们进而分析了现场「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机制,得出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社会总需求全面超过社会总供给,实体经济的能源和非实体经济的财政是国民经济的最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刺激短线部门发展,实行有限的中央财政政策避免经济萧条,对容忍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扩大出口。我们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必须改革,因为改革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这篇文章因为有一个後来流传甚广的24字方针:「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显然,这个概括导致後来诸多的误解。

  客观地说,这篇文章的理论基础有包括对计划经济制度批判和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开创了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对策性研究的先河。

  这篇文章得到了姚依林、陈云和赵紫阳的支持。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赵紫阳开门见山地说:作为共和国总理和不倒三十岁的年轻人讨论国民经济,这是第一次。陈云在不久的中央一次会议上公开肯定了我们的对策思路。形成这样的结果,首先因为王岐山先向他岳父姚依林做了汇报,姚又当面仔细听取了我们的说明。

  我们四个人是尽可能的低姿态,但是,因为文章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和其他内参的发表,在北京的影响很快扩散。不知道是谁开始称我们是改革四君子。当然,还有人称我们是「工业党」,因为我和黄江南都是学工业的,以区别由陈一谘发起的「农村发展组」。

  王:是不是当时陈云和邓小平,或者赵在经济政策上似乎并不一致?你们对赵紫阳还有哪些观察?

  朱:在1980年代後期,陈云和姚依林在中国改革问题是无疑是跟不上历史的,与邓小平和赵紫阳比较,趋於保守、甚至僵化。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在陈云、姚依林、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在哪个时候,就对国民经济的熟悉程度,几乎没有什麽人可以超过陈云和姚依林。我们私下称姚依林为「姚公」。在那个时候,邓力群也是为经济改革摇旗呐喊的,而且全力支持陈一咨的「农村发展组」。

  至於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特例,他有过广东、内蒙和四川的诸侯或者封疆大吏的经历,不仅懂得农业、工业、对外经济,而且有改革意识。赵到了四川之後,除了农业,最大的事情就是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我们对赵紫阳的最大印象有超常的记忆、理解和学习能力。

  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我们的时候,入主国务院不久。那时,赵在北京一度是孤势无援。从此,赵紫阳在整个1980年代都高度重视年轻人。我记得,就在我们和赵紫阳见面不久,赵就带着翁永曦视察山东。後来,赵紫阳还带过其他年轻人陪他视场,似乎王小强次数多一些,还有华生、周其仁。赵紫阳带年轻人,在途中不断交谈。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赵紫阳的两个秘书,一个是人们熟知的鲍彤,还有一个是李湘鲁。李湘鲁是我们同代人。鲍彤和李湘鲁都是才思敏捷,他们不断地帮助赵紫阳发现新思想和新人才。

  陈:「六四」之後鲍彤不仅坐牢,而且至今没有真正获得自由。如何评价鲍彤的历史地位?

  朱:鲍彤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评论。在「六四」之前,鲍彤不仅是赵紫阳的秘书,而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共中央委员,是中央政治改革小组的负责人。我认为,真是的鲍彤首先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对改革充满激情,甚至不乏浪漫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有深刻批评精神的共产党员。毫无疑义,赵紫阳和鲍彤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是互动的。我本人非常喜欢鲍彤的才华和个性。鲍彤对青年人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1984年,第一届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在全国科协礼堂成立,鲍彤任会长,我担任第一副会长。我在「六四」之前最後一次见鲍彤在平安里厂桥的政改办。

  钱永祥(以下简称「钱」):是否可以说,在1980年代,你们这批年轻人可以在那麽短的时间了脱颖而出,根本原因是得益於赵紫阳,以及像鲍彤这样在赵紫阳身边的「近臣」?

  朱:首先,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赵紫阳和青年人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很可能是绝响。其次,还需要注意到历史大背景:1980年代改革全面开始,人才短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特别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有着强烈的「不拘一个降人才」的意识。为此,他们身体力行地破除血统论的影响,不再以家庭出身作为衡量干部和人才的主要标准。中国的改革是以否定阶级斗争理论为前提的。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家庭出身和血统论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排斥。我从来认为,这是不得了的进步,因为这是一种人的解放。,

  这种人的解放集中体现在年轻一代。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基本不再看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是否是共产党或共青团,只要有本事,就可以上大学和读研究生,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经济的,确实有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1984年9月,由青年一代的经济学者在浙江省召开了对中国改革历史有深远影响的莫干山会议,对经济改革和开放中的基本问题不仅做了战略思考,而且系统提出政策性建议,标志我们这代青年人正式走上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大舞台。後来,以青年人为主体,建立了「三所一会」,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三所一会」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地方,不乏平民和农家子弟。

  陈:你们就是赵的「小内阁」?

  朱:这不是事实,问题也不是这样简单。有这样原因:第一,共产党是有规矩的,没有哪个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小内阁」或者「影子内阁」幕僚,即使邓小平也没有可能;第二,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在体制内的经历,普遍对共产党政治缺乏认识,被共产党的官僚体制视为异类;第三,我们更关心的改革本身,充其量不过是赵紫阳改革的「智囊团」。如果没有後来的「六四」,如果在这些年轻人中有更多的走入官场,是否可以改变共产党的政治生态,是值得讨论的。

  钱:在那个时候,你们有竞争者吗?如果有,是什麽类型的竞争者?

  朱:当然有。只是当时的竞争者似乎比较隐蔽。为了说明这样的竞争者,我以翁永曦的命运为例。因为翁永曦的才能和政治的相对成熟,受到了包括杜润生、万里、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共同赏识。在1981年,在没有经过共产党体制内的科、处、司局级别的情况下,直接被任命为。前「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相当於副部级干部,这个任命还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这年翁永曦34岁,创造了共产党从来没有的先例。但是,从此之後,翁永曦不断外人不知的一股能量很大的力量的长期反对,他们最终说服了邓小平。在邓的干预下,翁永曦最终被撤职和开除党籍。期间,翁永曦还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担任第二书,为农民做了很对工作,成为那时着名的电视连续剧《新星》的原型。据我所知,反对翁永曦的是京城里的一些高干子弟。其实,翁永曦的父亲也是老革命,很早参加了新四军。

  我是这样看我们这代人,特别是京城里的「老三届」:广义的干部子弟,尤其是人们称之为的太子党,受父辈的耳濡目染,确实有较高的政治意识和接班情节;一般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对政治的意识薄弱。其实,翁永曦成为了干部子弟之间竞争的最早牺牲品。这是值得历史研究的事件,它不仅改变了翁永曦的人生轨迹,而且使得共产党失去了一个精彩的人物。可惜的很。

  陈:但是,你不是在1980年代也当过「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吗?那也是官?

  朱:那是阴差阳错。1984年前後,我因为关心中国能源问题,多次到河南了解中原油田问题。由此,结识了在河南省委书记处工作的王忠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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