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全球经济动荡,中国何以独善其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 次 更新时间:2012-11-08 14: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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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 (进入专栏)  

  

  发端于美国次贷与次债市场的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影响?这是我们十分关注的。

  金德尔伯格在其经典著作《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中指出:“继外部冲击、投机热潮和金融危机之后将爆发经济恐慌,随着经济恐慌而来的将是经济的大崩溃。” 10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半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正在面临七十年来最危险的经济危机。充分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巨大风险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唯有如此,各国政府才能协调一致、果断地采取有效的反危机政策。然而我们并不认为,世界经济会出现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崩溃或大萧条,因为今天各国政府都已掌握了对付大萧条的法宝——凯恩斯主义,并且正在以此为指引采取着史无前例的全球统一行动,对此我们仍然具有信心。

  本文将阐述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内部结构和制度背景;分析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可能付出的代价;并进而探讨缓解危机冲击的短期政策和促进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中长期战略举措。

  

  一、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的对外开放模式具有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普遍特征。笔者认为,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主要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开始成形的。有三个重大事件对这一发展模式的形成产生决定性作用。第一个事件是小平南巡讲话。小平南巡讲话确立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地方政府竞争性的利用外资与中央政府关于外资企业外销比例的要求促进了来料加工产业的发展。第二个事件是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1992-1993年国内的投资过热在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产能过剩。汇率并轨使人民币汇率从高估变得低估,从而成为出口的重要推动力,对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被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中断。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汇率大幅贬值,而我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因此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第三个事件是中国加入WTO。加入WTO使中国这种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产品向全球市场的出口有效地消化了当时已经存在的过剩产能,并使投资拉动型经济通过避免生产过剩型衰退而得到持续的高速增长。

  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

  第一,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战略的延续。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将农村剩余产品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加快后者的积累和发展。这种政策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农民的平均收入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工和城市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消费需求不足使刺激投资成为政府抗衰退的法宝);工业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导致工业化战略的刚性,后者又导致了中国工业的过度发展问题。以轻工业的服装为例,2006年这一年中国出口服装287.9亿件,扣除中国人口后全球人均近6件,中国服装的巨大产能及其强劲的扩张势头(在2004年出口服装177亿件的基础上增长了63%),已使全球市场难以消化。此外,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也十分明显,目前我国重化工业产出占工业产出比例已达70%,而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发展顶峰时期占比仅为65%。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刚性正在使我国制造业相对全球市场出现产能过剩!

  第二,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得以延续。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上的主要变革是实现了从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向政治中央集权和经济地方分权体制的转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型增长从中央政府一个积极性发展到省、地、县、乡各级地方政府成千上万个积极性,经济增长动力前所未有地高涨。

  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赶超冲动以及地方政府政绩上的竞争,导致民生抑制、市场分割以及产业同构化引起的产能过剩。开拓外部市场成为此种经济增长模式持续运行的必要前提条件。

  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在金融抑制(国内资本利用不足和低效率配置)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内部(消费)市场抑制的条件下形成的,其主要特点是:中央政策倾斜、地方政府主导、沿海地域倾向、从轻工到重化的制造业定位、市场与资源的外部依赖性不断强化。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高达65%,而同为大国的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仅为21.88%和23.78%。

  

  二、中国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巨大成就与可能的代价

  

  我国加入WTO正赶上世界经济强劲复苏。我国抓住机遇,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将本国的劳动和资本(高储蓄)优势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和资源优势进行了全球范围的有效组合,通过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受益者。我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1999年的2.55%增加到2007年的6.45%,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始终占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并排名全球第三。中国经济在2002-2007年间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加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8%。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巨大产能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得以消化,而资源的短缺又通过进口予以弥补;这样既避免了投资过热带来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避免了投资拉动导致产能过剩的衰退压力,从而摆脱了此前以大幅度震荡为主要特点的增长模式。人均GDP从1997年的760美元增加到目前近3000美元。国际学者认为中国过去1/4世纪的经济增长已超过了过去两百年所取得的成就。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动荡中不可能独善其身!它将因近年来过度膨胀的制造业产能和过度的对外依赖而承受外部的巨大冲击;并且也将因为国内经济结构矛盾的恶化而不得不进行修正。因此,在未来3-5年内,GDP增长速度下调2-3个百分点是完全正常的,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我们首先探讨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的直接冲击和深远影响。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正在从跨产品的市场信用危机向金融机构亏损、减记和破产的层面演变,并通过跨国金融投资渠道影响欧洲等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市场信心的崩溃或金融恐慌正在全球金融市场漫延。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发生影响。一是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危机国家居民的消费。目前美国标准普尔房地产综合指数已从2006年的最高点下跌20%左右,估计未来仍有10%的跌幅;美国股票指数已下跌40%左右。因此资产市场价格的下跌正通过财富效应减少美国居民的消费。第二个是通过信贷收缩机制影响消费和投资。金融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商业银行亏损,资本充足率要求会迫使商业银行减少信贷的发放,特别是对经济衰退的预期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普遍惜贷行为。信贷收缩加上消费需求减少将导致企业投资和生产的收缩,并进而引起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又将导致失业和国民收入的下降,再引起消费的削减。

  金融危机对欧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种影响将在2008年逐步显现并可能延续到2010年。其中,中国将首当其冲承受来自欧美国家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从亚洲国家进口原材料,加工制造后出口美国和欧洲。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都存在贸易逆差,对美国和欧盟存在巨大贸易顺差。中国经济某种意义上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抗震带,承受着美国和欧盟进口减少的直接冲击。

  这场扩散至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根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部结构矛盾,是世界经济不平衡难以为继和自我修正的表现。因此危机的爆发将会对经济全球化的长期演变趋势产生深远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促成了全球范围内在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亚洲国家以劳动力和资本的禀赋优势更多地承担了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中东、北美和俄罗斯则以资源优势更多地充当着大宗商品的供给者;而英美国家则凭借着技术、人才和市场经济制度方面的优越性享有着高端服务业的垄断地位,尤其是美国垄断着全球金融霸权地位。

  新型国际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导致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加深。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已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当前的60%。中国、日本、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美国和英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特别是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美国通过美元的发行即可获得国际购买力,这种特权使美国连续30余年出现贸易逆差,其占GDP的比率从1996年的2.4%增加到2006年的6.32%;而国内信贷占GDP的比例则从177%增加到了229%。境外资本和国内信贷资金流入金融市场在使美国政府和居民的债务规模快速积累的同时,也使美国居民的资产市值增加到73万亿美元(10年内增长92%)。财富效应助长着美国居民的负债消费(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10%下降到2007年的-1.5%,居民的债务则高达GDP的133%)。源自美国与日本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石油美元、亚洲顺差国官方储备回流美国市场,导致美国资产泡沫急剧膨胀和金融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厌食症”(本国无力消费其生产的产品)和巨额外汇储备投放美国市场就如卖方信贷一样支持着美国的资产与负债消费驱动型增长。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过度的负债-消费型增长和亚洲国家过度的储蓄-生产型增长互相依存的“危险平衡”已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调整是必需的,否则美元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就难以避免。

  事实上,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常常成为世界经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导致国家干预主义对主张自由放任的经典自由主义的替代。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也将使各国政府从放松金融管制的竞争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合作。特别是考虑到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和技术创新衰减等因素,发达国家步入长期萧条、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经济全球化出现退潮则可能成为后危机时期的趋势性特征。

  当前,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正面临两难境地:抗击金融危机和经济再度滑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加剧美元贬值;美元再度贬值,尤其是如果美元急剧而大幅度地贬值,就会加剧通货膨胀、提高名义和实际利率、加深金融危机和金融衰退。因此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即将选举产生的新政府,都可能采取以下政策:1、通过间接劝说、直接干预和国际合作稳定美元汇率,为国内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赢得操作空间;2、要求亚洲等贸易顺差国家货币升值,使美元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处在更低水平,并在未来2-3年内每年减少贸易逆差1340亿美元,将贸易逆差降到GDP3%的可维持状态;3、通过瘦身金融业,扩张制造业来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相对平衡。

  考虑到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30%左右的市场份额,美国国际收支调整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每年减少4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2007年出口总额的3.3%。根据国内学者姚枝仲和李众敏关于出口增长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将引起GDP增长率下降0.6个百分点的测算结果,美国经济调整将导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降1.98点。考虑到目前欧洲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已被卷入金融危机并出现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受到的综合负面影响显然要比这一测算的数字要大。

  中国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另一代价是国内结构矛盾的进一步恶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国内消费长期受到抑制。加入WTO后,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已从2000年的47%下降到2007年的35%(美国和印度等国的消费比例都在70%以上),国际经济学家称中国得了“经济厌食症”,笔者在90年代后期所作分析中称中国得了“经济早老症”,即在人均收入极低时就因消费需求不足而出现了低水平生产过剩。中国经济这种内在的“厌食症”或“早老症”,已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动荡的环境中显得十分脆弱。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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