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峰:中国没有必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12-11-08 09: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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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期多次表示,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的弊端凸显,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什么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呢?吴敬琏认为:“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根本的原因,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起,中国就从苏联承袭了斯大林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这些矛盾包括: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1.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已经远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吴研究员把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归为苏联式的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有欠公允。更何况苏联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在苏联的帮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施,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带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后来计划经济的优势逐步丧失,中国经济走了不少弯路,但是全盘否定计划经济曾对中国工业化初期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是非常不理智的。

  计划经济也曾把俄国这个欧洲落后的农业国一举提升到苏联,一个可以和美国比肩的世界级超级大国,这种发展模式是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得不探讨和交待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苏联失败了灭亡了,但是人类社会应该从中学到些什么,而不是像西方一样把它有过的一切都彻底否定,妖魔化,然后再用代表失败的苏联模式作为符号武器攻击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

  按理讲,中国从1953年就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那么既然如此,中国经济应该是一团糟,工业化止步不前才对,为什么中国经济和社会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和中国同时起步,社会形态相似的印度?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赶上超过原来的老大哥,从原苏联解体后形成的那些新兴民主国家,以及其它老牌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等等,部分指标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的确存在吴研究员提到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这些现象,问题是自由市场经济就可以避免“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吗?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西方国家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轮的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周期性膨胀,收缩,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更是经历过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过程;他们消耗浪费了大量人类共有的资源导致气候变暖,如果说资源枯竭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负更多的责任,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近1/4地球的资源;至于贫富分化西方并不比中国好,美国1%的富人拥有99%的财富,那些造成全球经济危机的华尔街的CEO们,他们的年薪加辞退金高达几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这种合法不合理的腐败才是把美国穷人逼上“占领华尔街”抗议浪潮原因。

  

  2. 世界上很难找到“靠效率提高驱动增长”比中国更成功的范例。

  

  一方面,吴敬琏承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另一方面始终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两方面似乎自相矛盾。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很高,发达国家技术积累和人员素质都比中国高;不全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比中国低的国家有的是;不是因为中国靠近市场,墨西哥更靠近北美市场,东欧国家更靠近欧洲市场;而是效率问题,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越看重的效率。像IPhone这样的高利润产品,在美国生产和在中国生产对公司盈利影响并不太大,苹果公司声称选在中国生产的关键因素是效率。当公司临时需要改换产品设计的时候,中国工人可以招之即来,不分昼夜的赶工,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大部分电子产品在东莞,昆山转一圈所有备件都可以找齐,这样的产业链是别的地方很难具备的;更不用说中国政府用短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把中国的基础设施打造的与发达国家不分伯仲。以上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并没有制约了中国效率,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3. 中国经济技术进步步伐大大超过世界水平。

  

  吴敬琏关于“由于政府具有主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导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述也与事实不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玩具,服装等低端产品做起,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领域,并且已经有不少高端产品开始挤进竞争激烈的市场,像最近被美国政府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华为,中兴,三一重工进入美国市场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赶上并超越美国同类企业,把他们拒绝在美国国门之外是美国政府害怕公平竞争的一种市场保护行为。

  80年代青年以拥有一台进口四喇叭收录机,蛤蟆镜作为时髦的象征,时过境迁,如今中国高铁已经开始超越日本新干线;国际空间站是美国主导的空间俱乐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可以参加,却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用了二十年时间搞出自己的载人空间站;96年台海危机,美国派航母逼近台湾威慑中国,那时中国的确没有什么好的退敌之策,十几年后的今天,台海一旦再爆发类似的危机,一千公里之内美国航母都不敢靠近;从自主知识产权的歼10,歼11猎装;2007年1月11日首次成功击毁了自己的一颗卫星,标志中国的太空武器成熟;到航母杀手东风21;再到世界上只有美中两国同时试飞两个型号的五代隐形战斗机歼20和歼31,不难看出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80年代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一家也没有,2012年超过日本的68家,中国有79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不仅在电信、保险、炼油等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中数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机械、海运、工程建筑、计算机等产业实现了新的突破。中国企业规模迅速壮大,与美欧日之间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在世界500强的营业收入规模上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第二大国家,仅次于美国。

  胡鞍钢的《国企改革,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例举了中国国企进步的详细数据。1996年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仅为0.8%,2012年这个比重上升至14.8%,1996年中国大陆世界500强企业仅占全部世界500强利润总额的0.3%,201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8%,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十几年巨变,从曾经降到低谷,然后艰难复苏,集体崛起,并迅速占领国际舞台。实力越来越强,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国有企业群体,必将成为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梁”。

  中国企业开始和列强比肩,谁最不高兴?谁要把暂露头角的中国企业私有化,好为跨国公司渗入,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铺路?世界银行《中国2030》要求中国进一步大规模私有化国企,否则会面临经济危机;要求中国开放资本项目,让热钱自由出入;要求中国的发展模式“战略”和“根本性的改变”。

  

  4.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共识

  

  美国始终把持着世界银行的领导和决策权,世行行长大多数都是由美国政府核心高官退下来所担任,世行代表谁的利益不是一目了然吗?在美国战略东移全面围堵中国的今天,当美国政府提防中国防到了以“可能威胁到美国安全”莫须有的罪名为由,拒绝华为,中兴,三一重工中国民营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中国不仅许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对充满敌意的美企毫不设防,甚至事关国家命脉的财政金融和国务院改革的政策制定也敞开大门,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竟然和世界银行坐在一起给中国改革“顶端设计”,这无异于请黄鼠狼给鸡来看病。

  中国从来就不缺改革的共识而是改革的行动。江泽民,胡锦涛的最大功劳就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没有乱了阵脚,坚持事实证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不动摇,朱镕基的卓越贡献在于在这个框架下积极推动各项改革,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今天“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不是因为这个基本框架出现了体制下障碍,恰恰是因为过去的十年基本没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造成的。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房价和物价,2007年重点城市房价涨到3倍的时候政府就应该高度警惕市场的投机行为严格控制房价,然而,政府的无所作为等于变相鼓励人们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心态,毒害了正常经商环境,以至于各行各业正业不顾,大家都来炒房。后期政府虽然多次表态控制房价,而重点地区房价却越控越高,像脱缰的野马几年时间涨到原价的十倍以上,涨到人民忍无可忍,民怨沸腾。

  房价升高迅速加大了贫富差距,本来小富者通过炒房短期内变成百万、千万富翁,并且可以通过房租不劳而获越来越富;而穷人还需要花钱去租房,随着房价越高,房租也越高,穷人的负担就越重,穷者越穷,这是制度性障碍吗?显然这更多的是行政失误。如果房价涨到两三倍的时候是朱镕基在当总理,他一定不会再坐视房价飞涨,“一拍桌子瞪眼睛”铁腕一挥就把房价稳住。其实如果要均贫富就因该刺破房地产泡沫,恢复房地产的本来价值,大大减少贫富差距。

  当社会不断出现孔雀绿,地沟油,三氯氰胺,问题胶囊等不法商人坑害人民健康事件的时候,政府处理不当造成民事或刑事问题,小病拖大,积累民怨,集中爆发,上升到严重的社会问题。

  原本不法商贩为牟取暴利发明的“地沟油”最早报道的文章源于2003年,如果政府及时处理,这顶多就是个商业丑闻,处理得当会给业界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有利于规范商业行为。然而政府的不作为,等于鼓励投机取巧,很快由个别行为发展成危害全民健康的行业通病,成为奶制品行业危机以来的又一个行业性重创。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地沟油产业链,从03年开始拖到人民愤怒到了极点,政府才“于2011年采取重大措施首次全环节破获了一起特大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系列案件”,迟至2012年才进入司法程序,人们不禁要问是商业道德滑坡,还是政府执政能力大滑坡,是体制障碍还是行政障碍。

  中国历来有市长菜篮子,省长米袋子,猪肉预警机制,然而去年在猪肉带领下物价涨翻了天,不知是预警机制形同虚设,还是前人立下的规矩“人亡政息”。中国那么多外汇储备,买些肉来平抑物价的钱不会没有,非要等物价涨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才舍得下狠手,难道平抑猪肉价格也要等政治改革以后才能进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仔细分析,中国本无大的社会矛盾,但是,倒像是背后有一只手在操控着这些本来不大,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小病拖成大病,一个小小的漩涡硬是给搅和成伤害国本的滔天巨浪,到了某些势力所期待的“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不扳倒体制性障碍不罢休的地步。回顾过去几年发生的朗朗上口的重大社会危机:苏丹红,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问题胶囊哪一个不是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拖了多年一旦爆发都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冲击。

  

  5. 中国发展道路不能再照搬别人的模式,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国务院的高级智囊,吴敬琏版本的全面改革顶端设计是什么呢?在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一书中,吴敬琏就反复提出,中国应当走向体现“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政治体制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实施宪政三项基本内容。“我们期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建立新的改革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扎实的研究工作,尽快制定出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快全面改革的进程”。

  当年邓小平为什么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不能指导中国的现实,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已经彻底丧失创造知识的能力,顶多只会翻译别人的理论,争论马克思更科学还是凯恩斯更实用,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拿不出有任何指导意义的理论和知识,只会挑毛病这个不符合亚当斯密,那个违背了凯恩斯学说,除了添乱,对改革毫无助益。中国的改革实践摸着石头走总比照着世界银行指的道路,像苏联一样一头栽到沟里再也爬不出来强多了。

  中国的改革呼唤中国的理论思想体系。在现代化崛起的路上,中国知识阶层应该重新找回民族自信心,在积极学习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合理部分,吸取西方发展模式科学理念,和认真总结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以中华文化做为主体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实践,自主创新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开辟一条以中华文明为特征的人类社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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