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向"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致敬----答陈佳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0 次 更新时间:2012-11-06 2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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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 (进入专栏)  

  

  冯象先生的新著《政法笔记》今年一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上海青年作家陈佳勇先生就此采访了冯先生,以下是采访全文:

  

  现在有个时髦的讲法叫做"复合型人才"。打个比方,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倘若既能做研究,又能写小说,便很了不起了。您觉得自己是否也是"复合型"?作为哈佛大学的中古文学博士,又拿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现在从事的是法律工作。换言之,乔叟和宪政,哪个更让您觉得有意义?

  

  当然是乔叟(十四世纪英国诗人)。宪政怎么会让人觉得有意义?那是政治,有人赢就必定有人输的游戏。即使对我们吃政治饭的朋友而言,宪政也不可能是生活意义的所在;政治家吃的玩的想的斗的离不开两个字:权力。就是那个常言说的"必然导致腐败"的东西。所以我在书里花了些篇幅讨论腐败问题:为什么腐败行为在很多场合可以畅行无阻,在政法实践和与之配合的媒体宣传上能够享有道德中性,亦即合法权利的同等待遇。至于"复合型人才",最早大概是干部政策(为提干方便)的一个口号吧。后来学位文凭到处贱卖,就不希罕了,批发给老百姓用了。作为大学的政策,中文系的教授不能鼓励他作小说,那是不务正业,而且他多半写不好。当然,教写作的老师除外。还有就是浙江大学的金庸先生除外。

  

  您说过"神童不学法",意思是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您最早是选择了文学,而现在则选择了法律,是否因为年龄的缘故使得您对世界的看法有了转变?

  

  文学和法律的异同,我在彭伦先生的采访中谈过(《深圳商报》2003.12.6)。法律工作的确仰赖社会经验。例如律师办案子,调查取证,与客户、法官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是经验活。你要是神童就惨了,娃娃脸,在社会上闯荡,人家要欺负。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这阵子正是法学院学生找工作参加面试的季节,学院有专门的辅导,教他怎样穿着打扮回答问题,要他显得练达能干,讨雇主的欢心。国内的法官代表团来访,同美国法官交流,也有类似的体会:说美国法官学历未见得高,年轻化则远不及中国。 《政法笔记》里的文章不少发表于《读书》杂志,有一篇见于《万象》杂志。您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个人的志趣是否决定了您所选择的话题?譬如鲁迅肖像权问题、孔子是否享有名誉权等。是通过生活中的诸多琐事,来讲述法律的大义吗?

  

  我的业务专长是知识产权,所以这方面写了几篇,包括《沙家浜》著作权和鲁迅的"肖像权"问题。法律现在是"显学",调子唱得很高,借口法律可以议论各种问题。但我觉得现代(西方式)法治移植中国的一些前提和假设,需要讨论一下,就写了这一系列。对象是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题目则大多在哈佛讲过,围绕案例展开,着眼点与国内的主流视角有所不同。不,这本书不是关于"法律的大义"的;毋宁说,是对形形色色"大义"的根基的批判。

  

  相对于您先前的几部著作,《木腿正义》、《玻璃岛》等,这本《政法笔记》对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跟普通读者讨论法律问题,算一次尝试吧。另一方面,如本书弁言所说,也是为了继续前人的事业。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追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文章,讲他在河南兰考插队时,和一群发奋读书的高中生(称作"六八年人")一起辩论问题探求真知的情形。我读了非常感动。我是六八届初中生,有份卷入文革的"老三届"里最年幼的一届。我的思想启蒙也始于那个大动荡的年代,最初也是以我的兄长,那些勇于挑战和思索、组成"民间思想村落"的高中生为楷模的。尽管"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由于各种原因,早已成了学勤兄惋惜的"失踪者",我想作为"幸存者",我有义务在接过他们的思想火种之后,发扬光大他们不朽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政法笔记》可以说是对那一代思想者的致敬。

  

  您在书中一篇文章《法学院往何处去》中说?"当前法律教育面临的最大威胁是MBA化"。那么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法律工作者和商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他们对社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很不幸,事实上区别越来越小了,虽然在本本上,法律人要受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不能公开推卸自己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的责任。其中的道理,我在《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等文章里讨论了。至于法律教育的问题,根子在大学;大学无自治,抵挡不了主管部门、校内外权势和钻营者的腐败。这些年来,先把大学办成机关,再"改革"成公司,滥发文凭、盲目合并、占用耕地、招引洋野鸡大学合作坑人,乱得跟保健品市场差不多。完全忘记了公立教育和学术的宗旨。难怪中纪委最近的十省区市问卷调查结果,学校已经和建设工程、司法机关、医院等一样,成了公众心目中的"五大腐败领域"(新华网2004.1.26报道)。

  

  我自己每次回北大讲学,看到母校的衰落,都很痛心。北大相当一部分的光荣,是借自老清华的。老清华是先父与先母的母校。所以到清华授课,物换星移,也深为叹息。清华园有观堂(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观堂先生是我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的恩师,也是我外婆家的亲戚。因此在感情上,清华园和未名湖一样,多有凭吊之处。可是面对陈寅恪先生撰的纪念碑碑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实在为今日的大学惭愧。

  

  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您希望读者从书中读出些什么呢?您会像小说家那样,仅仅追求表达的酣畅吗?还是希望略微带点"普法教育"的作用?

  

  读者怎么读,作者没法管,也不该管。一管就傻,连自称"表达的酣畅"也没人信了。但"普法教育"不是学者的工作,是现阶段政法策略的一项宣传部署。学者的任务,便是揭示这一部署背后的东西。

  

  听说您正在重新翻译《圣经》,不知现在进展如何?这肯定会有助于我们从源头出发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但这种对于西方经典的关注,对于当下,是最需要最迫切的吗?您会在意这种怀疑吗?抑或,您如何应对这样的怀疑? 译注每个周末做一点,正在完成第一卷《摩西五经》(希伯来语《圣经》的开头五篇)。《圣经》的经典性不仅在它的源头位置,它的宗教与符号意义,还在它对现实世界的支配性影响。随着中国的开放,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易和竞争,奉《圣经》为经典的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冲击,就很难避免了。因为这部书同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核心理念、道德信仰、法律原则和文化价值的渊源。不好好了解学习把握这些东西,中国就进入不了"现代"。这跟孔夫子、毛主席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是差不多的。读不读他们,都得受他们的影响,你没处躲。而《政法笔记》所做的,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社会控制方式----法治----的追究与批判。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原载《新闻晨报》20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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